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学发展流变

明代文学发展流变

明代是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从明初到晚明，极端的皇权专制走向破碎的自由，严厉的禁海政策走向民间贸易的失控，官场的冷酷逐渐被丰富多彩的市场所腐蚀，文学艺术在曾经的冰天雪地上蓬勃兴起，蔚为大观，封建社会走到了末期，社会无可阻挡地向前发展。在这277年的历史长河中，文学无疑是最为璀璨的建筑，从明初到灭亡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一、明代前期文学 明初到成化（1368-1487） 二、明代中期文学 弘治到隆庆（1488-1573） 三、明代后期文学 万历至明亡（1573-1644）

一、明初

明初，朱元璋在政治上进行大肆改革，废除秦汉以来实行了上千年的丞相制度，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对东南沿海地区加以残酷打击，以削弱这一地区的力量，铲除对王朝统治可能构成威胁的基础；用军队封锁海上交通，禁止民间的对外贸易，以贯彻“重农抑商”的政策。明初独裁统治使人心惶惶，“胡惟庸案”“大将军蓝田案”“空印案”“郭桓案”等，使“京官每旦入朝，必与妻子诀，及暮无事则相庆，以为又活一日”。

当此时，朱元璋将推行伦理教化作为基本国策，诏定八股文取士的科举考试制度，力倡程朱理学形成“述朱”局面，大兴文字狱，并剥夺文人“隐”的权利：“寰中士夫不为君用者”，“罪至抄笞”。

建文四年（1402）六月，朱棣攻入南京杀死不效忠于他的方孝孺，灭十族达873人，入狱及充军流放者达数千。标志着正统文学的最终确立，也标志着正统文学一统天下的实现。明初到成化末年的一百多年间，元代末年所形成的自由活跃的文学风气，在明初残酷的政治手段和严厉的思想统治下戛然而止。

这一时期的文坛主要以由元入明的文学家独领风骚，以宋濂、刘基、高启等为代表，文学风格整体上呈现出由乱世之文、山林之文向治世之文、台阁之文转型的趋向，这种趋向与朱元璋政权在政治上逐步实行专制统治是同步的，更与其在文化上对文人士大夫实行思想钳制是同步的。而稍后以“三杨”为代表的“台阁体”呈现出雍容典雅的风范，但他们的诗歌以对皇帝的阿谀奉承和道德说教为主要特点，缺乏真情实感，缺乏气节。而在成化、弘治年间的以李东阳为首的“茶

陵派”则主张轶宋窥唐，注重情思、天真兴致，因此具有从“台阁体”向“前七子”转化过渡的特点。

元末明初，由中下层文人注编的《三国演义》《水浒传》是这一时期通俗文学最主要的成就。明杂剧前期作品数量虽多，但题材单调，成就甚微，处于改编旧剧为主的发展阶段，剧本的基本体制大致沿袭戏文加整饬，教化戏曲成为剧坛主流，文人化的倾向已初露端倪。明初帝王比较重视戏曲，由于朝廷的提倡和导向，促使杂剧文学创作走向宫廷化、贵族化的道路。有杨讷、贾仲明等宠臣剧作家，有朱权、朱燉等皇族剧作家多写喜庆剧、神仙剧、道德剧，逐渐突破元杂剧一人主唱的僵化格局。并且一些文人如王九思、康海、杨慎等积极参与北曲杂剧创作。越来越多的文人士大夫涉足曲坛，从此戏文开始了文人化的进程，传奇戏曲便应运而生。具体有丘濬、邵灿等士大夫传奇作家，也有下层文人的传奇作品，其多以历史故事和平民百姓生活为题材。当此时，剧坛上出现了文词派。

明初经济复苏，士人忧患意识消蚀；思想文化专制和特务统治，平添不安全感，知识分子转而欣赏平稳和谐、雍容典雅美；小说、戏曲创作受限，“台阁体”诗歌和讴歌富贵、道德、神仙的戏剧泛滥，文学倾向贵族化、御用化而滑入低谷。

二、明中期

明中期商业经济繁荣、市民阶层壮大、统治集团腐朽、思想控制松动，而程朱理学的道德价值体系面临瓦解，王阳明心学流行。文学创作随接受对象下层化、市民化而更加面向现实，创作主体精神高扬，突出个性和人欲的表露，叙事文学全面成熟，向近代化变革并且文学创作商品化。

明中后期思想文化活跃的重要契机——王学兴起。弘治、正德年间，思想家王守仁继胡居仁、陈献章、湛若水等后，进一步发展宋陆九渊“心学”，认为“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心外无理，心外无事，心外无物”，提出“我心之良知，无有不自知者”。 强调“致良知”，“即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待学而有，不待虑而得者也”。并且主张“知行合一”，对以往“圣贤至理”都用“我的灵明”加以检验。这种学说是主观唯心的，政治上不反对封建纲常，只把外在“天理”拉到内心，变为人内在自觉的“良知”，打破程朱理学僵化统治，客观上突出人在道德实践中的主观能动性，利于人自我意识的觉醒。在这一时期，文学上呈现

