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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概念再检讨 刘梦溪论国学之三
文/刘梦溪
1.“国学”与“国故”
如此看来，许地山或许说对了，是不是活着还真的是组成“国学”的一个要件。光是作为遗产保留的文物，比如甲骨文、青铜器、秦砖、汉简、兵马俑、宋版书、武则天墓，还真的没有人叫它们“国学”。
前面两篇，我主要对国学的发生和流变作了一番梳理，重点在述史，此刻则需要对国学这一概念本身作一些学理的探讨。
其实“国学”一词，是与另外两个相近的辞汇联系在一路的，检讨国学，不能不提到另外两个辞汇，这就是“国学”和“国故”。
“国学”一词出现最先，专事此一领域研究的郑师渠先生，且在其《晚清国学派》一书中，考证出该词的中文文本出处首推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也就是说，是在1901年。而任教美国康奈尔大学的马丁·伯纳尔(MartinBernal)教授，在1976年撰写的《刘师培与国学运动》长篇论文中，对“国学”一词1887至1888年在日本流行的情形，作了丰硕的引证。他写道：
“1887年，国学一词开始在日本普遍利用。这是针对明治维新而发的一种反动。他们企图说服西方势力，日本已经文明———也就是西化———得足以重订条约、废止外国租界的治外法权。其实，自1850年代开始逐渐扩展的西化浪潮，由于政府踊跃地推动各类欧式习俗而达于巅峰。”(傅乐诗等著《中国近代思想人物论·保守主义》，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85，页94)又说：“在这种气氛下，以保护国学为职志的集体也形成了。在知识分子方面的斗士首推三宅雪岭与志贺重昂。1888年后者发表新刊物《日本人》的出版方针时表示：‘长久以来，大和民族的成长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它玄妙的孕育
出自己特有的国学(nationality)，此一国学在日本本土发长，随着环境而有不同的回响。从孕育、避世、成长到发扬，通过不断地传承与琢磨，它已经成为大和民族命脉相系的传国之宝。’”(同上)但是若是把“国学”一词用更明白的语词加以置换，它究竟是什么涵义呢？志贺主张将“国学”解释为民族性，但伯纳尔以为解释为“民族精髓”或许更适合一些。后来日本的国学派们寻觅到一种容易被普遍同意的解释，即国学指一个国家特有的财产，一种无法为其他国家仿照的特性。
伯纳尔毫不怀疑，1898至1905年这一时期活跃于中国政治文化舞台的知识分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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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梁启超等，明显同意了日本国学派的影响。他引用了任公先生1902年写给黄遵宪的信，其中直接利用了“国学”的概念。梁的观点系黄致梁的信中所保留，我在前面已经引录，关键语句是：“养成国民，当以保留国学为主义，当取旧学磨洗而光大之。”黄有出使日本的经验，他给梁的信里也曾略及日本“国学之提及”的原因。这里，我附带作一个说明，伯纳尔教授引录的关于任公先生的这条材料，是从杨天石先生1965年发表在《新建设》第2期的《论辛亥革命前的国学主义思潮》一文转引的，此刻有的研究此一问题的高作引录伯纳尔，却遗忘了杨天石，可谓舍近求远。我也同乎此病，也是在看了傅乐诗等著的《中国近代思想人物论·保守主义》以后，才得知天石兄的奉献。天石是我连年的老友，他送我的《杨天石文集》就在手边，现在掀开一看，论国学主义思潮的大著赫然在目。前人有贵远贱近之讥，吾辈已无可逃遁矣。天石兄的文章里，还征引了清政府1903年公布的《学务纲要》，其中有“重国文以存国学”字样，和张之洞1907年利用“国学”一词的情形。(《杨天石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页14六、147)章太炎1906年《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提出的“用国学激动种性”，也为他所引录。就不要说围绕《国学学报》1905年创刊前后国学学派的言论，更没有被天石所遗漏。
