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西尔对“卢梭问题”的继承与超越——兼论卡西尔的文化哲学观

卡西尔对“卢梭问题”的继承与超越——兼论卡西尔的文化哲学观

[摘要]：本文通过对启蒙运动原因的分析，揭示了卢梭苦苦挣扎的困惑与矛盾，而卢梭的困惑被卡西尔总结为“卢梭问题”。卡西尔继续沿着卢梭的“回到大自然”的解决问题的方案，而且进一步的深化，提出了自己的文化哲学观。卡西尔的文化哲学观可以看作是对“卢梭问题”的继承与超越，文章通过对这一继承和超越的论述，展现卡西尔的文化哲学观对当前中国进行的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意义。 [关键词]： 启蒙运动；“卢梭问题”；卡西尔；文化哲学 一、“卢梭问题”之前

“卢梭问题”是产生于启蒙理性本身之中的，要考察“卢梭问题”首先要了解启蒙理性的渊源。对于启蒙理性卡西尔曾经指出：“启蒙思想家的学说有赖于前数世纪的思想的积累，这一点是当时的人们没有充分认识到的。启蒙哲学只是继承了哪几个世纪的遗产；对于这一遗产，它进行了整理，去粗取精，有所发挥和说明，但却没有提出什么新的独创观点加以传播。”卡西尔认为启蒙哲学仅仅具有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在此并不是去评价他的观点，但是有一点是不容否认的，那就是启蒙理性产生有其历史的渊源。作者认为启蒙运动于产生两个历史传统：其一是西方社会以一贯之的理性传统；其二是西方社会的宗教传统。首先，始于赫拉克立特经过柏拉图发展的“逻各斯”，开启了西方理性主义的传统，这一传统弥久不衰，在西方社会的发展中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从柏拉图的“不懂几何学的莫入”中间经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而发展到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整个西方从上到下完全笼罩在理性主义的统治之下，对于科学几乎达到的几近崇拜的地步。尽管在中世纪，宗教统治曾一度占据主导地位，但是丝毫不影响理性的权威，比如对上帝的信仰如果不经过理性的证明和确立，那是没有任何说服力的，所以为了确立对上帝的信仰宗教也必然要借助于理性。尤其是经过笛卡尔对“我思故我在”的论证，人类社会更是进入一个理性高扬的时代，到了启蒙运动几近达到了高潮。

其次是宗教的传统。“西方基督教从犹太教继承下来的观念中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信念，即上帝创造的人类处于支配自然界其他组成部分的地位”。然而，即使人类对自然界处于支配地位，但是在十六世界之前，这种支配地位是处于上帝的统治之下的。因为人类的这种支配能力是来自于上帝的，这种能力在现实中仍然是一种虚拟的存在，人类并未真正拥有这种能力，整个人类仍然受到一种超越的、抽象的要求的约束。而且，在十六世纪路德的宗教改革之前，人类对上帝的信仰是踏上天堂之路的过程。宗教改革之后，“将上帝的理性转移给了人类，认为人类和科学的理性能够阐释世界、改变世界、征服世界”。而且人类对上帝的信仰不再存在于理想的天国，就存在于现实的、世俗的社会中，人类通过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努力可以得到上帝的恩宠。是否能得到上帝的恩宠并不取决于上帝，而是在于人类本身的努力。尤其是这一转换和西方社会理性传统相结合，像一对孪生兄弟，共同刺激了启蒙运动的到来。 二、“卢梭问题”

按照卡西尔的说法“启蒙哲学仍具有一种独具特色的哲学思维形式”。事实上这种哲学思维方式就是理性主义至上的思维方式，而且这种理性主义完全不同于西方传统的理性主义。这种不同就在于“18世纪侵染着一种关于理性的统一性和不变性的信仰。理性在一切思维主体、一切民族、一切时代和一切文化中都是同样的。”所以理性的统一性和不变性导致了理性在18世纪成为裁决一切的标准，一切都要经过理性的审视和检验，这就是说人类社会只要是在理性的指导下，就必定会从落后走向先进、从野蛮走向开化、从贫穷走向富足。最终建立一个人类所向往的理想社会模式，“大概没有哪一个世纪象启蒙世纪那样自始自终地信奉理智的进步的观点。”所以在启蒙思想家那里，科学理性成了社会进步的动力和源泉，它为人们生活世界和观念世界提供了合法性的基础。在这种思维方式的指导下，人类疯狂地

