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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中两晋士人的文学审美趣味共5页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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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中两晋士人的文学审美趣味

文体大略形成于两汉,文愈多,文体分类愈繁,汉代的文体分类及文体特征主要继承了道德价值评判的传统,以儒家文艺观为主导。建安时期,曹丕《典论?论文》提出“文本同而末异”,将文章分为四科八体,首次提出“诗赋欲丽”,对于诗赋的要求不同于两汉的正统儒学观念。所谓“丽”从审美趣味来说,也就是强调诗赋的形式华美,赏心悦目。这是感官上的趣味,而不是政治道德上的教化。西晋时著名文士挚虞著《文章流别论》,继承了汉代的文体观念,仍然以儒家道德思考为主导。而太康文坛之英陆机在他的《文赋》中提出了文章十体并分别予以新的阐释,显示了西晋文士的主流审美风尚,也显示了文士人生趣味与文体意识在一定程度上的关联。东晋文章的品评仍多沿袭陆机《文赋》的思想倾向,士人的人生、文艺合为一体,人生之趣味便成为文艺之趣味,充满了美的意蕴。 《世说新语》中所记载的魏晋文士的文学著述及品评,也反映了士人人生趣味与文体观相结合的特点。它在结集魏晋士人的人物美、自然美、精神美的同时,蕴含了很浓厚的生活趣味与审美趣味。在文学批评领域,有专章《文学篇》记述了魏晋文士著述、品评文字,以及探讨儒佛、辨析义理的盛况,其中涉及到了诗、赋、论、赞、传、诔、颂等多种文体。在这些文体的创作与特征的欣赏上,《世说新语》强调的是文士个体生命的情感抒发与审美体验。 一、音声之美

在《世说新语》中,诗、诔、颂等创作与欣赏与音声之美直接相关。西晋时陆机就在《文赋》中言“箴顿挫而清壮”,注重箴发言为声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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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意要求其文句长短不一、有顿挫跌宕之节奏,且言辞有清壮之音声。“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其中优游、朗畅等语,也隐含着音声和缓达畅的听觉感受。这种感官感受在东晋时期更加受到文士们的重视。且由于魏晋时期的玄学清谈的盛行,士人们在进行清谈时的音声之美首先被重视。《世说新语?文学》中描述了许多东晋士人进行清谈时的音声之美的例子。支遁、许询等人聚集在会稽王司马昱的书房里讲经,支遁讲义、许询唱经,众人“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辨其理之所在”;支遁、谢安等人清谈,“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许语,叙致精丽,才藻奇拔,众咸称善。……谢后粗难,因自叙其意,作万余语,才峰秀逸”;支遁论《庄子?逍遥游》“才藻新奇,花烂映发”。这种对音声审美的感官趣味也影响到了诗、赋、诔等文体的吟诵。文士们有吟诵自己所作诗文的,如《文学》篇记载袁虎在客船吟咏自己所写《咏史》诗,甚有情致。谢尚得闻,叹美不能已。袁虎所诵,给谢尚以听觉感官上的审美享受。又有以音声比喻所作之赋,如孙绰称自己所作《天台赋》有金石之声。金石声,是钟磬等乐器所发出的声音,以金石之声形容赋文,是以音声之美来比喻文采的优美铿锵。又有桓玄登上江陵城南楼与宾客坐谈,兴起为王恭作诔文的意趣,于是“吟啸良久,随而下笔,一坐之间,诔以之成”。意兴而作诔,吟啸而下笔,把对王恭的哀悼与德赞诉之吟咏、倾之笔墨,而成诔文。 二、情感之美

