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建坤：中国已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了显著贡献-环境生态论文

何建坤：中国已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了显著贡献-环境生

态论文

何建坤：中国已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了显著贡献

文/李鹏辉

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召开在际，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低碳经济研究院院长何建坤教授接受《世界环境》杂志采访，阐述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目标和行动，展望巴黎气候变化大会。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将引发世界范围内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根本性变革，低碳发展已成为世界潮流

《世界环境》：各国应该如何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如何处理好应对气候变化和发展经济的关系？

何建坤：减缓温室气体排放主要是减少能源消费的CO2排放，这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能源需求形成尖锐矛盾。应对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如何进行协调，这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必须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绿色低碳和循环发展，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支撑经济社会持续发展，达到高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高生活质量。实现控制温升2℃目标，到本世纪末全球要实现近零排放，世界能源体系将发生革命性变革。以化石能源为支撑的传统能源体系将逐渐由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新型能源体系所取代，人类社会发展将不再依靠摄取地球资源和占有地球有限环境空间，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和可持续发展。促进能源体系革命性变革，强化节能和能源替代，建立低碳能源供应体系和消费体系，已成为大国的能源发展战略。

中国国家自主贡献文件的目标是统筹应对气候变化和国内经济转型的双

赢目标

《世界环境》：6月30日，我国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提交了《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国国家自主贡献》。如何看待中国这次公布的国家自主贡献文件？

何建坤：这份文件详细阐明了我国强化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目标与相应的政策措施，提出了积极的、有雄心的国家自主决定贡献目标，是统筹应对气候变化和国内经济转型的双赢目标。这一目标已被国际社会所认可。中国既要为保护全球生态作出贡献，体现大国担当，又要实现国内经济转型，需要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

中国已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了显著贡献

《世界环境》：中国为什么选择单位GDP的CO2排放“强度”下降这一相对减排指标？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取得了哪些成效？

何建坤：我国尚处于工业化、城镇化较快发展阶段，既要满足随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又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减缓CO2排放，必须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走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路径。大幅度降低单位GDP的能源强度和CO2强度，即大幅度提高单位能耗和单位CO2排放的经济产出效益，成为统筹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与减缓全球气候变化的核心指标和关键着力点。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所确立的是CO2排放强度下降的相对减排指标，而CO2排放总量在一定时期内仍会有合理增长。这也体现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

“十二五”时期，中国制定了单位GDP能源强度下降16%、CO2强度下降17%的目标，据估算，2014年底已分别下降13﹒6%和16%，“十二五”

节能减排目标可以顺利完成。中国已成为世界节能和利用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第一大国，已经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了显著的贡献。 中国实际减排成效高于发达国家

《世界环境》：您怎么看中国自主贡献中的单位GDPCO2排放强度减排目标？

何建坤：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我国提出2024年单位GDP的CO2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自主减排目标。到2014年底已下降33﹒8%。而同期发达国家下降幅度约15%，我国在减缓碳排放方面的努力和成效举世公认。按当前和即将采取的减排政策和措施，到2024年可实现或超过45%的减排目标上限值。当前，我国又提出到2030年比2005年下降60-65%的自主决定贡献目标，实现该目标需作出更大努力。

我国2024年实现单位GDP的CO2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40%-45%目标情况下，单位GDP的CO2强度年均下降率需达3﹒35%-3﹒91%，而实现2030年比2005年下降60%-65%的目标，平均年下降率则需达3﹒60%-4﹒11%，2024-2030年期间，年下降率需提高到3﹒97%-4﹒42%的水平。从2005至2013年，能源消费弹性平均为0﹒59。为保障到203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强度下降60%-65%的目标，能源消费弹性到“十三五”期间需要下降到0﹒5左右，到2030年需下降到约0﹒3的水平。

欧盟提出2030年温室气体排放比1990年减排40%的目标，从2012—2030年，其国内生产总值温室气体强度的年下降率预计约为3﹒6%。美国提出温室气体排放到2025年比2005年减少26%-28%，相应单位GDP的CO2强度年下降率预计为3﹒45%-3﹒59%。从单位GDP的CO2强度下降

的速度进行比较，我国的减排成效高于欧盟、美国以及日本等发达国家。 中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速度和规模将远大于发达国家

《世界环境》：您怎么看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这一目标？

何建坤：我国2009年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提出到2024年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中的比重由2005年的7﹒4%提升到2024年的15%的目标，2014年已达11﹒2%，这一目标经努力可以实现。当前又提出到2030年将其提高到20%左右的自主决定贡献目标，这是需进一步努力的积极目标。

我国2014年一次能源总消费量为42﹒6亿吨标准煤，未来即使采取大力度节能措施，到2030年一次能源总消费量也将达60亿吨标准煤，实现非化石能源比例达20%左右目标，非化石能源供应量相当于日本、英国和法国能源消费总量之和，未来年均增速要达6%以上，远高于能源总需求年均约2﹒5%的增速。目前我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每年新增投资、新增容量均居世界第一。到2030年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装机规模将达13亿千瓦左右，相当于美国当前发电装机总量，中国2030年前新增非化石能源电力装机将是美国的5倍以上。其中水电装机将达4﹒5亿千瓦左右，风电、太阳能发电的装机各达3亿-4亿千瓦，核电装机1﹒2亿-1﹒5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可替代煤炭16亿吨以上，减排CO2超过30亿吨。到2030年，天然气比例也将提高到15%左右，煤炭比例下降到50%以下，能源结构的低碳化将使单位能耗的CO2强度比2013年下降17%，比2005年下降20%。

实现CO2排放达峰值目标，是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转折点 《世界环境》：实现2030年前达到CO2排放达峰值这一目标，对中国而

言意味着什么？将会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何建坤：我国到2030年左右实现CO2排放达峰值的目标，即意味着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将不再以增加化石能源供应为支撑，并与CO2排放完全脱钩，实现经济持续增长而化石能源消费及其CO2排放不断下降。这也意味着国内资源制约和环境污染状况的根本改善，成为实现经济发展方式向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转折点。

发达国家的CO2排放峰值均出现在其完成工业化、城市化发展阶段之后，经济增速缓慢，能源需求已趋于稳定，能源结构改善即可使其CO2排放下降。我国计划2030年左右CO2排放达到峰值，在发展阶段上早于发达国家CO2排放达峰值时的水平，国内生产总值潜在增速会相对较高，届时能源需求的年增长率也会高于发达国家峰值时的水平。因此需要比发达国家有更大力度的节能和能源结构调整措施，在尽量降低经济增长对能源增长依赖的同时，加速能源结构低碳化。

加强植树造林和森林管理，增加碳汇，是我国减缓碳排放的重要对策和亮点

《世界环境》：您怎么看中国提出的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45亿立方米左右这一目标？

何建坤：中国在2009年哥本哈根大会提出的2024年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13亿立方米，这一目标已完成。2030年增加45亿立方米的森林蓄积量，可固化吸收CO2约75亿吨。这是我国减缓碳排放的重要对策和亮点，每年森林碳汇增加量基本上可抵消水泥等工业生产过程的CO2排放。 推动能源革命是缓解日趋强化的资源、环境制约的根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