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家庭经济困难程度测评方案》实践研究
作者：刘忠义，苏宏元
来源：《当代教育论坛》 2016年第5期
［摘 要］ 贫困生认定是学生资助工作的“牛鼻子”，也是精准资助的难点，贫困生的认定实际上是贫困家庭的认定。因此，亟待建立一套信息采集便捷、衡量标准科学、程序规范得当、区分功能明显的《学生家庭经济困难程度测评方案》。研制测评方案应遵循资助与育人相结合、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学校家庭社会相结合、集中采信与动态采信相结合的原则。经过几年的研究，课题组形成了由14项指标、53条标准、“6段14步”操作体系构成的测评方案。该方案具有较好的信度、效度和满意度。在资助比例设定为15%的情况下，其总命中率在94%以上，参与测评的全体学生对测评程序、指标与权重、测评结果的满意度在90%左右。《学生家庭经济困难程度测评方案》的应用，要注意制度配套、教育跟进和操作的精细化。
［关键词］ 学生资助；家庭经济困难程度；测评方案；1453指标体系；“6段14步”操作体系
［作者简介］ 刘忠义，常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级教师，湖南科技大学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教育管理、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专业发展（常德 415000）;苏宏元，常德市教育局副局长。研究方向：教育管理（常德 415000）
一、研制《学生家庭经济
困难程度测评方案》的必要性
贫困生认定是学生资助工作的“牛鼻子”，也是国家精准资助的难点。精准扶贫，首先是“对象要精准，真正使贫困家庭的孩子享受扶持政策，各种优惠政策、扶持政策做到精准到户、精准到人”[1]。自1993年起，中央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学生资助政策，2007年5月13日颁布《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意见》，2007年7月教育部和财政部发布《关于认真做好高等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指导意见》，2011年9月财政部和教育部发布《关于建立学前教育资助制度的意见》。这些文件的出台，标志着国家已基本建立贫困生资助政策体系。但是，官方对贫困生认定停留在贫困生是指“学生本人及其家庭所能筹集到的资金，难以支付其在校学习期间的学习和生活基本费用的学生”[2]的定性描述上，没有出台相应的贫困生认定细则或测评方案。特别是国内对中学贫困生的量化测评研究极少，准确认定的难度很大，亟待进行研究。
目前，我国普遍采用的贫困生认定方式主要是生源地认定和学校认定两种[3]。生源地认定是由学生户口所在地基层组织和政府部门确认，这种认定方式往往因为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认定贫困的标准不一带来很大的误差，顾及情面提供虚假证明的现象也屡见不鲜。学校认定现在基本上演变为“学生说——教师定——学校批”的做法，“说”的真实性无法保证，“定”和“批”又无据可依，致使出现“先来后到，轮流享受”、“去高留低，平均享受”、“投票选举、公平享受”、“领导微调、特殊享受”[4]的做法时有发生，影响了资助工作的“公正、公平、公开”，以形式上的平等掩盖了事实上的不平等。
学生就学期间的经济来源是家庭，贫困生的认定实际上是贫困家庭的认定。因此，亟待建立一套信息采集便捷、衡量标准科学、程序规范得当、区分功能明显的《学生家庭经济困难
程度测评方案》。本研究定位为高中阶段《学生家庭经济困难程度测评方案》的研制，以后向两端延伸，最终形成学生家庭经济困难程度的测评体系。
二、研制《学生家庭经济困难
程度测评方案》的基本原则
（一）资助与育人相结合
资助工作的最终目的是育人。资助育人像“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一样，是教育的重要途径。首先，测评方案的指标体系和权重设计要科学合理，能真正把贫困学生测评出来，体现资助的精准。其次，测评方案的实施办法要科学合理，体现公平正义，具有教育性。实施办法要有利于对学生进行诚信教育、励志教育、感恩教育，提高学生的自我教育能力。实施办法要有利于防止测评工作引发的负面效应，如公平正义原则的失守、学生索取欲望的膨胀、造假行为的增加、学生隐私的侵犯、自卑感的产生、心理伤害的出现、师生矛盾的引发等。
（二）定量与定性相结合
首先，学生家庭经济困难程度的认定要实行定量测评，这有利于区分困难程度，对学生的困难程度进行排队，有利于操作的公开、公正、透明，减少评定的模糊性和人情因素。
