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学视野中的汉语学术圣经学》序一
钟志邦
北京大学客座教授、牛津亚洲社会与宗教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载梁工主编《圣经文学研究》（第五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页
400-405。
大约从1950年代初到1980年代初的三十年间，基督教研究在中国的大专院校中基本上是不存在的。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自1978年开始推动的改革开放，可说是直接和间接地给了基督教研究一个生机。1980年代中左右好几所重点大学便随着改革开放的大趋势开始带动和积极参与基督教在学术界的研究。1
由于带动和参与的第一代中国学者的学术背景主要是文、史、哲，尤其是西方哲学史，研究的课题、内容和方向便很自然地趋向西方哲学。这样的情况也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在西方的思想史上，哲学与基督教神学的关系不但密不可分，甚至是纠缠不清的。进入了二十一世纪初，经历了大约二十年的推动和发展，基督教研究在中国的大专院校以及其他学术机构如社会科学院等，可说是已经建立了一定的学术地位。它的存在和贡献也普遍地被中国学术界接受和认可。它在文史哲以及其他人文学科的参与，也直接或间接地丰富和充实了中国当代的思想内容，拓展了它的视野，提升了它的精神境界。不但如此，由于既定的历史和学术背景，中国当代的基督教研究，也似乎比其他的人文学科更容易与国外的学术界建立互惠和双赢的交流，促进了中国与外国学术界的接触和沟通，非常符合当今全球化以及文明对话的大趋势。
基督教研究在西方学术界的源流是非常深远和广阔的。经过了三十年的断层，仅在当代中国发展了二十多年的基督教研究，肯定仍旧是任重而道远。它纵使在过去的岁月中建立了一定的基础和地位，也有了不少令人鼓舞的成果，却在研究的课 1
有关基督教研究在中国学术界过去二十五年的情况，可参阅本序文笔者于2008年在剑桥大学出版的一篇论述：Choong Chee Pang, “ Studying Christianity and doing theology extra ecclesiam in China”, in Christian Theology in Asia, edited by Sebastian C. H. Kim ( Cambridge: CUP,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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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内容和方向等，有一个很明显的欠缺。这就是圣经研究。基于这个基要和关键性的欠缺，有些学人甚至担忧或怀疑当今中国的“基督教研究”，实质上是否只是西哲史的一个小支流，甚至是一个“附录”（appendix）而已。如上的担忧或怀疑也并非没有一定的道理和缘由。由于一定的历史背景和某些因素，严谨的“圣经研究”（Biblical Studies）确实是一个很微弱的环节。一、圣经的原文，也即是希伯来文（Hebrew）和希腊文（Greek），是严谨的圣经研究必须具备的工具。可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年间，在大专院校学习这两门外语的机会是非常稀少的。在不熟悉这两门圣经语文的情况下研读圣经，就好像是不通古文的人只能依赖白话文去研读四书五经一样。二、正如较早前已经提及的那样，第一代带动和参与基督教研究的中国学者，大多出身于文、史、哲，尤其是西哲史。从这个背景直接跨入以西方为主流的基督教神学很显然是相对简易的。与此同时，那些从新起步，但年纪较长的中国学者，恐怕也就没多少时间及精力从零开始去学习与中文似乎绝然不同的两门外语了。圣经语文等在中国学术界的式微，也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在中国基督教研究所出版的著作上。谨过去十年而言，基督教研究的著作在中国大陆的出版数目，其实也是相当可观。可是，较有分量的圣经研究成果，如圣经注释及圣经神学，就只能说是凤毛麟角了。在香港道风山的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过去十多年来对推动和发展国内外华人基督教研究所作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绝大部分在国内参与基督教研究的学者，在不同的程度上都与它有交往。它在2008年完成了第一百本基督教书籍的出版。但其中真正可以归类于圣经研究的寥寥无几。三、令人深感欣慰的是，上述的情况近年来有着明显的改变。随着更多生力军的参与，基督教研究在中国已渐渐出现了一批较年轻的学者用心学习并掌握了一定程度的圣经语文。笔者近两、三年来在国内外的圣经研究学术会议上，也亲自见证了这个非常可喜的发展。2 假以一些时日，严谨以及有深度的圣经研究成果将在这些年青的学者当中脱颖而出。黄保罗教授这部著作对今后圣经学在中国学术界的研究即将作出的贡献既是肯定的，也是非常合时的。 2
例如2009年1月在英国伦敦大学君王学院（King’s College）举行的圣经学国际会议以及同年9月在美国维吉尼亚神学院（Virginia Theological Seminary）召开的类似会议。北京大学东语系和牛津亚洲社会与宗教研究所也将于2010年初夏在北大召开另一个类似的圣经学国际会议。会议的主题是“古代智慧与和谐社会”（Ancient Wisdom and Harmonious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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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教授很早就在自己的学术历程中建立了中国文、史、哲的深厚基础。从他有关方面的论著中就可见一斑。他在攻读北欧著名的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的哲学与神学双博士的过程中，不但全方位深入了西方神学与哲学的领域，也同时掌握了研究圣经学所当具备的语文工具：希伯来、希腊、拉丁、德文和芬兰语等。此外，他在公共传媒的参与，也具体地说明了他绝对不是把自己关闭在象牙塔内的学者。