出“诗心尚俗”的特点。

诗文上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崇情抑理，强调“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但过于注重“法式”和复古，在形式上缺乏创新。作为“师心”文学思潮的先驱，吴中派文人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吴中四才子”与市民阶层的思想文化息息相通，具有很多新的内涵，缘情尚趣、兴寄烂漫，是值得重视的文化现象。以唐顺之、王慎中、归有光为首的散文复古流派“唐宋派”推崇唐宋之风，强调唐宋古文和宋诗中所体现的尊道精神，主张“文道合一”，反对前七子所造成的文学与道统的疏隔。以李攀龙和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仍以文学复兴为理论旗帜，在拒斥“宋学”侵蚀文学的过程中，他们更强调文学形式——格、调、法。这一方面继续推进了文学的独立发展，另一方面也放松了对人性和文学本质的深入思考。但后七子注重宗派立场、门户之见，在艺术形式上的字模句拟，至其末流则泥古不化。

从嘉靖年间开始，戏曲文学的整体走向是继续趋向文人化和典雅化。这种浓厚的文学趣味，促使戏曲文学汇聚到当时的文化思潮、文学思潮之中，提升到一个较高的文化层次。这一时期的杂剧打破前期题材团圆喜庆、伦理教化、神仙道化的偏狭，思想渐次深化，社会批判剧、伦理反思剧兴盛。杂剧体式多南北合套，或纯是南曲，剧作多称意而写，短小精悍。著有王九思、康海杂剧，徐渭《四声猿》与《歌代啸》。

明中叶以后传奇迅速崛起其势头远超当时杂剧，成为明代戏剧主流。明传奇与元杂剧前后辉映各领风骚，汇成中国戏曲文化的洋洋大观。在嘉靖、隆庆剧坛出现《宝剑记》《浣纱记》《鸣凤记》“三大传奇”。《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词话》也相继问世。

三、明后期

万历至明亡，一方面以东南地区为主的商品经济继续成长并向其他地区延伸，另一方面封建政权对商品经济的压制和掠夺也日益严重。以抑制人性、否定人欲为主要特征的传统道德（程朱理学），基本上失去了它的号召力和真实性，它既不为统治者自身所遵循，更不为市民阶层和受到商品经济熏陶的文人所信奉。

嘉靖、万历间形成多种派别——泰州学派，亦称王学左派。代表人物：王艮、徐樾、颜钧、罗汝芳、何心隐、李贽等，他们越来越具离经叛道倾向。黄宗羲《明儒学案?泰州学案》中概括其主要精神：“吾心须 是自心作得主宰，凡事只依本心而行，便是大丈夫。”肯定人欲的合理要求，主张人际间地位平等，追求个性的自然发展，说：“百姓日用即道”“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并掀起一阵狂禅之风：强调本心是道，本心即佛，其他一切都虚妄。他们敢于用“本心”推倒偶像崇拜和教义束缚，叛逆勇气和张扬个性精神。所谓“本心”是远离情欲、只存天理之心。王阳明言“此心纯是天理”，“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工夫。”禅宗大师：“率性之谓道，率情之谓倒”（《紫柏老人集》之《法语》）。他们促使人们在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上发生变革，开始用批判精神对待传统、人生和自我，为明代掀起复苏人性、张扬个性的思潮启发新思路。

被称为“异端思想家”的李贽，其学说吸收了王阳明学说（尤其是王学中王畿一支）和禅宗思想的若干成分。与阳明心学不同，李贽代表了社会变革的要求，出发点是先打破、再建设，追求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人生境界，把承担家庭的责任和照顾家族的义务当成人生的苦役，并且不拘形迹的行为方式。李贽的思想首先是比前人更为彻底的反权威精神，要求尊重个性和个人权利。他轻蔑地评说六经和《论语》《孟子》，以为这些书是史官、臣子的过分褒美，是迂阔懵懂的弟子的胡乱记录。他提出从根本上摆脱对历史“元典”的依赖，重新建设社会思想文化的要求。其次，李贽对物质生产相当重视，他认为工商业者开采矿藏、贩运货物，都是对社会对个人有益的事情，说不上什么“可鄙”。第三，李贽对妇女，有非常平等的态度。他认为妇女的所谓“短见”，是因为她们的生活受到限制的结果。第四，李贽对人欲表示充分的肯定，反复论说追求物质享受、好色好货、为自身谋利益是人的天性，是合理的要求。在李贽看来，一切脱离个人物质追求的高深道理，全是虚伪的空谈。李贽对于禁欲主义，对于假道学的抨击不遗余力，其言辞之犀利，为历来所罕见。李贽在多年辗转各地讲学的过程中，吸引了许多具有新异的思想倾向的士人。但即使这些人，在敬佩李贽的同时，也难免感到震惊不敢完全赞同。守旧官僚则对李贽充满仇视，不断加以迫害。万历三十年李贽被逮下狱，不久自杀于狱中。这对晚明正在兴起的个性解放思潮，是沉重的打击。很多曾追随他们的士人，渐渐由兴奋转为

