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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作品就是这样产生的。
可以设想，当时通过几种渠道，汇聚起来的作品一定很多。而现在我们所见的这部只有三百零五篇的诗集，是经过谁的汰选、整理成书的呢?古代最流行的说法是孔子曾经“删诗”，是《诗经》的整理者和编订者。最早说起这件事情的是汉代的司马迁，他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这是说，《诗经》三百零五篇诗，是孔子从流传的三千多篇古诗中选编出来的，他把那些重复的、于礼义的标准不合的都删汰掉了。这个说法影响很大，但并不可靠。从宋代开始，许多学者进行考 证箩都表示怀疑，提出反对意见。最有力的理由是，他们考证出早在孔予以前，《诗三百篇》就已经定型了。如据《左传》襄公二十九年的记载，吴公子季札游鲁国观乐，鲁国的乐工就为他演唱《风》、《雅》、《颂》，而这三者的编排的次序和篇目与今本《诗经》差不多一样，而当时孔子还不满十岁。襄公二十九年是公元前五百四十四年，孔子生于公元前五百五十一年，即公元前五百四十四年吴季札观乐时，孔子才七、八岁，显然是不可能删定《诗经》的。由此可以断定，今本《诗经》不可能是由孔子删定的。其他还有种种理由，如孔子自己及弟子门人都从没有说过孔子有“删诗”的事，等等。所以后来多数人已不相信孔子曾经“删诗”的说法。
孔子“删诗”的说法虽不可靠，但《诗经》毕竟是经过一番删汰整理的工作才会有今天这样的面貌。近代通行的说法，是《诗经》删汰和编订工作，仍出于周王朝的乐师、乐工们之手。因为从三百篇都是乐歌这点来看，诗与乐官们的关系太密切了。他们既是当时乐歌的搜集者、保存者，又是乐歌的演唱者，他们出于工作上的需要，对汇集来的诗篇加以去取、加工，这是比较容易理解的。
在我们今天看来，《诗经》不过是一部可供阅读欣赏的古代文学作品，但在周代，诗的用途却很广，除了典礼，娱乐和讽谏等用诗以外，它还经常用在外交场合，用来“赋诗言志”，即作为表达情意，美化辞令的工具。所以《周礼·春官》中又有“太师教六诗”、“以乐语教国子”的说法。六诗也称“六义”，即风、赋，比、兴、雅、颂，“太师教六诗，就是太师教《诗经》的意思。乐语，指诗歌，国子，指当时到朝廷来学习的贵族子弟，“以乐语教国子”，就是说乐官在当时还有用诗歌来教授贵族子弟的任务。《诗三百篇》，也可能正是乐官太师为了教授国子而选定的课本。
春秋以后，周室衰微，诗、乐分家(以前诗、乐是合在一起的，诗是乐曲的歌词)。第一个以私人讲学身份出现的大学者孔子，更把《诗三百篇》做为政治伦理教育，美育以及博物学的教本。《论语·阳货》记载了孔子的两段话：“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小子，是孔子对学生的称呼，意为年轻的学子们。“何莫学夫诗”，意为为什么不学《诗三百篇》呢?孔子认为《诗三百篇》的作用很大。“可以兴”，“兴”是启发人，鼓舞人，增强人的联想力的意思。“可以观”，可以观察社会。“可以群”，是指互相感染，互相提高。“可以怨”，可以做为怨刺的工具，批评讽刺朝政的工具。“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近可以用来事父，远可以用来事君，意思是诗歌是为礼教服务的，表明了儒家的文艺观点是和政治观点连结在一起的。“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意为还可以通过《诗经》来多多地知道一些鸟兽草木的名称。关于《诗经》鸟兽草木的名称之多，前人曾经作过统计。据前人统计，《诗经》中出现的动植物名称，谷类就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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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种之多，蔬菜有三十八种，药物有十七种，草类有三十七种，花果有十五种，树木有四十三种。关于动物方面的，鸟类有四十三种，兽类有四十种。马的不同名称，就有二十七种。另外还有虫类三十七种，鱼类十六种。当然以上的统计不一定很精确，但我们可以看到，《诗经》在当时确实有博物方面的作用，可以增加人们很多的知识争另外孔子还说过：“不学诗，无以言。”上面所提到的孔子的第一段话，是孔子劝他的学生学诗的，第二段话是孔子劝他的儿子孔鲤(伯鱼)的。这两段话的意思是说诗的功用很多，读诗可以启发人，鼓舞人，可以培养人的想象力，可以提高观察力(即诗歌还有认识上的作用，认识社会现实，观风俗，考正得失，可以锻炼合群性,可以学得讽刺方法)。另外，孔子觉得诗歌在伦理上还有作用，可以运用其中的道理来奉养父母，还可以用来服侍君王。而且会多多认识鸟兽草木的名称，使人增长知识。“不学诗，无以言”，就是如果不学诗，就不会说出优美动听的话来。正是由于孔子对《诗三百篇》这样的重视和推崇，所以使《诗经》这部书在后世得以流传并产生广泛影响。