与传统道德教化不同,两晋时的诗文作品创作与品评都融入了文士个人的情感与生命体验。魏晋时期是一个重“情”的时代,士人们经历了汉末以来的种种政乱、战争以及疾病等乱象,常常对人生表现出更深沉地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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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与追求。因此在人物品藻的标准之中便有以高情、才藻等重要内容,而《世说新语》里面的相关记述也不胜枚举。《品藻》篇中提出高情与才藻这两个方面:“孙兴公、许玄度皆一时名流。或重许高情,则鄙孙秽行;或爱孙才藻,而无取于许。”又有推崇才藻的记载,许询曾经去拜访简文帝司马昱,与风恬月朗之夜与简文对坐清谈,许询言咏襟怀,辞寄清婉,受到简文赞赏:“玄度才情,故未易多有许。”而关于高情,《世说新语》中的记述更是比比皆是。如《任诞》篇:“桓子野每闻清歌,则唤‘奈何!’谢公闻之曰:‘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桓伊善音乐,尤善挽歌。他每每听闻挽歌音声,便要感叹“奈何”。这是一种对于人生的悲叹,也是对生命的深情。因此,士人在对于文学作品的品评之上也融入了浓厚的情感。评语之中多见才情、情致等语。如上文提到袁宏吟咏《咏史诗》“甚有情致”,又有裴启《语林》“载王东亭作《经王公酒垆下赋》,甚有才情”。在文学在作品中评论“情”,最著名的应属孙楚、王济论情文之语:“孙子荆除妇服,作诗以示王武子。王曰:‘未之文生于情,情生于文。览之凄然,增伉俪之重。’”注《除妇服诗》曰:“时迈不停,日月电流。神爽登遐,忽已一周。礼制有叙,告除灵丘。临祠感痛,中心若抽。”诗作以四言为体,将对妻子的思念之情写得凝重而深切。《文心雕龙?才略》称“孙楚缀思,每直置以疏通”,言其文意直陈通畅,直抒胸臆,非傍诗史,由此可见一斑。孙楚之情思与后来潘岳所作《悼亡诗》相比更加简净真切,《悼亡诗》文辞华美,情思绮丽,而孙楚此诗是西晋诗歌重真情的另一枝。而“文生于情,情生于文”的评语,是文士评论情、采的论端。刘勰在《文心雕龙?情采》说:“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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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强调情采合一,文质兼备。王济言孙楚之诗,亦是从“缘情”的角度来感受其中的人生体验与情感的。 三、思理之美

《世说新语》中的品评之语充满了智慧的思理,这也对文学的品评产生一定影响。《世说新语》中多次记载了玄学辩论的场景,绘声绘色,充满了音乐、辞藻和智慧之美,给人以丰富的趣味享受。如王衍的诸婿大会,裴遐与郭象对谈,裴遐“理致甚微”,郭象“才甚丰赡”,在坐诸君都“咨嗟称快”,以此为美的享受。又有谢尚与殷浩的玄谈:“(殷浩)作数百语,既有佳致,兼辞条丰蔚,甚足以动心骇听。”殷浩善玄谈,又与孙盛、王?鳌⑿簧械染奂?在会稽王司马昱那里辩论《易象妙于见形论》,孙盛持自己的论点气势凌云,众人又驳不倒他,于是请来刘?粗?阵,刘?炊?百许语,言辞简切、直中要害,“一座同时抚掌而笑,称美良久”。此种思致之谈,实乃士人获得精神愉悦的重要手段。这种趣味影响到对文学作品内容及特征的品评,便产生了以玄言、玄意品诗的现象。如《文学》篇云:“郭景纯诗云:‘林无静树,川无停流。’阮孚云:‘泓峥萧瑟,实不可言。每读此文,辄觉神超形越。”阮孚言郭璞之诗有“神超形越”之感,即是以玄意来品赏诗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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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中两晋士人的文学审美趣味文体大略形成于两汉,文愈多,文体分类愈繁,汉代的文体分类及文体特征主要继承了道德价值评判的传统,以儒家文艺观为主导。建安时期,曹丕《典论?论文》提出“文本同而末异”,将文章分为四科八体,首次提出“诗赋欲丽”,对于诗赋的要求不同于两汉的正统儒学观念。所谓“丽”从审美趣味来说,也就是强调诗赋的形式华美,赏心悦目。这是感官上的趣味,而不是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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