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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劳动报酬份额变动的宏观影响因素分析
袁国敏1
（南京财经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46）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劳动者报酬在GDP中的比重下降明显。大多数国家的劳动报酬份额也呈下降趋势，但与国外相比，我国的劳动份额明显偏低。其原因既有国际特征的一般性，也有中国问题的特殊性。本文建立长期动态模型对中国劳动份额变动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失业压力是导致中国劳动份额下降的最重要因素。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需要政府、企业和劳动者共同努力，其中最主要的是发挥政府的作用。
关键词：劳动份额；影响因素；动态模型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1YJA840028）；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
一、引言
在20世纪，劳动份额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被认为是“伟大的常态性质之一”，劳动报酬份额在长期内是保持不变的。各生产要素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比例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较强的稳定性，被Kaldor视为经济增长的“典型事实”（stylized facts）之一。然而最近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包括日本、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挪威等，劳动份额呈长期下降状态。1980-2007年期间，经合组织24个国家中有17个国家出现工资份额的下降，并且工资份额保持稳定或降低的国家所占的比例一直高于呈现上升趋势的国家所占的比例[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1979-1989年呈上升趋势，从1978年的49.7%上升到1989年的58.1%，提高了8.4个百分点；1990-2007年整体看呈下降趋势，从1990年的53.4%降低到2007年的39.7%，降低13.7个百分点；与1989年相比则下降18.4个百分点。分时间段看，1990-1992年呈下降趋势，下降3.4个百分点；1992-1996年呈上升趋势，上升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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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百分点；1996-2007年呈下降趋势，下降13.7个百分点。近年来我国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逐渐降低，引起了各方面的高度重视。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2]。随后2008、2009、2010和2011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都把调整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作为政府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进步的重要举措。因而借鉴国际经验，研究我国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变动状况，提出增加劳动份额的对策，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从全球化和长期趋势的宏观角度，分析影响我国劳动报酬份额的因素。本文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第三部分是对我国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变动状况进行描述，第四部分是根据宏观经济模型对我国劳动份额变动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第五部分为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收稿日期：2011-09-19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中国民生保障评估与对策研究”（11YJA840028）；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袁国敏（1963-）男，辽宁普兰店人，南京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后），研究方向：劳动经济学、经济统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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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近年来劳动份额研究文献综述
近年来人们越来越多地关注劳动份额的变化，研究文献相当多。国外的研究侧重于从定量分析的角度探索劳动份额变动的原因；国内则主要从定性分析的角度说明劳动份额下降的原因，并提出提高劳动报酬比重的对策。
从整体来看，多数国家劳动份额呈下降状态。Rodriguez等[3]使用了两种不同的面板数据集，一是研究整个经济中的劳动份额趋势，二是过去30年的制造业部门劳动份额趋势。结果均表明，在世界大多数地区，自1980年以来，劳动份额开始下降。劳动份额的下降似乎是一个长期现象。并且有证据表明，劳动份额的下降是由部门内部劳动份额的降低所引起的。
不同国家或不同经济体的劳动份额高低和变动趋势存在着差异。肖红叶等[4]研究表明，收入份额具有一定的时间稳定性，但缺乏空间稳定性。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初次分配结构中劳动要素相对地位较低。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不仅明显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以国际经验判断，中国国民经济初次分配中劳动地位明显偏低。劳动份额与人均实际GDP具有相同的变动趋势，中国经济中劳动份额表现出明确的逆周期特征。Kabaca[5]研究了新兴经济体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情况并作出理论解释。新兴市场与发达市场在经济周期中的劳动份额变化是不同的。新兴市场的劳动份额更不稳定，与产出周期一致，特别是在那些使用反周期利率的国家。相反，发达市场的劳动份额更稳定，且有一些反产出周期性。引入产生对劳动报酬流动性需要的运营资本因素，结果发现，与运营资本机制相连的借款成本行为可以预测劳动份额与产出共同变动的正确符号。在不完善的金融市场具有限制性的信用方式不仅放大了劳动份额变动的结果，而且帮助更好地解释新兴市场一些明显的经济周期规律，例如大量的顺周期投资和反周期净出口。
