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并愿意接受它们的某种约束，是当代中国外交的前提和基础。不仅如此，为了回应国际社会期待的提升，中国已经主动提供了一些国际公共产品，愿意承担与自身实力相称的国际责任，企盼扩大和深化同各方的“利益汇合点”，构建更多的“利益共同体”。
但也应当看到，现存的国际体系仍处于大国主导的国际制衡状态，绝大部分国际制度、国际规则是建立在西方价值观念基础上的，在相当大程度上反映的是西方国家的意志和利益，其不平等、不合理之处甚多。迄今为止，中国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确实还不多，承担的国际责任确实还不大，通过和平方式改变现存国际制度和国际规则中的不公正、不合理之处的意愿确实还不够坚决。这也正是中国实力上升与国家形象改善不甚匹配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未来中国外交在这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随着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深度和广度的进一步扩展，我们应当强化主动塑造意识，投入更多外交资源，本着先易后难、先经济后政治和安全、全球与地区并重的基本思路，以联合国、二十国集团等全球性多边机构为抓手，以推进联合国改革和全球治理改革、落实自由贸易协定等为基本内容，稳健、有序地推动国际体系的变革，推进新的国际制度、国际规则的建设，并积极融入具有自身文化特点、符合世界发展趋势的价值观念，使国际制度、国际规则真正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第三，适当降低对发达国家的外交投入，进一步加大对新兴市场国家和周边国家的外交投入，努力构建新的外交格局。之所以如此，既与前文所讨论的中国自主创新能力增强、对外贸易与投资结构改进有
关，也是世界经济版图因此次金融危机而发生的深刻变化所致。对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尽管我们不能因为其暂时的经济衰退而忽视它们的发展潜力，但也不宜像以往那样，把过多的外交资源和注意力投放到这类国家身上，尤其要力戒“随美起舞”的外交政策设计和外交行为取向，要懂得“实者虚之”、“险者夷之”这两句中国古老格言所蕴涵的智慧，并在战略和政策设计上加以体现，以进一步增强中国外交的自主性和独立性。
对于具有相似历史命运和共同现实追求、在资源和市场方面又有特殊重要性的新兴市场国家，中国应当投入更多精力，运用更多外交资源，巩固已有或者构建新的多样化、有效率的合作机制，其中特别要做好如下两点：一是积极推动金砖国家机制的特色化、成熟化，使其有别于现有的跨区域国际合作机制；二是利用自己特有的国际经济地位，积极推动“七十七国集团”的转型，使其作为金砖国家机制的后盾和依托。要通过与新兴市场国家的真诚协作，互相帮衬，带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发展、集体成长，最终改变近代以来形成的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格局，推进人类社会朝着更加均衡、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
对于周边诸国，中国应继续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方针，继续奉行开放性地区主义，展现最大的诚意和最大的耐心，运用最灵活的外交技巧，努力消除相关国家对中国发展和强大的疑虑和恐惧，力争形成厚基础、多支点、有活力、效益好的周边外交新格局。为此，除不断丰富双边合作的形式、机制和内容外，要充分利用好上海合作组
织、东盟与中国、东盟与中日韩、东亚地区论坛等现有多边机制，在南亚地区适时创建新的多边机制。要有效管控各种危机，及时处置突发事件，特别是妥善处理敏感而复杂的领土争端。要进一步发挥省级地方政府在中国整体外交中的积极作用，鼓励和帮助它们进一步强化与相关国家特别是相邻国家的经济关系。要努力将中国对周边国家的经济辐射力有效转化为政治影响力、安全影响力，将彼此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有效转化为在政治上、安全上的相互信任。要通过文化外交、公共外交等形式，深入发掘彼此文化的一致性，充分尊重彼此价值观念的差异，进一步增加彼此的区域认同感。
此外，对于后两类国家，中国还要逐步容忍和习惯来自它们的批评，有效化解它们在某些议题领域可能与发达国家联手对付中国的行为，由此进一步夯实中国外交的基础，增加中国在处理与发达国家关系方面的回旋空间。
第四，更加积极地开展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密切相关的领域外交，不断丰富其内涵，创新其形式。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必要性、紧迫性使得中国经济外交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适应中国对外开放由出口和吸收外资为主转向进口和出口、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的新形势，未来中国经济外交所覆盖的领域将越来越多，内容将更加丰富，其形式上的创新将尤为必要。比如，随着绿色经济、低碳经济等理念在国际社会的流行，新能源技术广受追捧，有着巨大的市场需求，而中国在该领域是有比较优势的。因此，我们可以将其包装成为一种外交礼品，用于具体的双边外交实践。这不仅可以进一步凸显中国在应对全球气
候变化方面负责任大国的形象，而且有助于深化中国与有关国家的双边合作。
第五，大力培养、大胆使用谙熟低位政治的新型外交官，进一步丰富外交官的
论中国外交调整—基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