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德国教育人类学的三大基础性问题及其思想来源
孙丽丽
【摘 要】当代德国教育人类学在发展中形成了三大基础性问题:一是人类为何需要教育人类学?二是教育学为何需要教育人类学?三是教育人类学如何实现自身使命?在对三大问题的回答中,德国教育人类学形成了独特的学科发展路径:本体性追问、原点式思考和适切性选择。早期民俗学、“大陆人类学”、人类学与教育学的关系演变等思想资源,共同孕育着德国教育人类学的三大基础性问题及其研究路径,并由此塑造着德国教育人类学独特的认识论与方法论。 【期刊名称】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 【年(卷),期】2024(017)001 【总页数】8
【关键词】德国教育人类学;基础性问题;思想来源
德国教育人类学既不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仅是精神科学教育学派的一个分支,或仅是哲学人类学在教育学领域中的具体运用,而是受多种思想资源影响的一门复杂学科。在当今中国教育人类学研究中,已有研究者开始关注德国教育人类学的独特性①,但研究成果较少,对影响德国教育人类学发展的基础性问题及其思想来源则更是鲜有关注。实际上,三大基础性问题直接塑造了当代德国教育人类学的独特性。通过对三大基础性问题的本体性追问、原点式思考和适切性选择,德国教育人类学形成了自身独特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本文尝试以此为突破口,着力阐明当代德国教育人类学的基础性问题及其研究路径,并对此进行“追根溯源”式研究,探究其背后的思想资源。
一、本体性追问:人类为何需要教育人类学
德国教育人类学首先要回答的基础性问题就是“人类为何需要教育人类学”。围绕这一问题确立了洞察生命的研究主题与思维方式,并以此形成了与人类命运密切相关的学科底蕴。
1.以教育的方式克服人类存在的困难
“人类形象”(Menschenbild)是教育人类学与人类形成关联的核心载体。在此基础上,德国教育人类学在人类发展与教育之间建立了有效关联,将人类命运的思考与教育紧密联系起来。这是当代德国教育人类学发展的起点和关键。无论学科形态经历何种演变,德国教育人类学始终没有放弃对理想“人类形象”和人类命运的关切。
博尔诺夫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他指出,在“一战”后初期的德国,人们相信能够通过教育创造新生活,教育学思想也肯定教育的积极作用。这种情况在“二战”后发生了改变。从“二战”后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德国教育学因为缺少新的发展动力而严重滞后[1]。教育学热情的削减与人类形象研究的自然科学倾向有关。该倾向“关注人的虚弱特征,使得对人类问题的关注长久地陷入对人类自然本性的思考以及共同的人类情境”[1],对人类形象的“虚弱”界定,带来了对教育和教育学思考的悲观倾向,中断了人类与教育之间的积极关联。
在这种情况下,博尔诺夫将存在主义哲学与教育人类学思考结合起来,塑造理想的人类形象,重建教育的积极功能,尝试以此来摆脱时代的悲剧氛围。博尔诺夫认为,20世纪开始的任何一次教育学热情,都以理想的“人类形象”为导向,尊重人的创造能力,赋予儿童和青少年时期不同于成人的独特价值。博尔诺夫所讲的“人类形象”首先是一种允许人类保护自身生存空间的希望和理想,
是一种开放的结构,包括人所具有的生物、心理、意志、情感和精神等方面[2]。他还总结到,传统德国教育学的概念体系都确定了理想的“人类形象”[1]。虽然这些“人类形象”遭受到自然科学的冲击,但博尔诺夫仍然相信理想的“人类形象”能够存在,且必须存在,它能够赋予人类直面现实苦难的勇气,促使现代人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在绝望和困苦中振作起来。 2.教育人类学在不断明辨人类的教育本质
德国教育人类学围绕可塑性与教育必要性,不断明辨人类的教育本质,形成了教育人类学之于人类的第二个核心价值,这与德国教化传统和人类学传统有关。 在德国的学术传统中,人类与“教化”(Bildung)有着密切关系。在德国古典文学时期,人性启蒙理性的理想被赋予一种崭新内容,主要表现为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通过“教化以成为人”(Bildung zum Menschen)这一新型理想,对启蒙运动的至善论予以超越[3]。“教化”概念在这一时期成为核心,并成为19世纪精神科学赖以存在的要素。在“教化以成为人”这一新型理想中,“教化”是成为“人”的唯一途径,也是人性教育的唯一标志,构成了人区别于其他生物的核心。与此同脉,德国人类学也在描绘理想人类形象的过程中,维持着“教化以成为人”的核心路径,将教育视为人类理性养成的唯一路径,赋予人类完全的教育本质。
受此影响,德国教育人类学在描述理想人类形象的过程中,一直肯定人类的教育本质,并进行了丰富的研究。例如,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陆特(Heinrich Roth)围绕人的可塑性和确定性,开创了“经验式的教育人类学”,强调通过数据来说明人的自然属性,在此基础上论证人的可塑性及其限度。20世纪80年代,以伍尔夫为代表的教育历史人类学围绕“身体回归”引发的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