一年来若干学术问题讨论综述·历史学 '联盟 编辑。关于“大分流”与中西 比较 研究 \\xa0 \\xa0\\xa0\\xa0\\xa0对18世纪的 中国 进行重新评价，是近年来欧美汉学界研究的 问题 。西方学者对18世纪中国评价的分歧有两种观点 影响 最大：一种观点以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中国史专家彭慕兰为代表，他认为在18世纪以前，东西方处在同样的发展水平上，西方不仅没有任何明显的内生优势，而且在许多方面要落后于中国；18世纪末19世纪初，东西方之间才开始“大分流”，此后差距越来越大，主要原因是美洲新大陆的开发使土地的制约解除和英国煤矿优越的地理位置使蒸气为动力的大规模使用成为可能，而中国不仅没有类似发现新大陆这个“意外之财”，且中国煤矿也处在一个非常不利的位置(离核心区江南太远，运输成本昂贵)。另一种观点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史专家黄宗智为代表，他专门撰写题为(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的长篇学术书评回击彭慕兰书中提出的观点，提出了著名的“内卷化”(“过密化”)概念，认为明清时期的中国(以江南最为典型)由于人口压力而导致资源紧张，只能依靠不断地增加生产要素来提高产量，导致劳动密集化、劳动边际报酬递减、劳动生产率下降；但内卷并不意味着单位土地绝对产出的减少，拥有一定土地的农产可以通过采用内卷的运作方式来提高总产量，由此而得出了“没有发展的增长”的著名论断。彭、黄等人都在努力摆脱“西方中心论”的影响方面作出了可贵的努力，因而他们的观点在中国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得到了众多学者的呼应。特别是彭慕兰撰著的《大分流》中文译本于2003年出版后，在中国学术界又引起了热烈讨论． \\xa0\\xa0\\xa0\\xa0一种意见认为，“大分流”之所以会引起如此大的反响，是因为它以独特的视角加入了一场有关中西 发展道路的大讨论，大胆颠覆了西方经济史研究中的“欧洲中心主义趋向”，指出直到1800年，世界经济的中心并不像许多西方学者所想象的那样仅仅只在西欧，如《国家的财富与贫困》的作者戴维·兰德斯就认为西欧早在 工业 革命出现以前的好几个世纪就已经具备许多超乎世界其他地区的优势。彭慕兰教授通过对东亚的中国，尤其是江南地区的 自然 、生产状况和人口条件的详细 分析 之后得出的基本结论就是，工业革命之前的欧洲并不比亚洲具备更多的 现代 化优势，只是由于在欧洲核心区，煤的大量开采和海外殖民地的拓展等极其偶然的因素才将西欧的发展推上了与中国不同的道路。《大分流》作为一本以破为主的重估 历史 之作，它不仅强调全球性的关联和大跨度的比较。而且也一反比较经济史著作的惯常设问方式，不是质疑为何中国的江南没有如英格兰那样来一场工业革命，而是追问为什么英格兰没有发展成为中国的江南?同时，《大分流》一书旁征博引，视野开阔，大量运用了法国新史学，尤其是年鉴史学派的创意，将长时段的视角以及计量史学的 方法 引入到中西经济史的比较研究中，为读者展开了一幅崭新的近代经济发展的图景，同时也为人们重新认识当时的中国与欧洲提供了全新视角。 \\xa0\\xa0\\xa0\\xa0另一种意见认为，《大分流》一书轻视关于具体生活和生产状况的知识，偏重 理论 和书面数字，以致在论证过程中出现了不少 性错误。彭慕兰没有认真对待近20年来西方研究18世纪英国的主要学术成就，即对 革命、原始工业化、城镇发展、人口行为转型以及消费变迁五大变化的证实，把英格兰这些革命性的变化尽量写成是内卷型(即劳动边际报酬递减)的演变，同时又把长江三角洲经历的人口对土地的压力描述为发展型(即劳动边际报酬剧增)的变化，结果抹杀了两者之间的差异，也就是尽量贬低英格兰的发展，而尽量提高江南的发展。其实，英国的工业革命起源于上列五大趋势及其与英国煤矿业特早发展的偶合，而18世纪的长江三角洲则不具备其中
任何一个条件。 \\xa0\\xa0\\xa0\\xa0还有学者认为，《大分流》的研究风格，不同于我们“ 经济学”色彩浓厚的“ 经济史”，呈现出的是经济史的“经济学化”，且有某种去“社会 科学 化”的隐喻。彭慕兰关于经济史应该循着经济自身的发展脉络，尊重经济发展自主性的思路，值得重视。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既有《大分流)说的理论过剩的问题，但也有理论不足和理论偏颇的问题。我们没有必要割断重视制度分析的百年学术传统，仍应 数千年中国独特发展的经验材料，特别是百年以来，直至今日正在深入的经济改革 。同时，与其把彭慕兰等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看作是一种知识革命(“范式革命”)，毋宁如实地坦认，它是西方品牌的“更新换代”．