其次，也要结合定性评定。因为学生的自我评定不可避免地存在不准确性和不客观性，加上家庭收入尚不透明，测评指标和标准对特殊情况的考量实难周全，因此，还应要求学生提交原始证明材料，如户口本、低保证、残疾证、重大疾病诊断证明等。学校还要广泛听取班主任和同班同学的意见，组织抽样调查，对受助入围学生的家庭经济困难情况进行实地走访调查，对学生测评分数和调查结果进行不少于5天的公示。学校要在上级下达的资助指标中划出一定比例的指标作为备选对象，为定性评定留有操作空间。
（三）学校、家庭、社会相结合
学校是实施主体，家庭是测评对象，社会（区）是不可或缺的参与者。虽然，我国尚不具备完整的社会征信系统，但是政府有关部门、社区基层组织、有关社会团体的一些认定结果是可以也应该作为相关证明予以采信的，特别是社区及其基层组织由于地缘关系，他们对辖区内学生家庭的经济状况比较了解，提供的情况应该有一定的说服力。
随着社会治理进程的加速发展，公民诚信水平的提升，家庭经济状况及人口信息系统的系统录入，社会征信体系的进一步完善，贫困家庭、贫困学生的认定所必需的信息获得途径将更加便捷，更多的、可信度更高的相关信息将可以共享。
（四）集中采信与动态采信相结合
学生资助工作往往是一年集中进行一次，一般是新生到校不久即进行此项工作，此时，获得的信息越多，掌握的情况就越准，应加强这种集中采信。“学校要建立有效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信息库”[5]，但是，入学集中采信基本上依靠学生自己提供，难免有不客观的因素。而家庭困难程度是变动不居的，“经济困难生是一个动态的概念”[6]。基于规避弄虚作假所进行的核查也会使信息的采集打上动态的烙印。所以测评方案应体现集中采信与动态采信相结合的特质。
三、《学生家庭经济困难程度
测评方案》的指标和权重体系
（一）国内相关研究的分析与借鉴
1.国内相关研究分析
国内贫困生认定指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高校。陶红丽、郭钟琪在《高职院校贫困生认定工作的精致化模式研究》[7]，杨睛在《高校贫困生认定的路径》[8]，何倩在《基于层次分析法对高校贫困生认定指标体系的研究》[9]，于超美、叶威惠、郑培晨在《基于量化评估的贫困生认定体系探索——以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为例》[10]，赵炳起在《高校贫困生认定机制——优化与重构》[11]分别提出了高校贫困学生测评模型，并各自提出了一些关注指标，如下表1。
表1 国内几种影响较大的贫困生测评模型指标比较
我们认为，表1中一些指标的确能直接地反映一个家庭的经济状况，但目前不好采信，如“家庭资产”、“家庭负债”、“家庭收入”、“家庭支出”、“社会资助”等。有一些指标对高校而言可能是必须的观测点，但并不适用于对中学生的测评，如“学习费用来源”、
“家庭住地最低生活保障金”、“学校所在地最低生活保障金”、“学习类型”、“专业”等。从实际情况来看，有一些指标的设立没有普遍的意义，如“家庭亲戚经济状况”、“有无特殊性产业”等。有些指标跟家庭经济状况没有必然联系，如“学生学习情况”、“学生表现情况”等。而有一些可能是应该关注而关注得不够的，如房屋情况、政策性优抚等。
2.指标体系与权重的初步建构
2014年10月，参考国内高校的研究成果，结合常德市2011年以来在中学生家庭经济困难程度量化测评方面取得的研究成果，在征求学校负责人、资助专干、班主任的意见的基础上，构建了中学生家庭经济困难程度测评的一、二级指标体系和权重，编制了《学生家庭经济困难程度测评调查表》，并在全市部分中学试测。其一级指标和权重如下：
父亲职业（5分）、母亲职业（5分）、父亲劳动能力（10分）、母亲劳动能力（10分）、家庭其他成员劳动能力（4分）、房屋情况（6分）、医疗支出（10分）、家庭受灾（10分）、家庭变故（10分）、教育支出（6分）、家庭人口（4分）、学生消费状况（10分）、政策性优抚（10分）。
（二）实证研究与专家评定
1.指标体系与权重的调研和修订
2014年底至2015年上半年，课题组首先到石门县、澧县实地走访座谈，召开座谈会5
场，走访相关人员30余人，系统听取他们对测评调查表的修改意见。并走访卫生、残联、民政、扶贫办等相关政府部门和社会机构，征询意见。然后课题组运用头脑风暴法，集体讨论15次，根据试测和各方意见，修订了测评的一、二级指标体系和权重，完善了测评的操作体系。其一级指标和权重如下：
父亲职业（4分）、母亲职业（4分）、父亲劳动能力（8分）、母亲劳动能力（8分）、家庭其他成员劳动能力（4分）、家庭驻地（2分）、房屋情况（6分）、医疗支出（12分）、家庭受灾（10分）、家庭变故（10分）、就学人口（6分）、学生消费状况(4分)、学生健康状况(4分)、政策性优抚（18分）。
《学生家庭经济困难程度测评方案》实践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