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能犯苏联解体的错误
季塔连科认为，前苏联解体内因在于前苏联领导阶层的腐化，而领导阶层的腐化又缘于他们脱离了人民群众。在对中国改革建言上，季塔连科认为，发展一个全民的共同价值体系是极有必要的，它是发展、稳定、团结的基础。他还认为，中国需要学习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但本民族延续几千年的文化传 统不可偏废。
你们把美国在经济方面非常有利和有效的经验，跟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的结果结合起来，你们这个做法就是从中国传统的最初出发，合二为一。
上世纪80年代末，社会主义在全球遭遇挫折之后，同样脱胎于“前苏联模式”的中国和俄罗斯各自走上了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他还认为，中国需要学习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但本民族延续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不可偏废。
俄罗斯直接转向了资本主义，中国则走上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20多年过去，中国的发展成就有目共睹，而发展道路依然处于走向成熟的过程当中。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对前苏联成败得失的深究或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走向成熟提供一些参考。
为此，《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记者2012年12月10日于上海社科院特别专访了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米哈伊尔?列昂季耶维奇?季塔连科(下称季塔连科)教授。 诊断前苏联解体之因
前苏联对于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的投入少了，很多对民众的福利保护减少了。所以大家变得很不满意。同时，与对民众生活与福利投入减少相对应的是，原来对领导阶层的优待却仍旧保留了下来，没有取消。老百姓就开始抱怨，我们的情况变坏了，可是他们的情况还是那么得好。这样，老百姓和党的干部之间就决裂了，老百姓对党的信任也降低了。
上海经济评论：对前苏联解体的解读有很多，你的观点是怎样的?
季塔连科：(前苏联解体的原因)有国内的、有国外的，有党的、有老百姓的，很多力量都有它的一份。实际上，对前苏联的解体，中国也做了很大的“贡献”。 本来毛主席很强烈地批评赫鲁晓夫对美国宣布和平共处。但在上世纪60年代末，中苏两国关系恶化，中国联合美国反对前苏联，这个对前苏联起了非常大的破坏性作用。
这对中国自身是有一定好处的，比如现在中国跟美国很密切的关系，就跟那个时候的政策有关系。虽然现在中国跟美国没有联盟，但是你们之间建立了依赖性的关系。 上海经济评论：对，经济上。
季塔连科：不止在经济上，很多方面都建立了依赖性的关系，比如在国际关系上。这个事情可以从两方面看，在现在的阶段上，这是外交上的一个“造性”(即创造性)。可是如果你在这方面走得太远了，依赖性太深了，就会对中国(产生不好的影响)，因为中国虽然很强，但是比美国弱。
10年以后你们的GDP可能会超过美国，这是不错，可是你们的人口比美国多5倍。所以按照人均，你们还是差得很多。另一方面还有文化水平上的差距，比如老百姓的素质问题等。所以应该比较全面地来看待这个现象。
可是我现在看的不是这个问题，(当时)中国的毛泽东和美国的尼克松实际上达成了统一战线。前苏联知道这个，可是前苏联领导人对这个“联盟”估计得太高了。 老百姓怕这个“联盟”，就是很怕美国从西方、中国从东方入侵前苏联，所以前苏联政府把全部本来用于建设国内的计划都取消掉了，一切的财富都用来发展国防工业，所以前苏联在国防工业上甚至超过了美国。现在俄罗斯在有些方面运用了前苏联的东西，还是比美国要先进。
也正因为此，前苏联对于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的投入少了，很多对民众的福利保护减少了。所以大家变得很不满意。同时，与对民众生活和福利投入减少相对应的是，原来对领导阶层的优待却仍旧保留了下来，没有取消。老百姓就开始抱怨，“我们的情况变坏了，可是他们的情况还是那么得好。”这样，老百姓和党的干部之间就决裂了，老百姓对党的信任也降低了。
另一方面在加盟共和国那里和这些干部对党员的素质教育少了，对党的管理精力也减少了。所以腐败现象比较普遍，人民就对共产党失去了信任，自由派、反社会主义的一些作风，尤其是知识分子的一些不满意，开始滋长。
共产党——不管在哪个社会主义国家——本来成立是为了要集中地表达人民的利益，保护人民的利益，保护人民的福利和幸福，它完全是人民的代表。可 是如果这个党，一个干部阶层有特别的福利和特别的优待——当然基于生活和工作性质需要，一定的优待是允许的——变得很随便，不考虑老百姓的生活，那么这个领导阶层就变成了保护自身特权的利益阶层，那么这个党就会一步一步失去老百姓的信任，那就完蛋了。 上海经济评论：是不是整个国家缺少一个监督机制呢?
