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走读胡适》及传记的写法
作者：贾振勇
来源：《东方论坛》 2013年第2期
贾 振 勇
在现代文人中，胡适之可谓提倡传记写作的最知名和最有影响力的大人物。他不但极力鼓吹，而且身体力行。从17 岁在《竞业旬报》上发表《姚烈士传》、《中国第一伟人杨斯盛传》开始，写作传记的癖好，如影随形的几乎伴他一生。
他写传记还有个特点，就是不挑食。古今中外各色人等，往往被学识渊博的胡博士信手拈来：国外的比如《世界第一女杰贞德传》、《康南耳君传》；国内的就更不用讲，从《中国爱国女杰王昭君传》、《朱敦儒小传》、《吴敬梓传》、《菏泽大师神会传》，到《许怡荪传》、《李超传》、《高梦旦先生小传》、《丁文江传》，无论是古之贤者还是今之闻人，凡是能兴会所至者，都可走入他的笔下。这仅仅是标上了“传记”名目的，还不包括他那些以考、述、论、辩、记乃至年谱等形式出现的“变形”传记；他不但写真人，还写虚构的人物传记，比如《差不多先生传》。当然，他老人家更不会忘记给自己写传，比如《四十自述》，再比如虽非亲自捉刀但颇具胡氏风采的《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整理、译注）。在胡适写的传记中，字数最多、影响较大的是《丁文江传》。这篇传记以后引来了李敖的挑剔。胡适说李敖“你简直比我胡适之还了解胡适之”，此话真意何在暂不评论，两个忘年交虽惺惺相惜，但英雄不折腰之才高气傲应该是难免的了。所以，自视“百年来中国人写白话文之翘楚”的李敖如果不挑剔，也就不是李敖了。李敖的确眼尖，在一番热捧之后，笔锋就转向《丁文江传》的缺点，除了点出“引录史料与原文颇有出入”、“偶尔有小错误”、“引语来源不能注出”、“有些地方失之太略”这些貌似轻描淡写的问题外，更是直奔命门：胡适总是离不开他那“谨严的历史叙述的老路”，不能“写一部文学味道较浓一点的传记”，他鼓吹一辈子传记文学，然而除了《四十自述》中的《我的母亲的订婚》“算是比较有点文学味道的”，“剩下的恐怕都是些‘历史癖太深’的作品了”。[1](P157)
李敖之所以如此指摘，盖在于他既有为胡适写传的夙愿，更有借胡适一展才华的傲气，于是他写了《胡适评传》。古人说五十步笑百步，李敖确有步胡适后尘之嫌，不但《胡适评传》象胡适的不少大作一样是半拉子工程，就连“历史癖太深”的特色也照单全收。与胡适所写传记不同的，大概是俏皮和文采了。以至于笔者至今还记得他在那半拉子《胡适评传》中的最后笔墨：“上海埋葬了这个不到十九岁少年人的梦，埋葬了他的欢笑与眼泪、上进与堕落，埋葬了他那永不再回的青春，也埋葬了他那‘胡洪骍’的名字。从此以后，人人都不叫他‘胡洪骍’了，人人都叫他‘胡适’。”[1]（P338）李敖不愧为才子，这段话笔者印象之深，以至于能在课堂上随口背诵。无论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还是文学作品，一两句神来之笔的点评，往往胜于千言万语的铺陈。
之所以拉拉杂杂写这么多貌似不相干的话，乃是因为最近读姜异新女士《走读胡适》触发的。由于胡适在20 世纪中国舞台上的耀眼光芒，关于他的传记当然要汗牛充栋。那些传记大都是学者写的，自然就有学院派的特点，比如材料充分、考证详实、全面周到，其中的佼佼者也成为研究胡适的权威之作。这样的著作的学术价值和意义不容小觑。但问题是“历史癖太深”的传记是否太多？而“文学味道较浓一点”的是否较少呢？我们由此得到了很多关于胡适的知识和材料，可是胡适的神采是否能水涨船高呢？我的感觉是，最终得到的往往是一个模糊的轮廓，或者是具体的事例，能“撄人心”者比较罕见。
可是，当从网上购得姜异新女士的《走读胡适》并饱览一遍后，大有耳目一新之感。要知道，学界对胡适研究的水平，比鲁迅研究的水平差不到哪去，能让人有新鲜感实属不易。不必
说这本书的文采，早就听闻姜异新女士是才女，这部书只不过是这个听闻的验证而已；也不必说这本书的学术价值，能在众多胡适传中让人侧目，非具有相当的学术含量不能达到也。我感兴趣的是，这部书竟然叫《走读胡适》。沿着传主的人生地理空间的位移，追随传主的足迹，追古思今、指点江山，实现了真人版大穿越，真让人艳羡不已：我当年写《郭沫若的最后29 年》，就怎么没有机会沿着传主的足迹走一遍呢？
