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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富论》(亚当.斯密)
《国富论》研究的对象是人与人交换时的经济行为,认为经济行为的出发点是利己心,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这是人性的自然现象。生活中我们会发现,在现实的商业交换中,买方和卖方通过讨价还价,最终会达成协议。只要是交换都是为了改善自己的处境,使自己活得更舒服体面,如果没有这点动机我们为何要交换?因此,我们明白了亚当﹒斯密的理论为何是建立在人性自利的基础之上了,只有人人自利,交易双方才能有均衡点,才能构建和谐社会。
《国富论》全书共分为五篇:
第一篇前两章,讲合作分工优点。斯密举了个制针工厂的例子,把制针这个职业分成大约18种不同工序,每一道工序都由专门人才从事。因此,一个10人的小工厂每天能制造48000枚针。如果他们独立工作,不专门从事一种工序,他们谁都不会每天制造20枚针,也许连一枚都知道不出来。所以,凡是能采用分工的工艺,一经采用分工便能相应地增加劳动生产力。《国富论》(第八页)
第一篇主要讲的是的劳动价值论。斯密说,劳动是商品的真实价格,货币只是商品的名义价格。因为金和银像其它商品一样,价值是变动的。任何金银所能购买或支配的劳动数量,或所交换到的其它商品数量。取决于已知金银矿藏的丰富程度或稀缺程度,作为衡量尺度,自身价值不断变化的商品,决不能成为其它商品价值的精确尺度。而同等数量的劳动,在所有时间和地点,可以说和劳动者具有同等价值。按照劳动者的身体健康情况和技能熟练程度,他必然总是牺牲相同份额的安逸﹑自由和幸福。无论他得到回报物品的数量如何,他所支付的价格必然是相同的。诚然,这种劳动所买到的物品的数量有时多些,有时少些;然而,变动的是这些物品的价值,而不是用来购买它们的老动价值。在任何地方,稀缺或是耗费许多劳动的物品价格就昂贵,反之则低廉。因此,只有本身价值绝对不变的劳动,才是最终而真实的标准,一切商品的价值在任何时候和地方都可以用劳动来衡量和比较。(《国富论》26页)
第二篇阐述了资产的性质和资本的积累。斯密认为一个人的资产足够维持他生活几个月或几年,他自然希望用这笔资产中的大部分来获得收入。保留适当的部分维持生活外,可以将资产划分为两部分:他所希望用来创造收入的部分被称为资本;另一部分被用来消费。 资本又有两种:第一,资本可被用来生产﹑制造或购买产品,然后将产品销售出去,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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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此种资本被称为流动资本;第二,资本可以被用来改良土地,购买生产用的机器或工具,也就是来购买不需要改变所有者,或不需要再次流通,就可以创造利润的东西。这种资本被称为固定资本。(《国富论》205页)
本章后部分,主要是论资本的积累。斯密说,有一种劳动投入到劳动对象上,能增加此物品的价值;另一种劳动却不能。前者因为可以生产价值,所以称为生产性劳动。后者称为非生产性劳动。但有些非生产性劳动者又非常必要,例如:军队﹑律师﹑医生﹑牧师,等等。如果要缺少这些非生产性人士,社会将不稳定,与穷国比较,富国雇佣生产性劳动的基金当然要大的多。(《国富论》242-246页)
斯密认为资本增加的直接原因是节俭,而不是勤劳。诚然,没有节俭以前必须先有勤劳,节俭所需的东西都是由勤劳得来。但只有勤劳,而没有节俭,有所得而无所留,资本则不能增加。
第三篇第1章,论财富的自然增长,也是体现了合作分工精神。斯密认为城市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生活资料的再生产。所以,乡村向城市提供生活资料和加工原料,城市向乡村居民返回一部分加工产品作为回报,两者的收益是共同和相互的,这里的劳动分工也和在其它场合一样,对从事分工中不同行业的所有不同人都有利,城市为乡村的剩余产品提供市场;乡村用剩余产品交换自己需要的东西。城市居民收入和人数越多,为乡村居民提供的市场也就越大;这种市场越大,对大多数人的好处越大。斯密的意思也就是说,通过分工合作,然后交换,这样双方的财富都有所增加,这也就是他所谓的财富自然增长。
第三篇4章,斯密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论点,商业和制造业的发展逐渐建立了秩序和良好的政府,进而在乡村居民中建立了个人自由和安全。因为,在一个没有商业与制造业的国家里,大地主的剩余产物没什么可以交换,他就会将其全部用在款待宾客上。斯密说,如果这种剩余产物足以维持一百或一千人之外,没有其它的用途。因此会被许多人依附与围绕,只能靠地主的恩惠来生活,就必然服从他,如同士兵服从支付响银的君主一样。因此,导致贵族势力的强大,上弱下强,国王无法约束大贵族的暴力行为,最终会导致一幅暴力﹑抢劫和混乱的画面。
但是,封建制度的所有强制力量绝对办不到的事情(阻止贵族势力与战争),却由对外商业和制造业做到了。它们渐渐为大地主提供了可以用自己剩余产物来交换的东西,他们自己精品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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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消费这些东西,不必与其它人分享,一切都归自己所有,这在世界的每个时代似乎都是人类主子们的卑鄙格言。因此,他就不再和他人分享了,自然而然地依附于地主生活的人员就会脱离他们,地主的势力也会被消弱,最终暴力﹑混乱也会停止。(《国富论》297-299页)