季塔连科：对。比如我们在过去的前苏联，有一个监察党员的纪律委员会，他们监察很厉害。比如我在党中央工作20多年，我有些优待，我可以有休假。可是我每天早上7点钟起来，白天到工作区，晚上12点才回家，休息6个小时，这是我的工作，别的东西我都没有。人家一般老百姓不在党中央工作，他可以建别墅，而我不行，这些东西超过了健康生活的需要。如果有了，他就会问从哪来的?这个汽车用什么钱买的?这个别墅是用什么钱买的?马上就开除了。
上海经济评论：党自己监督自己之外，是否还须有其他监督渠道?
季塔连科：对，老百姓也监督的。比如我们党中央有个专门的部门就是接受人民来信的。老百姓每一个来信的时间、内容、诉求以及谁负责都要登记入册，事后会有人过来检查，是否真的把来信的问题解决好了，后来向领导汇报。在列宁时期和斯大林时期，有些信还是领导人自己回复的。
上海经济评论：但是为什么前苏联领导阶层到后面还是腐化掉了? 季塔连科：这个问题就是教育工作进行得不好。
上海经济评论：整个制度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出在它的执行上面?
季塔连科：对。这样党和老百姓的关系就有了问题，党领导人脱离了群众，不表达群众的要求，不了解群众的生活。
上海经济评论：中国现在讲得比较多的，一个是党内民主，还有一个是人民民主，你觉得这两个有先后顺序吗?
季塔连科：两条路同时走。民主一方面是需要一定的文化水平，需要干部有一定的思想、素质，也需要一定的经费。民主是非常贵的东西，比如美国的选举需要很多的美元。
改革须发展共同价值观
要区别自由和随便，自由它的另一方面是责任心，不仅是对自己负责，还要对社会负责，对国家负责。
上海经济评论：怎么看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最后失败了?
季塔连科：戈尔巴乔夫的做法对国家发展和老百姓生活有益没有益?他的做法是对一些知识分子——支持他的一个很小的阶层有益——得到益处，可是绝 大多数老百姓并没有得到益处，而国家的稳定环境却被破坏了，民族之间的问题就出现了，最后导致加盟共和国要脱离前苏联，这就是戈尔巴乔夫所谓民主化政策的结果。
就是一批自由主义者，(通过改革)获得了权力，获得了财富，他们就支持了。戈尔巴乔夫的做法却不是为全体的前苏联人民谋益处的。部分的加盟共和国就利用这个政策独立了，有些人自己成了总统，所以那个时候前苏联变成了世界上总统最多的国家，国家就分裂了。
上海经济评论：也就是说戈尔巴乔夫改错了? 季塔连科：对，改错了。
上海经济评论：你觉得正确改革应该是怎样的?
季塔连科：一方面是要发展文化，建立一个国内的价值体系。 上海经济评论：共同价值观?
季塔连科：对，这个价值就是真正的健康的爱国主义的基础，有了共同的价值，所作所为是为了推进国家的发展、稳定、团结，就是对国家有利，对你的家庭有利。你的利是从国家的利、家庭的利这个地方的利出来的。就是你的利和国家的利不应该是互相矛盾的。
如果有特殊的情况发生了，你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有些不同，那么你的利益应该服从于国家集体的利益，不然的话问题就很大了。一般的老百姓有一个特点，因为从事个体的工作，不管别人，所以有时候太唯我主义，就是我的利益是绝对高于一切，这样问题就出现了。
上海经济评论：你之前有提到知识分子在前苏联解体的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季塔连科：知识分子总是有不满意的现象，这是知识分子的一个特点，他对生活、对任何人都持批判性的态度，他只看自己，他的工作、生活方式都是个人的。集体的生活、集体的责任心比较弱。所以在面对国家的大事业时，他是这样的，如果这个事情对他有利，他就是无所谓，就支持;如果要为了国家的发展大业 要牺牲他的一部分利益，他就反对得不得了。
上海经济评论：知识分子把自己的利益看得很重?
季塔连科：对，大部分的知识分子。这和他的工作特点有关，或者写书，或者是表演，他一般就有很多的优待，但如果在这方面减少了对他的关注，减少对他的歌颂，或者不歌颂他，他就不满意。
上海经济评论：同样是知识分子，为什么没听到美国知识分子有这个问题? 季塔连科：你们以为美国是一个非常民主的国家，民主是民主，可是看看他们的知识分子在国内的责任心是很强的。他有自由发表的权利，可是他的自由完全是在某一个范围之内的，在这个范围内，他随便怎么说都可以，可是他一旦越过了这个范围，这时候就只有被管理的自由，就是他的产品的需求性有一定的社会上的规定。过去前苏联也是这样，就是没有正确地决定在哪方面你可以自由的。这里还要区别自由和随便，自由它的另一方面是责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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