发起了向自然的进攻，自然所精心守卫的秘密在理智的照耀下荡然无存，人类肆意地践踏着自然、征服者自然，所以自启蒙以来，人类在控制与征服自然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然而更可怕的是，这种思维方式也侵染到了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启蒙思想家们深信自然科学方法是人类获取真理的普遍方法。卡西尔指出“他们认为，只有遵循自然科学的伟大模式，才能更新这些科学（哲学社会科学），更深刻地洞察法律、社会、政治甚至诗的精神。”至此，启蒙理性“确立了一种全新的、影响至今的进步观念：其一是知识和科学的进步，其二是人的进步和解放。”总之，在启蒙理性的指导下，人类获取的科学知识越来越丰富，物质生活水平也越来越高，而人自身的素质和社会的文明程度也得到逐步的提升，整个西方世界一片形势大好，人类社会仿佛达到了人类所能想象的最好，没有人对理性能力产生怀疑。然而，就在此时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站了出来，展开了对启蒙理性鞭辟入里的批判。 当同时代的人们为理性的胜利欢呼雀跃时，卢梭以其深邃的思想，已经洞察到启蒙理性发展本身所存在的内在矛盾。卢梭认为，如果人们一味地沉浸在把科学和理性作为进步的核心话语，相信科学和理性能够解决人类社会发展中一切问题，而且随着科学和理性的进步，人类社会的文明程度也必然随之进步，那么启蒙理性就不能克服自身的片面性，而走向自己的反面。因此，科学和理性的进步就可能成为反文化的力量，不仅危机人与自然的本质的统一，也会严重影响到人类社会和人类本身的生存和发展。卢梭在自己的每一部著作中都表达了自己的这种担忧，尤其是在他为应征第戎学院的征文而写的《论科学和艺术》一文中，卢梭对百科全书派所推崇的科学和理性进行了猛烈而深刻的批判。卢梭指出科学和艺术的进步不但没有促进文明和社会的进步，反而导致了道德的堕落，他说：“我们可以看到，随着科学与艺术的光芒在我们的地平线上升起，德行也就消逝了；并且这一现象是在各个时代和各个地方都可以观察到的。”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中，卢梭继续着他的批判，他认为知识的积累和应用是把双刃剑，当人们自以为通过知识的积累而获得幸福时，通过知识的积累而社会也随之进步时，人类实际上是进步与退步相伴发生的，并为此付出了不平等和不自由的代价。他写到：“人类所有的进步，不断地使人类和它的原始状态背道而驰，我们越积累新的知识，便越失掉获得最重要的知识的途径。”自此，人类在自然状态中的怜悯心和自爱心已经完全被自私自利所取代，整个社会变成了一个个彼此对立的原子式的个人和集团。因此，“在知识的积淀及其应用方面的进步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生存状态，而且使人产生了种种破坏人的德行的欲望，这是人类社会产生奴役和不平等的内在根源。”甚至卢梭指出：人类社会“后来的一切进步只是个人完美化方向上的表面进步，而实际上它仍引向人类的没落”。在《爱弥儿》的开篇卢梭就指出：“出自上帝之手时一切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手里就都边坏了。”可见，在卢梭的思想中，随处可见他对科学和理性的进步与人类的道德和社会的文明悖论的担忧，对于这种悖论和担忧，德国哲学家卡西尔称之为“卢梭问题”。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他不能沉浸在这种悖论与担忧之中，他必须寻求破解之法。卢梭通过对科学和艺术批判以及通过比较自然人与社会人存在状态的差异，他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就是著名的“回到大自然”中去的呼声。 对于“卢梭问题”，我们不能持以简单的同情和表面的理解，通过对“卢梭问题”的分析。作者认为应该对我们有三点启示。第一，卢梭的困惑与矛盾，表面上看来他是与整个启蒙运动相背离的，是对启蒙的背叛。然而正如卡西尔所说：“他是启蒙的儿子”，他对启蒙运动的理解要比他的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深刻的多、辨证的多。在批判封建专制和宗教上，他与其他思想家站在同一立场上，但是他对启蒙运动所坚持的科学和理性却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批判，这表明了卢梭的这种批判不但不是对启蒙的背离，而恰恰是启蒙的深入与继续，是启蒙运动之批判精神的最深刻的体现。“从这个角度看，启蒙运动的终点不过是卢梭的起点，卢梭的批判在深度和广度上远远超越了同时代的启蒙思想家。”第二，对于刚刚兴起的启蒙运动，卢梭的批判也许有些不合时宜，然而这就是他的伟大和深刻之处。“‘卢梭问题’与其