痛苦，由痛苦转为消沉，由消沉而转为堕落。

文学在明代的后期，逐渐进入高潮，随后又遭到严重的挫折。有李贽的“童心说”，也就是由人的自然本性所产生的未经假饰的真实情感，与之对立的则是由耳目而入的“闻见道理”。还有袁宏道的“性灵说”，以出自性灵者为真诗但其过于神秘化，有一定唯心倾向。两者强调了将真实情感与个性作为文学的主要基础的重要原则，这回到文学的本质，为与封建道德不很合拍的“喜怒哀乐嗜好情欲”大量进入文学提出了根据，意味着文学的解放。

晚明诗歌中影响最大的就是以袁宏道为中心的“公安派”，这一派继承徐渭的方向，强调性情之真，力排复古模拟的理论，要求诗歌创作应时而变，因人而异。他们在打破古典审美规范的同时，写出了一些优秀的诗篇。但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完全抛弃了格、调、法。公安派的末流更偏向于粗率浅易浮滑，走向鄙俚模仿者，成了始作俑者的掘墓人。而继“公安派”而起的“竟陵派”提倡幽僻孤峭的风格，是末世压抑和郁暗的心理表现，但因缺乏生气而影响未广。

“复社”是以张溥、张采为首的具有政治斗争色彩的文化组织，其宗旨是“兴复古学，务为有用”。文学上反对“公安派”、“竟陵派”等空谈性灵、不问时事倾向，标举“复古”，为现实斗争服务，作品多表现时事，富于激情。以陈子龙为首的“几社”其政治态度、文学主张都与“复社”相同。

晚明小品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这种文体并无定制，包涵尺牍、日记、游记、序跋、短论等，这类作品通常篇幅不长，结构松散随意，文笔轻松而富于情趣，大多生活化、个人化，率真直露。晚明小品卸下了“文以载道”的沉重包袱。在“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中，散文的艺术成熟最早，就是因为它与晚明小品有密切的关系。因此，晚明小品在古代散文向现代方向发展过程中有重要意义。

明代后期创作的主体意识加强，文学的个性特征随之鲜明，小说、戏曲中多人格独立精神和张扬个性的人物形象，它们写“时俗”、写物欲、写性爱，扩大题材范围，其中通俗的语言，开掘人的心灵，特别出现一些有关青年男女争取恋爱自由和婚姻自主的作品，冲击封建礼教。但缺乏具独立思想和文化品格的阶级基础，使文学陷入非道德、非理性中。

万历后传奇极盛，汤显祖及其“临川四梦”出现。沈璟作为“吴江派”领袖，在理论和创作上与“临川派”争胜，其争论焦点为：“律”与“意”的关系，促进了传奇发展。从剧作精神看，明后期传奇张扬个性解放，批判封建礼教，常以婚恋自由具体演绎，于是有不朽作品《牡丹亭》《娇红记》 等问世。从声腔发展看，传奇多用典雅的昆腔，具较高的文学品位。民间弋阳腔与各地方戏结合，也有不少多彩剧目。

“吴江派”因领袖沈璟是吴江人而得名成员多是沈璟的子侄、门生或朋友，作品多宣扬传统伦理道德，讲究格律严整，语言本色，剧目常被后世搬演。“临川派”是以临川剧作家汤显祖为首的戏曲流派，又叫“玉茗堂派”。此派创作主才情，不拘音律，常以男女至情反对封建礼教，以奇幻情节承载浪漫风格售以绮词丽语体现优美文采。

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为《王簪记》《红梅记》《娇红记》等。

四、小结

明代社会、文化是一个复杂的变体，在正德前后明代社会、文化呈现 出两种迥然不同的特色，自明代中期以后，社会、文化开始出现转向,诸如社会流动的加速、朝政的宽大与舆论空间的扩大。一至晚明，在商业化浪潮的冲击下，思想、文化更具“活力”与“多样性，进而与世界性的近代化历程桴鼓相应。

综观明代文学，小说成就最高，戏曲次之，诗文相对衰微。《三国志演义》可说是历史演义小说的高峰，《水浒传》则是英雄传奇小说的典范。《西游记》可说是神魔小说的楷模，《金瓶梅》在世情小说中揭露封建社会黑暗方面也是前无古人的。明代的白话短篇小说，是宋、元话本的继续和发展，其成就也很高，它犹如昙花在明后期一现，弥足珍贵。戏曲中的《牡丹亭》以其独特的构思，表现了强烈的反封建精神，影响深远。所以，明代小说、戏曲的成就是极为辉煌的。

明代文学对后世的影响巨大。小说、戏曲的创作经验，为清代许多作家所吸取。清代诗、词、文号称“中兴”，但它们是汲取了明代诗文创作的教训，才开拓出一个新局面的。这些，都说明了明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重要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