先秦古书，在秦始皇“焚书坑儒”和楚汉相争的战火之后，散失很多。但《诗经》由于是在人民中间口头讽诵的，因此得以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汉代传习《诗经>的有鲁、齐、韩、毛四家。《鲁诗》是因鲁人申培而得名的。《齐诗》出于齐人辕固生。《韩诗》出于燕人韩婴。《毛诗>是由其传授者毛公而得名的。鲁、齐、韩这三家在西汉时代即已立于学官(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在官立的学校中开设这门课程），《毛诗》出现得比较晚，东汉时才立于学官。但《毛诗》一派却后来居上，影响颇大。《毛诗》盛行，鲁、齐，韩三家诗便逐渐衰落，他们所传授的本子也亡佚不存了。现在我们读到的《诗经》，就是《毛诗>，即汉代毛公讲解和留传下来的本子。这样，所谓《毛诗》对我们研究《诗经》的关系是很大的，此，需要附带讲一下关于《毛诗》和，《毛诗序》的问题。
前边已经说过多《毛诗》因毛公而得名，但毛公又有大毛公，小毛公之分。，据后汉郑玄所作的《诗谱》说：“鲁人大毛公为《诂训传》于其家，河间献王得而献之，以小毛公为博士。”这说明大毛公之学本来只在民间私相传授，而且他写成了一本解释的《诂训传》，他的传本被河间献王发现时，大毛公已经不在人世了，所以便立他的后学弟子小毛公为博士。又据三国时吴人陆机在《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一书中说，所谓大毛公，是指战国时代荀子的学生鲁国人毛亨，而小毛公则指赵国人毛苌。
那么，我们经常讲到的《毛诗序》是怎么回事呢？《毛诗序》也就是《毛诗》的序言。前人把冠于全书的序言称《大序》，把每篇类似题解性质的短文称《小序》。关于《诗序》的作者，历史上也是说法不一。例如汉代郑玄认为《大序》是孔子的学生子夏所作；《小序》是子夏和毛公合作的。南朝刘宋时代范晔则认为是东汉光武帝时代的卫宏所作。《后汉书》的作者范晔，离开卫宏的时代不远，而对《毛诗序》的来龙去脉也说得比较具体，所说不会没有根据。近代人也多接受这个说法。
《毛诗序》的内容主要是倾向于“以史证诗”，就是把每一篇诗和历史上的人物或事情比附起来。他们否认和贬低民歌。因此往往是牵强附会，并无可靠根据地发挥一通。特别是在解释诗歌时，往往是抱着浓厚的儒家成见，对许多优秀作品都进行歪曲解释，以便符合儒家的封建说教。《诗序》对《诗经》中的大多数作品作了歪曲的解释，这并不是偶然的。这是因为在《诗序》写作的时候， 《诗三百篇》作为“经”的地位早已确定，所以《诗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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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就千方百计地要把诗歌解释成为一种教化的工具。就是认为它一方面反映了前代圣君贤臣的政绩和德行，另一方面是讥刺后代昏王乱臣的恶迹，从而赋予，《诗三百篇》一种鉴戒惩劝的作用。在这种封建成见的指导下，大量的诗篇便硬生生地遭到了；曲解。例如《关睢》这首诗，我们知道它是一首优美的爱情诗，它是《诗经》的头一篇。可是《诗序》就嫁偏偏说它是：“《关睢》，后妃之德也。”认为这首诗是歌颂周文王后妃的德行的。不仅如此，《诗序》还把“周南”“召南”中的大量诗篇都说成是和后妃，夫人等等有关。《葛覃》本来是一首民歌，但是它却说成是；“后妃之本也”。《桃夭》这首诗，现在一般人倾向于认为它是一首民间结婚时唱的喜歌，但是《毛序》则认为它是“后妃之德也”，也是认为它与后妃有联系，等等。所以《毛诗》在解释诗歌时，是有歪曲的；因此，我们，今天学习和研究《诗经》，是不能完全依它的解释为据的。但《诗序》在讲诗时，提出了一些文学理论上的问题，如比兴、美刺等等，对后世文学思想的发展有很大影响。另外，《诗大序》还提出了“变风”“变雅”的说法，指出了诗歌和时代政治的关系。在论述“变风”、“变雅\的产生时，《诗大序》曾经这样说过：“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遗政，家出俗，而变风、变雅作矣。”“王道衰”是指政治衰微。“礼义’废”是指仁义道德之类沦丧。“政教失”是指政治教化缺失。“国遗政，家出俗，而变风、变雅作矣”，是指政治不统一，家俗也败坏了，人民也败坏了，因此就出现了变风、变雅的作品。这就是说天下大乱，就会有讽刺政治的。“变风”、“变雅”产生。所渭“变”，就是指时事政治由盛而衰的变化，指政教纲纪的崩坏?这种乱世产生的诗歌，在风诗中就称作“变风”多在雅诗中就称作“变雅”。一般认为，所谓“变风”是指《邶风》以下的各种诗篇，所谓“变雅”是指《小雅·六月》，以下的各种诗篇和《大雅·民劳》以下的各种诗篇。关于《毛诗》这样一个“变风”、“变雅”的观点，实际上谈的是时代和文学作品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说认为时代变化决定了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也必然有变化。我们现在看来，它这样一个观点还是正确的。因此，这样的观点对后世的文学批评也是很有影响的。
《诗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