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西域出土的古藏文契约文书》导言①
［日］武内绍人（1著），杨 铭2，杨壮立（3译）
【摘 要】［摘 要］该文系日本学者武内绍人所著《敦煌西域古藏文契约文书研究 》中的导言，讨论了敦煌西域出土的古藏文契约文献的全貌，列举了这些契约文书的种类，各种文字风格和书写形式，以及当时的社会历史和语言背景，内容独特，自成一文。
【期刊名称】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5(029)006 【总页数】4
【关键词】［关键词］敦煌西域；古藏文；契约文书 U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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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cnki.net/kcms/detail/65.1210.C.20151130.1135.002.html
一、古藏文文献研究之现状
自20世纪初，人们在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上发现沿途的敦煌洞窟及其他遗址中有古藏文文献后②这里的“document”指非宗教文献，但包含非教义文献，如占卜、医药及占星术之类。，这些文献就成为研究吐蕃甚至整个中亚的语言、历史及文化的无价之宝。古藏文文献的研究工作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由弗兰克（A.H.Francke）、托马斯（F.W.Thomas）、巴考（L.Bacot）以及拉露（M.Lalou）等著名学者发起，接着又有几代学者前赴后继，其中包括石泰安（R.A.Stein）、伯戴克（L.Petech）、佐藤长（H.Sato）、乌瑞（G.Uray）、麦克唐纳—斯巴宁（A. Macdonald—Spanien）、山口瑞凤（Z.Yamaguchi） 、白桂思（C.Beckwith）等人。通过他们的努力，让我们对吐蕃历史、语言及文化
的认识有了颠覆性的转变。
先驱学者们的贡献可以归纳如下：1.分类并且公布了每一类收藏品里的文献；2.为藏学研究找出了重要的资料，并从中整理发掘出了重大信息③有些学者称此方法为“寻宝”。。然而，要在不同收藏品里找到所有现存的有价值的文献，对于研究者来说并非易事，所以有时在讨论一个未知词汇或短语的意义时，只有在与之相关的文献已经出版或被提及后，才能以它们作为参考进行研究。这样就常常造成对这种未知问题的“特别注解”。当时，想对古藏文文献进行全面的了解 ，比如“其间有什么？其间没有什么？”以及要在大量的写本中找到每一篇文献，比如“它是一篇独立的文献吗，还有没有其他同类的文献？”也是很难的。
译自T.Takeuchi，Old Tibetan contracts from Central Asia，Daizo Shuppan，Tokyo，1995，pp.116-134.已获作者翻译授权。
我认为，在20世纪末，我们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或者说是第三阶段。由于主要收藏品的写本照片及其微型胶卷的发布，还有每个收藏品的分类目录的刊布①实际上，很多文献没有编目录，拉露目录包含伯希和收藏品里的大部分文献，总计2216卷之多。其余的，如P2217—P2224，以及P3500—P4450，主要是《无量寿宗要经》（西冈祖秀：《ベリオ鬼集チベット文〈无量寿宗要经〉の写经生·校勘者一览》，《インド学、仏教学研究》33.1，东京，1984，314-320）的抄本，它们没有编入目录，而是存于微型胶卷中。斯坦因收藏品中的敦煌文献最初收编在普散目录中，此目录正在修订中，并以东洋文库目录作补充。虽然还有几类敦煌文献没有收编 （如 Or8210/S8550v、9223v、9286v、9323B、10646v、10647、10649v、10828A、B，11335、
11401-09、11718、12321、12818；其中还包括汉文文献，均交由荣新江教授编目）。斯坦因收藏品也包含写本及木牍，它们来自丝绸之路南边的遗址（如米兰、麻札塔格、卡达里克、达马沟、牙通以及巴拉瓦斯特），还有吐鲁番盆地（如小城堡及吐峪沟），托马斯（Tibetan Literary Texts and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London，1951）刊布的仅是这个收藏品的一小部分（大约1/4）。我已发现600多件写本和碎片，目前正在为它们做详细的目录。另外还有大约2000多枚木牍没有编目。马洛夫收藏品中的木牍，由沃罗比耶夫—捷夏托夫斯基 “（тибетских документов на дереве нз района озера ЛОб-нор I”，ЕпиграФика Бостока7:70—76+1pl，1953；“тибетских документов на дереве нз района озера ЛОб-нор II”，ЕпиграФика Бостока8:77-85+1pl，1953；“тибетских документов надеревензрайонаозераЛОб-нор III”，ЕпиграФика Бостока10:68-72+1pl，1955）出版。奥登堡和科兹洛夫等收藏品中的古藏文文献没有出版相关的目录，只有萨维茨基“（Описание тибетских свитков из документов
на дереве нз Дуньхуана б собрании Инститауа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ан СССР，Moscow：Hayka，1991）近日出版的一组《无量寿宗要经》的写本。而斯文赫定收藏品中的古藏文文献，其最新的信息已经由我“（Three Old Tibetan Contracts in the Sven Hedin Collection”，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57.3（London，1994）576-587）发布。德国收藏品里的文献由童丕（Manfred taube，die tibetica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Berlin：Akademie-Verlag，1980）出版。大谷收藏品里的文献已经由我“（On the Tibetan Texts in the Ota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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