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启蒙到革命：陈独秀的现代化思想及其演变
[中国分类号]D827 [文献标识码]A
从1915至1927年，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政治动荡、思想争鸣的过渡时期。这期间，社会思潮的总体趋势是从民主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如果说文化精英们始终推动着中国社会思潮向前奔涌，那么陈独秀的思想无疑拓展了当时精英和大众的文化视野。 近代中国社会的两大根本性变化，即半殖民地化和资本主义的初萌与发展，是与两大课题即民族独立和现代化相对应的。恩格斯指出， “一个大民族，只要还没有民族独立。历史地看，就甚至不能比较严肃地讨论任何内政问题。”在救亡运动中，陈独秀高举爱国主义与现代主义(民主与科学)两大旗帜，以爱国主义激发民气求生存，以现代主义启发民智求发展，成为中国现代史上一位杰出的思想启蒙者和马克思主义传播者。 一、从国民决定论到政治引导论
陈独秀未曾用过“现代化”一词，他更多地使用“历史进化”、“社会进化”、“欧化”、“工业化”来表达“现代化”的语义，但他所思、所想、所为之奋斗的，都是志在改变中国传统社会、实现社会根本变革的现代化问题。可以用“介绍西学，改造社会，除旧布新，图谋建国”来概括陈独秀的现代化思想，他在其论著中对中国现代化的目标和道路等进行了系统论述，并
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
美国社会学家A?英格尔斯强调社会发展的最终要求是人在素质上的变化，任何国家和社会只片面重视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是不够的，如果社会成员没有从心里、思想和行为方式上实现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变，不能使自己具备现代人格，现代品质，这个国家就不能成功地从一个落后的国家跨入自身具备持续发展能力的现代化国家行列。
如果说1902年梁启超提出的“新民”说只是关于现代人特征的朦胧想象，那么“五四”前后陈独秀对“现代人”的特征已经有了较为完整的论述，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据此，似乎可以说中国早期现代化中关于人的现代化的思想是陈独秀首先提出来的。陈独秀不仅论证了“现代人”的特征，而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国民决定论，从而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所谓国民决定论，按陈独秀的表述，即“凡是一国的兴亡，都是随着国民性质的好歹转移”，认为国民性是国家存亡和发展的关键。陈独秀认为中国“以积重难返之势，处激烈竞争之秋”，境况极为严峻，因此，“欲图根本之救亡，所需乎为国民性质行为之改善，视所需乎为国献身之烈士，其量尤广，其势尤迫”。陈独秀不止一次地提出“吾人首先当以新其心血，以新人格，以新国家，以新社会，以新家庭，以新民族，必适民族更新，吾人之愿始偿”。可见陈独
秀的现代化思想是人本主义的，他非常重视人的现代化在改造中国传统社会乃至政治文化方面的重要性。
1916年，陈独秀在对康有为尊孔复辟思想进行批判时，逐渐由国民决定论转向了政治引导论。可以说，在国民性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从国民决定论向政治引导论的转变是陈独秀现代化思想变迁的主要脉络，他认为改造国民性质，塑造中华民族的现代人格，应与政治改造结合起来，二者互为表里，现代化才有望取得成功。康有为只是一个政治发展与国民程度相适应的国民程度论者，认为“今之中国武人专政，国民无力实行共和，徒慕共和之虚名，必至招乱而亡国”。而陈独秀在“五四”之后为寻找启蒙不果的症结，重新对启蒙的对象进行分析，发现，“中国社会史上的现象真算得与众不同，上面是极专制的政府，下面是投放任的人民，除诉讼纳税以外，政府和人民几乎不发生关系。”进而相当深刻地认识到“人民程度政治之进化，乃互为因果，未可徒责一方者也。”
显然，陈独秀已认识到国民素质与政治变革必须同时进行，“盖一群之进化，其根本固在教育、实业，而不在政治，然亦必政治进化在水平线以上，然后，教育、实业始有发展之余地……而今而后，国民生活倘不加入政治彩色，倘不以全力解决政治问题，则必无教育、实业可言，终于昏弱消亡而已”。在陈独秀的思想里，一方面，国民性质是共和政治存废的基础，因为在“风气不通，民智不开”的社会背景下进行制度革命，必然会招致制
度的失败。“政治革命是要出于有知识、有职业的市民，社会革命是要出于有组织的生产劳动者，然后才有效果”。另一方面，仅专注于国民性质的改造显然是不够的，“非从政治上、教育上实行严格的干涉主义，我中华民族腐败堕落将永无救治之日”。 二、从文化批判到社会变革
在“五四”启蒙中，文化现代主义中的反传统倾向容易引起民众的反对，新文化运动鼓吹的文化现代化实际上陷入了困窘，这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五四”启蒙感到困惑与失望，陈独秀就曾表示，对于“吾国革新的希望，不禁抱了无限的悲观。”对于“五四”时期提出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不能在人民群众中落地生根的主要原因，夏衍认为“一是我们始终在文化层次里兜圈子，而没有涉及到经济基础的变革；二是中国有两千年的文化传统，这种传统又是金玉和糟粕共存。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看，要完全彻底地与民族传统绝裂，也是不可能的，加上中国是一个文盲多，国民素质很低的大国，不经过由农渐化为工，由自己自足的小农经济经过工业化，现代化，逐渐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真正的新文化是建立不起来的”。 这就是说，不以实践的方式对文化所依赖生存的社会结构实行根本改造，文化批判不但不会有重大成果，还会发生偏向。“五四”以后，陈独秀关于国民现代化的思想有了新的发展。他认识到社会是人的生存环境，而人又是社会变革的主导力量。改造人必须先改造社会，要想改革社会“非从社会一般制度上着手不
可”。因此，他的思想经历了从改造人到改造人所生存的社会的变化过程。陈独秀把社会发展比喻为行船，一须定方向，二须努力， “改造社会和行船一样，定方向与努力二者缺一不可”。也就是说，社会现代化既是目标又是过程，是二者的统一。陈 独秀理想中的新时代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时代和社会。”1920年2月12日，陈独秀在武昌文化大学讲演中指出，政治上的民治主义，经济上的社会主义，社会上的平等主义，道德上的博爱主义，文学上的白话文是体现时代精神价值(德莫克拉西，的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 然而，社会变革仍然要以国民性改造为基础。国民的政治、文化品质的提升是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群众基础，其对群众的政治觉悟、文化程度的要求不是降低了而是更高了。在这个思想指导下，陈独秀放下“先觉哲人”的架子，去研究和解决工人农民的切身疾苦，组织民众把国民运动引向反帝反封建的方向，这是新启蒙所找到的一条社会动员的成功道路，初步解决了利用现代化的民众资源的问题，实质是用“人的现代化”的理论来促进思想和行为模式的社会深度变化。
陈独秀研究分析了近代史上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有广大民众参加的历史事件的经验教训，认为“以上四个国民运动都是小资产阶级(包括知识阶级在内)独唱的舞台，也就是屡次失败的根本原因”。从而得出“二十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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