对于劳动份额变动原因的综合分析和单个因素分析的研究很多。国际劳工组织（2010）认为，从长远来看，决定工资份额的定因素可以归结为四个主要方面：生产技术、体制和政策、全球化、经济中行业的组成[1]。Guscina[6]使用18个工业国家1960-2000年的面板数据，分析了要素偏向型技术进步、贸易开放、就业保护变化三个因素在解释劳动份额变动中的作用。结果表明，伴随着资本增强型技术进步和经济全球化而形成的国民收入在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分配，OECD成员国过去几十年劳动份额的下降很大程度上是均衡的而不是周期性的现象。全球化时代技术进步导致资本增强。虽然1985年以前生产率增长增加了劳动份额，而1985年以后生产率增加倾向于促进利润的增长。与发展中国家贸易的增加对工业化国家劳动份额具有负效应，这与Heckscher-Ohlin模型的预言是一致的。虽然劳动保护政策仍然会增进劳动者的收入，但全球化使这个效应变得不显著了。
从具体的影响因素看，资本深化即资本产出比率对劳动份额产生重要的影响。Diwan研究了资本深化对劳动报酬份额的影响，运用1975-1995年135个国家的数据分析发现，富裕国家资本产出比对劳动报酬份额影响显著为负，即资本深化有利于劳动报酬份额的提高；而在贫穷国家，这一结论刚好相反。Decreuse等运用1980-2000年94个发展中国家数据分析发现，资本产出比对劳动报酬份额影响为正，但不显著。Bentolila等研究了OECD国家劳动份额的演进。他们认为劳动份额变动与资本产出比率本质上相关，这个关系通过进口原料价格或资本增强型技术进步来传导。由于诸如劳动调整成本或工会工资谈判能力的降低造成的劳动边际产品与实际工资之间的差异，引起劳动份额的降低[7]。Takeuchi[8]研究了日本劳动份额下降的原因，认为劳动份额的下降是资本和劳动替代的结构性变化引起的。他使用不变替代弹性（CES）生产函数来解释劳动份额的变化。借助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的方法检验潜在的结构变化，这种结构变化通过资本和劳动之间替代弹性转换（要素投入比率的变化对两种生产要素相对价格变化的反应）反映出来，进而影响着劳动份额。工资和就业调节能力的提高降低了企业生产要素之间的替代弹性，导致近来的劳动份额下降。随着日本企业资产回报率的提高，劳动份额在可预知的未来可能会一直呈下降的状态。资本深化本质上体现为生产技术的变革。Choi等[9]建立了经济周期中劳动份额与技术联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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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分析了劳动份额对全要素生产率创新的反应，结果说明，生产率创新短期看对劳动份额具有负的影响，而从中长期看劳动收益更能弥补最初的损失。
经济全球化对劳动份额产生重要的影响。Slaughter[10]认为，全球化通过提高资本在世界范围内流动性，增强了资本的讨价还价能力，弱化了劳动者的谈判地位，导致了劳动报酬份额的下降。 Harrison[11]研究了全球化如何影响资本和劳动收入的相对份额。使用一百多个国家的面板资料，分析了劳动份额趋势，检验了劳动份额与全球化测度之间的关系。与其他文献不同的是，证据表明过去一段时间的劳动份额不是稳定不变的。在1960-1997年间，劳动份额在贫穷国家下降，而在富裕国家则上升。劳动份额这些变化是由要素禀赋、政府支出，以及全球化的传统测度（如贸易份额、汇率风险、国外投资变动和资本控制等）的变化所驱动。特别是，结果还表明，贸易份额的增加和汇率风险降低了劳动份额，而资本控制和政府支出增加了劳动份额。
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指标外国直接投资对劳动份额产生影响。Decreuse等[12]研究了发展中国家FDI的劳动份额效应。根据FDI对摩擦的劳动力市场生产异质性影响的原理，FDI有两个相反的效应：一是技术进步产生的负面力量，二是由于增加企业之间劳动力市场竞争的正面力量。利用总量的面板数据，通过固定效应和系统GMM估计，发现在制造部门劳动份额和FDI存量与GDP的比率之间存在U型关系。多数国家处于U型曲线的下降部分。
全球化的另一个重要指标资本账户开放对劳动份额也产生影响。Jayadev[13]研究了资本账户自由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他使用劳动份额和资本账户开放指标面板数据检验金融开放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发现结果与Crotty和Epstein、Rodrik提出的思想一致，即开放会减少劳动的谈判力量（bargaining power），从而减少劳动在国民产出中的份额。Lee等[14]研究了资本账户开放对要素份额的影响。他们发现，资本账户开放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系统性的负效应，自由的金融体系对工人起着损害的作用。
劳动关系也影响着收入分配格局。如Blanchard和Giavazzi（2003）研究了劳动力市场不完全经济条件下劳动份额的决定因素。他们发现劳动份额的变化方向由谈判力量和原有要素份额的相对水平决定。Agnese等[15]研究了日本劳动份额下降的原因，他们认为劳动市场制度和技术是驱动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关键力量。他们通过估计多方程宏观模型，分别研究了工资、产出和就业等主要因素的作用，发现工会力量的持续下降（通过工会成员数来衡量）是引起日本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基本原因，技术变化也是原因之一，而社会保障收益的连续增加似乎是主要的相反影响因素。陈萍[16]认为对经济增长中分配关系产生影响的因素主要有市场、制度和政策。她通过问卷调查研究了劳资关系对收入初次分配的影响，认为在目前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的条件下，处理劳资关系的制度和政策，特别是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是影响初次分配的重要因素。
劳动报酬份额的变化还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联。李稻葵等[17]研究发现，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在初次分配中的劳动份额的变化趋势呈现U型变化规律，即劳动份额先下降后上升。中国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的变化趋势也基本符合这一规律，此外影响中国劳动份额的因素还包括产业结构变动以及劳动者相对谈判力量的变化。
影响中国劳动份额变化的因素分析更多，包括劳动力供给、引进外资、经济水平、民营化、产业结构变动、资本深化等各种因素。付钦太[18]将我国劳动报酬比重下降的原因归纳为企业利润侵蚀、政府税收收入快速增长、劳动力价格长期被压低、市场化改革不到位、劳动力谈判力量被地区间竞争弱化、重化工业化和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企业内部的工资议价机制尚未建立和政府管制的“缺位”八个方面。姜磊等[19]通过对1997-2006年间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发现中国劳动报酬比例下降的根本原因是数量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导致的巨大就业压力，并发现就业压力在减弱。罗长远等[20]通过实证分析发现FDI、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民营化促使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而资本密集型产品进口、财政支出以及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则会促进劳动收入份额的增加。罗长远等[21]从产业角度对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产业结构变化和不同产业劳动份额以正相关性同时变化，均加剧了劳动收入份额的波动。张虎等[22]以马克思劳动价值
我国劳动报酬份额变动的宏观因素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