国学派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的黄节，在写于1902年的《国学保留主义》一文中，也明确表示，他们倡议此说是受到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保留国学思潮的影响：“夫国学者，国家特别之精神也。昔者日本维新，欧化主义浩浩滔天，乃于万流彭湃当中，忽焉而生一大反动力焉，则国学保留主义是也。”(《壬寅政艺丛书》“政学编”卷五)可知“国学”一词确乎来自日本。但一种思潮能够引发普遍响应，光是外来影响不足以成为原动力，主要仍是晚清时期中国自己的文化环境使然。西潮来得太猛烈了，国人迎之不暇，退而无路。故从头从自己文化传统中寻觅精神的支点，是再自然不过的情形。
对此有天然自觉的是章太炎，他自称：“上天以国学付余。”(《绝命书》)1903年写给宋恕的信里也说：“国学日微，欧化浸炽，穰穰众生，渐离其本。”(《书信集》页17)同年致刘师培论经学云：“改日保留国学，较诸东方神道，必当差胜也。”(同上，页71)而早此五年的1898年2月，在《与李鸿章》书里，太炎先生已然提出：“会天下多故，四裔之侵，慨然念生民之凋瘵，而思以古之道术振之。”(同上，页19)流露出以古学起今衰之意。至于国学的内涵，章太炎以为主要在历史，具体说包括语言文字、典章制度和人物事迹三项，也就是历史和文化。章的学问根基在小学，故一贯重视文字语言的研究，以为：“董理方言，令民葆爱旧贯，无忘故常，国虽零落必有与立。”(同上，页250)不过太炎先生的“故常”，是不把满清算在内的。所以唐以前的历史舆地，他分外看重，以为能够作为“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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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之具”，而其“文章之雅驯，制度之明察，人物之高量，诵之令人感慕无已”(同前)。至于周秦诸子，太炎先生以为“趣以张惶幽眇，明效物情，民德所以振起，国性所以高贵”(同前，页151)。要之历史文化和学术思想，在章太炎那里，被视做国学的主要内容。《国学学报》的另一作者许守微，曾试图给国学下一明了的概念，曰：“国学者，一国精神之所寄也，其为学，本之历史，因乎政俗，齐乎人心所同，而实为立国之根本源泉也。”(《国学学报》1905年第1期)与太炎先生所论实无不同。
但揆诸历史，我国精神之所寄也多矣，语言文字、典章制度和人物事迹也多矣，莫非都能够称做国学吗？所谓粹者，应该是一样事物里面的特别优秀者，也即精华部份。世界上所有文明国家，都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典章制度和人物事迹，但并非都一概以“粹”相许。所以许地山1945年连载于《大公报》上的一篇文章，对此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的意思，既然叫粹，就不能太降低条件，标准应该是很高的，不能光是特有的事物就叫做粹，久远时期留下来的遗风流俗没必如果粹，一个民族以为美丽的事物也不必然是粹。他举例说，比如昔时北平的标准风俗，少不了“六样”，即天棚、鱼缸、石榴树，鸟笼、叭狗、大丫头，若是把这看做是北平的“六粹”，那只不过是俗道算了。因此他说：“我想来想去，只能假定说，一个民族在物质上、精神上与思想上对于人类，最少是本民族，有过重要的奉献，而这种奉献是继续有功用，继续在进展的，才能够被称为国学。”(许著《国学与国学》，台湾水牛出版社，1987，页162)明显地把有无功用和国学联系了起来，而且偏重物化的文明型态方面，比如书画、雕刻、丝织品、纸、筷子、豆腐，和精神上所寄托的神等等，完全不同于太炎先生的立说。所以许地山又说：“国学在许多进步的国家中也是很讲究的，不过他们不说是‘粹’，只说是‘国家的承继物’或‘国家的遗产算了(这两个词的英文是National
Inheritance，及LegacyoftheNation)。文化学家把一国优秀的遗制与思想述说出来给后辈的国民明白，目的并非是‘赛宝’或‘献宝’，像咱们目前许多国学保留家所做的，只是要把先人的好的故事与遗物说出来与拿出来，使他们明白民族过去的成绩，刺激他们加倍尽力向更成功的途程上迈步。”(同前，页165～166)
许地山是小说家兼比较宗教学学者，燕京大学神学院毕业，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研究宗教、哲学和风俗学。长期执教燕大，逝世前任教香港大学，1941年逝世，只活了49岁。《国学与国学》就是他逝世的前一年所写，《大公报》为之连载。许对国学问题发言，他讲的肯定不是外行的意见。他没有完全否定“国学”一词，但学理和事实上的保留态度昭然可见。他强调要把“粹”和“渣”别离开来，再把“粹”和“学”别离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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