以《大分流》而言，用以解析的概念和方法，无一不是西方经济学用得烂熟的那一套，例如人均国民总产出、人均国民总收入、劳动日平均产出与日工资的平均收益比，对货币的崇拜、对GDP和市场率的崇拜，直至对人口增长的恐惧等等。流露出的仍然是旁观者或审美者的优越心态，这些都是从属于欧洲中心主义生产出来的知识体系．很多人都疏忽了一点：彭慕兰不仅是“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半截子“革命家”，而且还是个“假革命家”。其一，他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时限只断到18世纪，19世纪后的中国依然是“欧洲中心主义”标准下停滞不前的“落后者”；其二，19世纪的中国，据说才是亚当·斯密式道地的“过密化经济”典型。因此他与黄宗智的争论，只是在时段的选定上，而从来没有放弃斯密公式和“过密化”是分析中国经济运行状态的铁定“范式”。从对19世纪后中国世界地位的评价方法和结论来说，彭慕兰仍然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彻底坚持者。同时，彭慕兰的书再明显不过的弱点，也是致命的软肋，就是完全排斥制度分析的重要。无论是对西欧、还是对中国，坚持的是纯经济学的分析，大量使用计量分析的手段(尽管对中国，那种计量分析的数据大成问题)，却把经济内外环境的制度背景视之为可有可无的“因素”，声称它们并非是必要的条件。实际上仍然深深地陷在“中国—西方”二元对立的认识泥潭里，不过是换了一种形式——烧饼从烤焦的一面转到了芝麻喷香的一面，而美食家审味的尺度，仍然是把中国烧饼与西方面包相比。这种认识角度的转变之所以受到欢迎，不能否认是“与西方接轨”的 需求在起作用。 \\xa0\\xa0\\xa0\\xa0再有一种意见认为，“西方中心论”、明清中国“停滞论”等论点是应当受到质疑和批判的，因为这样的观点偏于狭隘，缺乏一种全球化和比较研究的视野。然而，清除“西方中心论”的观念决非易事：一因现今西方经济 的强势地位客观上使其处于全球化的中心，而发展中国家处于边缘地位；二因“西方中心论”的观念源远流长，自亚当·斯密、马尔萨斯、黑格尔，直到马克斯·韦伯等等，无不是建立在“西方中心论”基础上的理论体系。 目前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国际影响的增大，使越来越多的人对西方中心主义的传统观点产生了质疑；更有甚者，有学者反过来以“中国中心论”的论点来探讨中西之间的差异。显而易见，无论是“西方中心论”还是“中国中心论”，都失之偏颇。 也有学者在对黄宗智、彭慕兰等人的观点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和比较后则认为，其一，黄宗智的观点不能完全赞成，因为他对中国明清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估计过低，与正确的判断有差距；但他有关“内卷化”的论述，则对明清时期的中国有相当的解释力，即使在今天中国广大的 农村 地区，这种“内卷化”的情形仍不难观察到．其二，彭慕兰的观点在学术界得到了广泛的共鸣，好评如潮。的确，彭慕兰对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估计是很有说服力的，对18世纪中国江南与英袼兰的比较更是让人信服，然而他对英格兰突破“瓶颈”走向现代化而中国却没有做到所作的解释，即把英国的成功完全归结于新大陆的发现和煤矿的优越位置，似乎难以令人信服。 \\xa0
\\xa0\\xa0\\xa0\\xa0主要 参考 文章： ①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江苏人民出版杜2003年出版； ②黄宗智：《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评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 ③彭慕兰：《世界经济史中的近世江南：比较与综合观察》，《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 ④仲伟民：《学术界对前近代中国研究的分歧——以彭慕兰、黄宗智的观点为中心》，《河北学刊》2004年第2期； ⑤王家范：《“西学东渐”还是“西学东变”——彭慕兰<大分流》打破“欧洲中心主义”了吗》，《文汇报》2004年5月16日； ⑥王家范：《中国社会经济史面临的挑战——回应<大分流>的“问题意识”》，《史林》200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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