“走读，不只是走，更要读，读出新意，而不是穷搜未尽的史料”，姜异新如是说。这部别致的胡适传如何有新意，我就不啰嗦了，相信很多的读者会比我更有眼光品评。我要感慨的是，且不说这部传记披露的一些史料填补了某些空白，关键是她对史料的拿捏和运用，有恰到好处之妙。史料不是无情物，如何化作春泥更护花？如何让史料活起来，甚至创造性地运用史料，尽显传主之风采，这是很多传记作者面临的难题。然而，姜异新女士以“走读”的方式，“真诚地邀请胡适住在心中”，轻描淡写地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她不但走读出了胡适的风采，走读出了历史的深意，而且也具有了“历史的贯通之气”。
姜异新在自序中记载了一个朋友的意见：“你这是在写胡适吗？你这不是在写你自己吗？”质疑者大概还是在尊奉那个所谓“客观性”的述史理念，以至于有此一问。我要是说的是，我们所崇信的那个“客观”的历史及历史人物，早已遥遥而去，我们已经不可能重回历史长河，只能根据历史的遗迹来模拟一个所谓“真实”的历史场景和历史人物形象。以我观物、物皆著我之色彩，既是无奈也是必然之事。是否能写出传主的神韵，是否是一部“写生传神”的传记，才是问题的关键。倘若胡适地下有知，他对《走读胡适》会作何感想呢？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早已意识到自己将成为耀眼历史人物的胡适，是期待有人能将他“写生传神”的写出来。他在《〈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中，就为传记的写法提出了自己的标准：“传记写所传的人最要能写出他的实在身份，实在神情，实在口吻，要使读者如见其人，要使读者感觉真可以尚友其人。”而且倡言：对近代史上的洪秀全、胡林翼、郭嵩焘、李鸿章、俞樾、孙文、袁世凯、严复、张之洞、张骞、盛宣怀、康有为、梁启超等“关系一国的生命”的人物，“都应该有写生传神的大手笔来记载他们的生平，用绣花针的细密功夫来搜求考证他们的事实，用大刀阔斧的远大识见来评判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2](P596) 其实，这何尝不是在告诫后人：对他胡适这样一个也是“关系一国的生命”的人物，为他写传亦应如是？
《走读胡适》自然没有直截了当地如学术评判那样来写胡适传，但游踪所涉、笔墨所至，却往往在颇富情感的叙事中，尽显一个历史人物的卓越和荣耀。借用苏轼的话来说，《走读胡适》“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其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走读胡适》是否写生传神，还是让时间来鉴定吧。但毫无疑问的是，这也是写传记的一条“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的道路。这种写法的价值，在我看来，不亚于学院派的高头讲章。“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 堂堂溪水出前村。”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是也。学院派的胡适传，自有学院派的气度，《走读胡适》对胡适的心领神会，对胡适的心有戚戚，使它别具风采。李敖写《胡适评传》，花大力气做了那么多考据，我想他是为了证明他不但是才子，还大有学问。但心高气傲的他不会耐着性子写下去，以至于开篇不久就煞尾。他的那些繁琐的考据我没记住多少，反而不时闪现的神来之笔至今难忘。《走读胡适》恰当地运用史料，加之以文采斐然的笔致，加之以对历史人物的同情式关照，无疑尽显了“本色胡适”。所以，这部传记的价值自有公论，不必我来说。我想说的是，《走读胡适》给我的最大印象，恰恰就是它的笔致和个性：边走边想，边想边读，边读边写，娓娓道来，如数家珍，一个鲜活而“温热”的胡适，就此从一百多年的尘埃中微笑着向我们走来。
参考文献：
[1] 李敖. 胡适研究[M].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社, 2006.
[2] 欧阳哲生编. 胡适文集: 第4卷[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作者单位: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关于《走读胡适》及传记的写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