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派生性社会发展观研究2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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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原生性社会发展与派生性社会发展的问题，实质上是文明的创造与文明的传播问题。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观自始就是原生论与派生论相统一的历史观。但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唯物史观却在基本理论的层次上被彻底地误读为了只讲原生性社会发展、不讲派生性社会发展的“单纯原生论的唯物史观”。这就造成了严重的理论倒退和普遍的理论混乱，极大地削弱了唯物史观的历史解释力，严重地限制和阻碍了我国的历史学和历史理论的正常发展。这种状况，极待改变。
【关键词】原生性社会发展观/派生性社会发展观/唯物史观 【正文】
“人类社会”从来都不是一个统一的社会。人类的各个社会，一方面在进行着“自我运动”，另一方面又在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由此，人类各社会的发展，也就会有两种不同的基本形式，即：(1)依靠自身的创造力所实现的原生性的社会发展;(2)通过文明传播和接受外来先进文明所实现的派生性的社会发展。人类社会发展的这两种基本形式的存在，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关于这两种基本形式及其相互关系的历史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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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自创立唯物史观之时起，即已在理论上敏锐地注意到了派生性社会发展的问题，并开始着手建构了马克思主义的派生性社会发展观。1857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尤曾提请人们“注意”：“第二级的和第三级的东西，总之，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生产关系。国际关系在这里的影响。”“对这种见解中的唯物主义的种种非难”等等。并认为这是“应该在这里提到而不该忘记的各点”。(p111-112)马克思的这一提示，同时也正是他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派生性社会发展的“唯物主义”、即唯物史观的派生性社会发展观的自我确认。
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观，自始就是原生论与派生论相统一的历史观。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在原生性社会发展理论领域实现了从唯心史观到唯物史观的历史转变，而且同时也在派生性社会发展领域内创立了唯物史观的派生性社会发展观。唯物史观的派生性社会发展观的根本特征在于，它在文明传播理论中首次引进和发展了一套关于社会结构的比较有效的理论观念和分析方法，即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和方法。(注：目前，学术界在如何理解和评价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基础理论方面，颇有争议。笔者在这一问题上也有自己的一套观点。但因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派生性社会发展的理论论述和历史分析基本上并未触及到我们对于这一基础理论的传统理解，所以本文也不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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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在这一方面发表意见。)这样，它就大幅度提升了现代文明传播理论的历史解释力，并为学术界关于文明传播的哲学、历史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宏观理论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但是，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的派生性社会发展观实际上又只是他们在唯物史观的理论轨道上对于现代文明传播理论的一次尚未完成的理论探索。马克思、恩格斯虽已初步地提出了唯物史观的派生性社会发展观，却还未能使之进一步地上升为一整套明确、系统的理论学说。马克思、恩格斯的派生性社会发展观只是散见于他们关于文明传播的各种具体的历史论述及其所包含的少量分散的理论论述之中的，这一点尤给后人重新发现、发掘、研究和比较完整、准确地阐明这种派生性社会发展观带来了莫大的困难。因此，马克思、恩格斯相继逝世后，他们已经初步提出的这种本来很有发展前途的新型文明传播理论，便被国际学术界长久地遗忘了。作为原生论与派生论的辩证统一体的经典唯物史观，事实上早已被苏联的理论家们彻底地误读为了一种在基本理论的层次上只讲原生性社会发展、不讲派生性社会发展的“单纯原生论的唯物史观”。这就不仅形成了近百年来唯物史观研究中的一个影响深远的巨大的理论误区，导致了近百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在解读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世界历史、东方社会、殖民征服、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等一系列有关派生性社会发展的历史论述与理论论述的过程中的大量的理论失误、严重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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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混乱和许多不必要的理论争论，而且更极大地缩小了唯物史观的适用范围，严重地削弱了唯物史观的历史解释力，并从根本上误导了我国的历史学和历史理论的发展方向与发展道路。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特别是在全球性社会革命的历史时代，由于人类各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所以人类文明的发展事实上总是首先由少数或个别社会率先创造了新文明，而后才又通过这种新文明的广泛传播而使多数或绝大多数社会逐步地上升到了这种新文明。
这种从点到面、从新文明的创造到新文明的传播、从原生性社会发展到派生性社会发展的社会发展方式，不仅在近几个世纪的世界工业革命时代是这样，而且在数千年前的世界农业革命时代也是这样。因此，在一切历史观中，惟有那些原生论与派生论相统一的历史观，才有可能是真正具有广泛的历史解释力的历史观。“单纯原生论的唯物史观”阉割了唯物史观所固有的派生论的方面，致使唯物史观的真正有效的适用范围几乎只能局限于原生性的社会发展进程，特别是只能局限于少数或个别社会的原生性社会革命的历史进程，这就使其在面对大量派生性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时不能不一筹莫展，直至碰得头破血流。譬如，运用这种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单纯原生论的基础理论，我们便根本无法解释和说明：为什么近两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地处于各种极不相同的社会发展阶段的社会，忽然都中断了自己原有的社会变迁、社会发展的道路，而普遍地走上了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为什么我国也只是在19世纪中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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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开始在外力的作用下转而走上了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而不是由我国国内生产力的发展而独立自主地走上了近代资本主义社会革命的历史道路?......以迷信人类各社会的“自我运动”、“自我发展”能力为特征的“单纯原生论的唯物史观”，事实上早已遭受到了与之完全相反的大量历史事实的无情嘲弄与彻底批判。从大量的历史事实出发，努力重建和发展以原生论与派生论的内在统一为特征的现代历史观，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的理论任务。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原本就是原生论与派生论相统一的历史观，也是我们赖以重建和发展具有这种特征的现代历史观的一笔很可宝贵的思想资料。同时，研究和恢复马克思、恩格斯的这种社会发展观的历史原貌，也是历史研究的一部分。因此，本文拟以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有关论述为基础，着重从以下六个方面分析、研究和阐述马克思、恩格斯的派生性社会发展观，以使经典唯物史观的这一重要组成部分的基本面貌，从总体上重新得到应有的恢复与展现。
一关于派生性社会发展的历史普遍性
所谓派生性社会发展，实质上就是通过文明的传播和吸纳而实现的社会发展。派生性社会发展究竟是贯穿于人类各大历史阶段的一种普遍的、常规的历史现象，还是所谓前世界历史时期的一种偶然的、特殊的历史现象?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其派生性社会发展研究中所曾面对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理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逻辑的演绎，而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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