第四篇,论政治经济学体系,这是全书最重要的一篇。斯密在第二篇说道,社会每一个人通常他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而他管理产业的目的在于使其产品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所想到的也只有他自己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有一只“无形的手”引导着他去尽力达到一个他并不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就是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的促进社会利益。(《国富论》327页 )
关于把资本用在哪里能够生产出最有价值的产品这一问题,斯密认为,显然一个身临其境的人能做出比政治家或立法家更好的判断;斯密在贸易方面主张“自由放任”,反对商业的垄断与限制(包括退税与出口奖金)。斯密认为,享有这种国内市场垄断权的各种产业,往往受到极大鼓励,并使社会较大部分的劳动和资本转到这些产业上来。但这样做能否增进社会总产业,并引导其朝着最有利的方向发展,也许并不十分明显。
所以,任何一种学说,如果试图通过特别的鼓励,违反自然趋势将更多的社会资本吸引到某一特定产业,或试图通过特别限制,将本来有可能投入某一特定产业的资本抽走,实际上都有悖于他要促进的主要目的。这将阻碍而不是加速社会真正富强的进程;降低而不是增加其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真正价值。
第五篇,论君主或国家的收入,第一章论君主或国家的开支。斯密认为,君主或国家的开支主要分为四个不同的种类:1﹒是国防开支。君主的首要职责在于保护社会不受其它独立的社会侵犯。只有依靠军队才能完成这一职责。2﹒是司法开支。君主的第二个职责是尽可能保护社会成员不受其他成员的欺侮与压迫,即设立严正的司法机构。3﹒论公共工程和公共机构的开支。斯密认为,建立和维护某些对于一个大社会当然是有很大利益的公共机构和公共工程,而这类机构和工程的属性在于,如果由少数人办理,他所得利润绝不能偿还其所支出费用。所以,这种事业要由政府建立和维护,这也是政府的义务。
斯密举例说,车辆通过公路或桥梁,船舶通过运河和港口,如果按照吨位比例交纳通行税。似乎这种方法是公平的。况且,这通行税虽然由承运人支付,他只不过是暂时的垫付,最终会转嫁的货物价格上,由消费者承担。同时有了这类公共工程,由于交通的便利,会使精品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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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的运输费大大减少。消费者虽然支付了通行税使货物价格抬高,但终究比不上运费低廉而降低的程度;斯密的意思是,由于交通便利,使运输效率的提高,虽然要交运输税,并且这运输税最终由消费者承担。但不会使货物价格高过没有便利的交通设施的时候,并同时给老百姓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斯密是非常重视教育事业的,他认为,在文明商业社会,对普通人民的教育,比对有身份有财产的人更需要国家关注。因为,有钱人在年青的时候有时间﹑金钱来学习。此外,有身份与财产的人所从事的职业,用脑时候多,用手时候少,不至于使脑力变的迟钝。而普通人由于生活压力,即缺少财产和时间,他们所从事的工作用脑力会很少,所以穷人更需要国家教育资助。因此,国家只需要以极少的费用,就能够使全体人民,甚至强制全体人民获得最基本的教育。并且,在普通人的孩子中,如学业优良者,国家应给予奖学金。
斯密认为,即使国家对下层人民的教育得不到任何利益,这种教育也是值得国家注意的。人民受了教育,国家会受益匪浅。在无知的国民之间,狂热和迷信往往会惹起最可怕的骚乱。一般下层人民所受教育越多,愈不会受迷信和狂热的迷惑。另外,受教育及有知识的人都比无知识而愚笨的人更守礼仪和秩序,他们都会觉得自己人格高尚,自己更能得到法律的尊重,因而他们会更看中那些法律。这样,反对政府的文字或论调,就不能欺骗他们,这对政府来说,更是一件好事。
《国富论》是一部伟大的著作,亚当﹒斯密把人的自利心与公利心做了和谐的统一,让我们知道了自利与公利并不是彼此矛盾的,而是相辅相成的,有利于整体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社会自然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来引导着人们做出有利于社会与个人的最佳选择,没有任何政府与个人会代替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如要取代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必会带来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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