说是一种的深刻的哲学反思，毋宁说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对未来的忧患意识。”透过这种忧患意识，我们看到了“卢梭问题”的深刻与远见，他提出了在他以后所有思想家和哲学家都努力要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分裂（也可以说是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对立或者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对立）所导致的文化的异化问题。卢梭的警示在西方哲学向近现代哲学转换中得到了充分的验证，这不能不说卢梭思想的深刻与伟大。最后，对于卢梭解决问题的方式，既回到大自然中不能像狄德罗所理解的那样，回到四肢爬行的时代。这并不符合卢梭的本意，也许查尔斯泰勒的观点更有助与我们理解卢梭的深意，泰勒认为：“卢梭深化的观点……并不提倡回到前文化或前社会阶段。毋宁说，这种恢复与自然联系的观点更应该被看作是，通过一种使理性与自然联盟或融合的方式，或换种说法，通过文化或这会为一方，与自然的真正生命力为另一方的结盟和融合，……。”因此，“卢梭真正的观点并不是原始主义的，而具有更大的挑战性，事实上曾经产生了更大影响。”“回到自然”恰恰是一种指向更高价值目标的要求，通过树立自然状态对社会状态的批判，卢梭要求人类回到的是“应有”的状态，这才是卢梭的本意。然而，这也注定卢梭走的是一条孤独却有意义的道路。 三，“卢梭问题”之后

卢梭的批判力量相对与整个启蒙运动来说是微乎其微的，他的批判丝毫没有动摇理性的绝对权威，没有动摇人类对理性的无限信心。而且理性在与资本结合之后，更使理性的威力发挥得淋漓尽致，而此时的理性已经完全沦落为工具理性了。如果说启蒙时代的理性中还有少许的对人性的关怀，然而到了近代，在与资本结合之后，理性所面对的唯一对象就是资本的增殖问题，人类社会所有的一切都简化为了资本。正如有的学者所说：“资本是抽象劳动永不停息的积累，这种量的无限增长成了一种‘进步强制’，它要求把人类生命的一切价值都还原为资本增殖的对象和材料。人生的一切意义都被资本所简化、由资本来表达。资本增殖的原则充当了人类生命的法则。”在资本的无限能力之后，是工具理性在支撑着资本。二者的结合最终导致了现代西方哲学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两大思潮的对立，对立的背后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裂以及由此导致的文化发展的异化问题。 尽管从某种意义上说，工具理性确实为人类社会的进步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充分显示了人类的智慧和能力，但是当我们过度扩张工具理性而削弱价值理性时，我们发现自己深深地陷入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发展困境和生存危机，这些困境和危机所暴露出的理性的局限性恰恰是当年卢梭批判的问题。概括一下大致有四种表现：第一，两种文化的分裂。这种分裂可以追溯到启蒙运动之后的19世纪，经过启蒙运动，知识理性得到了极大的扩张，自然科学的方法得到了普遍推广，哲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差距在拉大，最终导致科学文化向人文领域的全面扩张和人文领域的逐步沦陷。第二，科学主义对人文价值理念的消解。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孔德的实证主义，他完全用实用理性的、实证的观点来审视人类思想文化体系，试图把它们统一与以物理学语言为基础的自然科学知识体系之中。这种科学主义的扩张及其对人文价值的僭越，又是启蒙运动的继续与深化。第三，人类信仰体系的危机。由于启蒙运动确立了对理性的绝对权威，从此确立对科学理性的信仰乃至崇拜。然而这种崇拜到了近代并没有像当初预言的那样，把人类带进一个千年王国，反而是人类越来越陷入生存危机之中，促使人们展开了对理性信仰的反思，因此导致了对理性追求的幻灭，而这正是现代社会出现普遍信仰危机的内在缘由。最后，生态危机与灾难。生态危机与灾难来源于人类对自然的无节制的开发与挥霍，而这种力量则来源于科学理性的无限扩张。科学理性的每一个进步都祸福参半的，甚至来说祸大于福。由此观之，四个表现和后果，都包含在当年卢梭所洞察的问题之中，卢梭的担忧最终化为了现实。面对问题，逃避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思想家和哲学家开始踏上了艰难的寻求解决问题之路。

第一个寻求解决问题之道的是狄尔泰，他率先把“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作了区分，并对二者的作用作了明确的划分，以此来对抗科学主义的冲击。而文德尔班也提出了两种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