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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体性》解读
容摘要:《文心雕龙?体性》是研究作家情性与文章风格之间关系的专篇。勰在该篇中既指出体由性定,认为才、气、学、习是风格形成的四个主观因素,又首创性地提出文章风格分类的“八体”理论,肯定典雅和远奥,贬抑新奇和轻靡。该篇不仅倡导了一种为情造文的创作观念,比较系统地揭示了文章风格的生成原理,而且对作家文风的整体把握和多样化发展具有理论指导意义,对后世风格批评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勰 体性 才气学习 八体
勰的《文心雕龙》是我国古代一部卓越的文学理论专著,其中第二十七《体性》篇“是我国最早论述风格问题的专著”[1],而得到诸多龙学前辈们的关注和研思。《体性》篇的“体”与“性”是并列结构,“体”指文章体貌,即外在风格;“性”指作家在情性、个性。因此,《体性》是研究作家情性及其文章风格之间关系的专篇。 一
勰在篇章开头指出了体与性的关系是体由性定:“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而符外者也。”[2]在他看来,文章的创作源于作家情感意识的激荡和理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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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开展,作家的思想感情(情和理)与作品的文辞容(言和文)之间存在着一个由隐至显、从向外的动态的表达过程,“情”和“理”是“隐”的、“”的,“言”和“文”是“显”的、“外”的。因此,文章外在风格是作家在情性的体现和反映,通过文章就可以认识作家的思想感情。《知音》篇说:“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3]所言意亦如此。应该注意的是,并非一切文章的“体”都可以反映出作家的“性”,也不是所有作家的“性”都可以转化为相应的“体”,这个过程需要一个前提,即“情动”、“理发”。只有“情动”、“理发”之时形成的言和文,才能反映出作家的本真情性。显然,勰反对齐梁时代所流行的“为文而造情”的形式主义创作倾向,认为这种文风雕章琢句,矫揉造作,虚假伪饰,为文造情者是“心非郁,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情采》);主“为情而造文”,认为文学创作是为了抒发作家的真情实感,只有这样才能言之有物,作品容才能充实,形式才能优美。《情采》篇又云:“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4]勰在这里又一次正确地阐述了写作的根本要义:只有作为文章经线的情理确定了,作为文章纬线的文辞才能畅达。
那么作家作为创作主体,怎样在审美创造中发挥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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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性,使文章呈现出独树一帜的风格呢?勰指出,这与才、气、学、习之主观因素有关:“然才有庸?y,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并情性所铄,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5]“才”指才能、才华,有平庸卓越之分;“气”指气质、气度,有刚健柔婉之分;“学”指学养、学识,即所受教育,有浅薄渊博之分;“习”指习染、习性,即所处环境,有雅正浮靡之分。勰把这四者二元化为先天和后天两个层次,才和气属于作家先天的禀赋,学和习属于作家后天的锤炼。文辞理致的平庸卓越,风力意趣的刚健柔婉,取决于先天禀赋之才与气的庸俊和刚柔;叙事义理的浅薄渊博,体格法式的雅正浮靡,有赖于后天锤炼之学与习的浅深和雅,是谓“故辞理庸?y,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鲜有反其习”[6]。
勰在《文心雕龙》诸篇中阐述过才、气、学、习四者的关系:“才为盟主,学为辅佐”(《事类》),“才力居中,肇自血气”(《体性》),“因性以练才”(《体性》),“酌理以富才”(《神思》),“将赡才力,务在博见”(《事类》)。他认为,先天的才是基础作用,后天的学起辅助作用,虽然才力是基础,但得以呈现还需借助气的发挥,可见“气”是根本,同时又可以根据情性来锻炼文才,可以斟酌事理来丰富才学,还可以通过博览来提高才力,强调了后天培养的重要作用。于是,勰又指出:“夫才有天资,学慎始习,斫梓染丝,功在初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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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成采定,难可翻移。故童子雕琢,必先雅制,沿根讨叶,思转自圆,八体虽殊,会通合数,得环其中,则辐辏相成。”[7]以砍树、染丝、彩绘和制轮四个比喻来强调学习要在开头时慎重,告诫最初习作应该模仿正确的风格。
才、气、学、习是风格形成的四个主观因素,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四者各司其职,各显其能,共同作用,才使作家的个性千差万别,文章因此“其异如面”,呈现出云谲波诡之貌,文学园地才呈现万紫千红、百花争艳的景观。 二
由于各人先天才气和后天学习的差异,其创作出文学作品的风格更是迥然不同,勰从类型学的角度总结归纳为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和轻靡八种风格,简称“八体”,按照“雅与奇反,奥与显殊,繁与约舛,壮与轻乖”分为四组,并一一剖析了其风格特点:“典雅者,熔式经诰,方轨儒门者也;远奥者,馥采典文,经理元宗者也;精约者,核字省句,剖析毫厘者也。显附者,辞直义畅,切理厌心者也;繁缛者,博喻酿采,炜烨枝派者也;壮丽者,高论宏裁,卓烁异采者也;新奇者,摈古竞今,危侧趣诡者也;轻靡者,浮文弱植,缥缈附俗者也。”[8]
关于八体,黄侃先生在其读书笔记中写到:“八体之成,兼因性习,不可指若者属辞理,若者属风趣也。又彦和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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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体并,文状不同,而皆能成体,了无轻重之见存于其间。下文云:雅与奇反,奥与显殊,繁与约舛,壮与轻乖。然此处文例,未尝依其次第,故知涂辙虽异,枢机实同,略举畛封,本无轩轾也。”[9]他认为,勰看待八体“了无轻重之见”,它们“本无轩轾”,其中并无褒贬之分。对此,相当一部分学者持相反意见。文澜指出:“彦和于新奇轻靡二体,稍有贬意,大抵指当时文风而言。次节列举十二人,每体以二人作证。独不为末二体举证者,意轻之也。”[10]周振甫认为:“就八体看,勰对新奇轻靡两体是有不满的。这从他贬斥当时新奇轻靡的文风中可以看到。”[11]文勋、杜东枝的看法是,勰对八体有褒有贬:“譬如对典雅、远奥、精约、显附,就比较肯定和赞扬,……而对‘摈古竞今,危侧趣诡’的‘新奇’,‘浮文弱植,缥缈附俗’的‘轻靡’,则颇有微词。”[12]春田更是坚定无疑地说:“勰对‘八体’中的‘新奇’、‘轻靡’二体,显然是持否定或贬抑态度的,这一点无可置疑。”[13] 勰谓典雅是“熔式经诰”,“方轨儒门”,特点是取法经典,依傍儒家立论;谓远奥是“馥采典文”,“经理元宗”,特点是辞采丰富,文义深远,按照道家立论。勰将典雅、远奥二体放在八体之首,特别强调这两种风格分别受儒、道两家的文化滋养,居于其后的六体是未谈学理渊源的。八体之中居于末位的新奇和轻靡二体,一个是“摈古竞今”,“危侧趣诡”,就是绝弃古制,追求新体,走着危险的怪异的路子;一个是“浮文弱植”,“缥缈附俗”,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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