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工业革命与前两次工业革命有何不同
杨虎涛：对于第三次工业革命关键特征的界定，我想结合美国未来预测大师杰里米?里夫金的观点来谈。
在长波理论和演化经济学的分析中，“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术语早已有之。在弗里曼、苏特和佩雷丝等人的著述中，基本上都是按照技术革命和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的特征，对三次工业革命的时期进行了如下区分：第一次工业革命（1760―1850年），以蒸汽机革命为特征；第二次工业革命（1850―1950年），以电力和石油技术革命为特征；第三次工业革命（1950年以来），以计算机革命为特征。
其中，第一次工业革命又包含了第一次康德拉季耶夫长波（棉纺、铁和水力时代）和第二次康德拉季耶夫长波（铁路、蒸汽机和机械化时代）；第二次工业革命则包含了第三次康德拉基耶夫长波（钢铁、重工业和电气化时代）和第四次康德拉基耶夫长波（石油、汽车和大规模生产时代）。在这种划分方法中，里夫金笔下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实际上是包含了以信息通信技术时代为标志的第五次康德拉基耶夫长波和里夫金所强调的数字化制造、再生能源为代表的第六次康德拉基耶夫长波或者说是第六次技术革命浪潮。{1}
但里夫金以及其他一些学者{2}等人坚持使用第三次工业革命而不用第六次技术革命的提法的原因，并不仅仅是像“历史学
家使用蒸汽时代、电气时代那样，为了描述的更方便”{3}，里夫金之所以将能源作为工业革命的判断标志，是因为里夫金认为“能源机制塑造了文明的本质，决定了文明的组织结构、商业和贸易成果的分配、政治力量的作用形式，指导社会关系的形成与发展。”{4}事实上，能源的开采、使用、交易与分配不仅决定了经济生活的本质，也决定了经济组织和政治组织的形式、功能与目标，这种观点早在里夫金1981年与霍华德合著的《熵，一种新的世界观》一书中就得到了清晰的表达。在里夫金看来，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关键特征，在于它提供了不同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煤（蒸汽机）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电力化的新能源体系，即可再生能源。而里夫金所界定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五大支柱也是围绕着能源展开的：（1）向可再生能源转型；（2）建筑转化为可就地收集与生产可再生能源的微型发电厂；（3）建筑储能；（4）能源共享网；（5）运输工具转向插电式以及燃料电池动力车。 里夫金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一书中的诸多观念，如氢能源与氢储能问题，在1981的《熵，一种新的世界观》一书中早已出现；而再生能源的生产及其共享、新能源机制对商业模式和治理模式的影响，如经济发展的洲际化、扁平化与分散化等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一书中一再强调的理念，在2006年出版的《欧洲梦》一书中也已强调过{5}。然而，里夫金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一书中还是有一个明显的变化，那就是不再孤立强调能源，就是将能源与通信二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能源+通信的
新观念，并依照能源和通信结合的不同方式，建立了对历次工业革命的判断标准。里夫金将经济系统类比为生命系统，认为通信技术类似中枢神经系统，对经济有机体进行监管、协调和处理，能源则起到血液的作用，将“自然的馈赠转化为商品和服务这一过程提供养料，从而维持经济的持续运行和繁荣。”{6} 在里夫金看来，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特征，是蒸汽能源与纸质新闻媒体的结合：在蒸汽能源提供了不同于人力、畜力的“自然馈赠转化”力的同时，蒸汽印刷机也以其廉价、高效的文本复制功能导致了公众文化普及运动，造就了大批能够对以煤炭为动力的蒸汽铁路以及工厂经济进行系统的管理和操作的劳动力人才。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特征则是电信技术与燃油内燃机的结合：电气化导致了大批量工业制成品，汽油动力汽车的大量生产，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经济社会生活，并引发了对石油燃料持续增长的需求，而电报、电话、收音机和电视机等通信技术则提供了与这种快速时代和广阔时代相匹配的信息传递方式。第三次工业革命就是新兴的通信媒介和新能源体制的聚合，也就是能源和信息共用一个网络的“能源互联网”，“这种聚合将会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的时间和空间属性，从而要求以全新的方式组织和管理商业活动和生活方式。”{7}在里夫金看来，无论是产生还是储存都以分散形式进行的可再生能源对集中型、高密度的石化电力能源的替代，加上扁平化、虚拟化的信息网络，不仅会提供更为绿色、更为节约和有效的生产和消费方式，也会使
生产活动变得更加分散化和网络化，他称这种分散式的再生能源为扁平能源（Lateral power），依托这种能源体系的3D打印技术，将摧毁原有的规模式生产，人类将进入“制造民主化”（Democratizing Manufacturing）时代，{8}传统的层级制管理系统，无论是经济组织还是政治组织，都会面临着瓦解的可能性，甚至国家这一“传统能源机制”的产物，职能也会被淡化，取而代之的去中心化、洲际化的社会形态。 记者：里夫金用能源+通信刻画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主要特征，但并未进一步触及新技术革命中各个产业部门之间的关系。杨教授，请您谈谈在新的技术革命浪潮中，各个产业部门之间存在着一种怎样的关系？
杨虎涛：对于这个问题，我想结合弗里曼、卢桑和佩蕾丝等演化经济学家的理论来谈。
和里夫金一样，弗里曼、卢桑和佩蕾丝等演化经济学家在对康德拉季耶夫长波或技术革命浪潮的研究中，也将能源因素置于重要的位置。在他们关于技术革命的分析中，蒸汽动力的出现，是“随处可得的能源”模式替代了对时间、地点有特定选择的水力，从而使工厂选址不必依赖于特定地理位置；而电力则提供了一种“可分配”的能源体系，在集中式供电、分散性使用的能源机制下，企业的规模和地点得到进一步的扩张；而石油这种便携式“高密度能源”的产生则进一步扩展了人类生产、交易和消费的范围。每一种新能量机制的产生，都对应着特定的生产组织和
经济形态。
不同的是，里夫金并未进一步触及新技术革命中各个产业部门之间的关系。{9}而在弗里曼、卢桑和佩蕾丝等演化经济学家的理论中，里夫金和麦吉里所描述的这种第三次工业革命在本质上是一种技术经济范式的变迁，也是熊彼特所称的“创造性毁灭浪潮”。但与熊彼特相比，新熊彼特学派的学者们更关注的不是创新的出现，而是创新的扩散。而这种扩散，也不只是熊彼特意义上的“模仿”，而是在这种扩散中多个技术部门的相互影响及其综合作用。
在这种扩散过程中，有几个关键的可识别要素。{10}首先，每一次技术革命都需要关键要素或核心投入，如铁、煤、钢、石油、电子芯片等，这些关键要素的生产部门是每次长波的动力部门（motive branches）。关键要素之所以关键，是由于它们直接影响着其他行业的新要素组合可能性，决定着技术轨迹和“设计空间”（design space）。而判断一个行业是否属于生产关键要素的动力部门，主要看它对其他行业的影响范围和程度。例如，尽管纺织业在英国工业化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但它并不是关键要素或核心投入，因为棉纱并不适用于更为广泛的其他行业，相比之下，和棉纱一样快速发展的冶铁业则因其涉及产业众多而被看作工业革命典型的核心投入。其次，是支柱部门（carrier branches）或者主导部门（leading sectors），这是以核心投入和某些补充投入为基础所刺激出来的快速增长部门，如棉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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