黄教授这部著作，并非是一般的“圣经学”，而是在“大国学视野中的”圣经学。这个意义深长的标题至少表明了如下两点。一、作者很敏锐地觉察到“大国学”在当代中国兴起的重要性以及新的意义。二、在“大国学视野中”论述和评鉴“汉语学术圣经学”，清楚表明作者有意借着圣经学的研究与“大国学”对话。真正的“对话”肯定是双向的。黄教授身为一位基督徒学者既然在著作的大标题上表明了他对“大国学”的重视以及与它对话的意愿，“大国学”的推动和护卫者，就礼当作出相对的回应。他们将以怎样的方式或姿态作出回应，将是笔者以及本书的读者们所期待的。
本书既然是在“大国学视野中”去论述“汉语学术圣经学”，作者对“大国学”的理解和诠释就当然显得格外重要了。他首先就很正确地批判了“儒学”中心论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大一统”旧史观。他认为国学中的“国”应该是中国的“国”，而非汉族的“汉”。他赞同金慧敏的观点，肯定这是一个全球对话的大时代。3 因此，今后的大国学也应当是“全球对话主义视野中的大国学”。那就是，它必须“走出国门，融入世界”。中国的价值观与精神体系也只能在这样宽阔的视野中建构起来。它的建立“不仅决定中国的命运，而且影响世界的格局”。黄教授也很敏锐地指出，所谓“大国学”并不是已经完全定型的事物，而是一个富有动力的过程。它因此有发展的必要和可能。这也是金慧敏的观点。基于上述的全球化视野，黄教授在本书有关汉语圣经学的论述中，曾“参考了中国桐城派的义理、考据、辞章，努力避免简单的中西二元思维解构”。目的是“把圣经当做丰富中国文化的一个历史文本、神圣经典和文学作品来进行研究”。
黄教授对儒学以及大汉中心论的批判既有必要也甚合时。因为自从“大国崛起”，“中国可以说不”以及“中国不高兴”以后，别说一般的中国普罗大众，甚至头脑本来就应该清醒的“知识分子”或“学者”，也有一些被充昏了。他们不但失去了冷 3
见《差异》2009年第六期，金慧敏：“走向全球对话主义——超越‘文化帝国主义’及其批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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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和客观的治学态度，甚至连基本的自我批判意识也没有了。间中有人更进一步，一厢情愿地提倡把儒家定为“国教”。北京2008年举办的奥运会肯定是成功的。假使上海2010年的世博会同样或更“成功”，中国人那多年来深感压抑的自卑心态，将会更迅速和高度地转向另一个极端的优越感，从而失去中庸和健康的不卑不亢立场。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绝对不能忘记历史的教训。那就是，最精华和优秀的中华文化，都可能被政治化，最终沦为社会的工具而已。这一点的慎重提醒，在当前尤其必要。因为中国近年来的“崛起”，早已令他国，尤其是那些以中国为各种竞争对手的大国，不论是美国、日本或印度，深感担忧。既是这样，中国在任何方面的姿态和动作，包括在文化，甚至是“国学”方面，都可能会被误解为某种的“文化帝国主义”。别国类似的猜测，肯定不会有助于中国在当今国际的格局上所能扮演的正面角色，更不可能对仍未成形的新世界秩序作出积极的贡献。
最后，作者在“导论”中谦虚地自觉“本书所涉及的内容之广泛和问题之繁多，在每个具体的问题上都不一定能深入到非常专业的水准”。本书所涉及的内容与问题确实是广泛且繁多。关于它是否够“深入”或“专业”，则有待读者审阅后才能下评论。但有一点是必须关注的。这也就是作者在导论中提到的“中国桐城派”。因为这派是本书“参考”的主要对象，也即是“对话”的另一方。如是的选择是关键性的，因为它直接影响了作者在章节内容上的处理。本书的第一和二部分是“概论”，在此不加以论述。第三部分则是“圣经义理学”。作者很正确的指出，圣经一直到近现代为止，它的“神圣意义”在基督教会的传统中是不容置疑的。自从理性主义和科学批判出现后，圣经的“人文”或“世俗”意义不但与原有的“神圣”意义相对立，甚至还有取而代之的趋势。面对这个趋势，作者很大胆地“改造了桐城派的‘义理’一词，将神圣和世俗意义研究结合起来概括圣经的意义研究。”这肯定是一个满有创意的尝试。读者可以对这尝试的成败自作评论。
第四部分是“圣经考释学”。作者在此结合了中国的经学研究，特别是桐城派的“考据”概念以及对“释义”的理解，与“圣经解经学”作一个比较研究，或来一个“对话”。
第五部分是“圣经辞章文学”。它参考的对象虽然仍旧是桐城派，但“辞章”的意义则已经超越了桐城派的“表述形式的层面”，而进一步地指向“更为本质意义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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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论证框架的建构，研究对象范围的设定……等”。这样的超越，最终仍旧是为了要达到“比较”研究，“对话”以及“相结合”的目的：“在本书所言的‘圣经辞章文学中’，主要以‘圣经文学研究’来涵括上述内容，既包括了中国经学中的辞章表述研究，又包括了西方的圣经文学研究”。
没有尝试就不会有具创新的事物出现。本书的大标题——《大国学视野中的汉语学术圣经学》——一开始就给予读者一个极大的期待。期待的结果如何，当然在此不宜猜测或论断。但有一点似乎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本书并非“只是针对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入门之作”。它也应该是那些从事基督教研究，但从来就没有真正在圣经学上下过一些工夫的学者朋友们的良好读物。
本序的笔者深感荣幸被邀为黄教授这部著作写序。就学养而言，自知有不少别的学者朋友更具条件承担这样的任务。他最终接受写序的理由也许只有一个。那就是，笔者自1988年春被北京大学哲学系第一次邀请去讲课那个时候开始，便与中国学术界的基督教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又因自己所学习的专业是圣经学，也就尝试在推动和发展圣经学研究这方面尽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
2010年3月14日谨序于复旦大学卿云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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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学视野中的汉语学术圣经学序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