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探《国风》与屈骚章法的不同及原因
摘 要： 《诗经·国风》篇制短小，明确分章，多重章叠句，也有少量不重章的诗篇；屈骚体制中、长篇浑然一体，表面看几乎无章法可言。本文试从其章法的变化规律中探究其成因。
关键词： 《国风》 屈骚 章法变化 一、绪论
在《诗经》、《楚辞》研究史上，首先将《诗经》与屈骚章节特点进行对比的是宋人钱杲之。他在《离骚集传·自记》中说：“盖古诗有节有章，赋有节无章耳。”钱杲之此处所说“古诗”当指《诗经》，“赋”则特指《离骚》。他用短短的“有节有章”、“有节无章”八个字，揭示了从《诗经》到屈骚的章法变化特点。本文拟以《诗经》中的《国风》和楚辞中屈原的《离骚》、《九章》（简称“屈骚”）作为主要考察对象，结合钱杲之的论断，试着找出二者章法变化的原因。
二、《国风》的章法特点
“除了周颂大部分和商颂一部分不分章外，《诗经》的诗篇都是分章的，最少的只有两章（如《召南·小星》），最多的达十六章（《桑柔》），《国风》最常见的是三章，雅的章数则较多”。［１］《国风》篇制短小，明确分章，已是不争的事实。就《国风》而言，重章叠句之法频频出现。
《国风》中，章与章之间不仅仅有形式整齐的重章，有时在章与章之间甚至一章之内也有叠句形式。如《豳风·东山》四章，章十二句。但各章开头四句都是：“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后八句却各不相同，属“初同而末异”［2］的叠句形式。《周南·汉广》三章，章八句，各章结尾都是：“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属“事讫而更申”［2］的叠句形式。至于《周南·芣苢》三章，章四句，在每章一、三句的位置上都是“采采芣苢”，是“一章而再言”［2］的典型。
《国风》的诗篇多重章叠句，但也有一些不重章的诗篇，其章法也各具特色。如《郑风·女曰鸡鸣》和《齐风·鸡鸣》，采用的是对话式章法展开场景。《卫风·氓》章与章之间不再重复，也无叠句形式。但仍然明确分章，且各章在不同的层面上展开，有回忆，有叙述，
有抒情，也有议论，属回忆、叙事与当下抒情交替式章法。《豳风·七月》八章，是《诗经·国风》中最长的一篇。该诗大致以月份、时令为序，从上一年年末写到下一年年末，分类述说，通过不同的生活与劳动场景，表现农奴的辛劳与苦难，属分类叙事式的章法。 三、屈骚的章法特点：于“无章”处见思理
屈骚一般没有明确的分章，更不会像《国风》那样重章叠咏，体制上也一改《国风》的短小，而发展为中、长篇之制。屈骚中，《离骚》的章法较为典型。刘熙载云：“《离骚》东一句，西一句，天上一句，地上一句，极开阖抑扬之变，而其中自有不变者存。”［3］其所谓“不变者”，当指屈原报效祖国，为实现美政理想而“上下求索”之志。《离骚》是抒情诗，而且是文人抒情诗。其抒情结构，“是一种复沓纷至、‘变动无常，淜渤不滞’的情意结构。它的推进线索是情感，它的展开形式是幻境。幻境由情感化生，又随情感变化而幻变”。［4］可以说，情感是整首诗的核心和精魂。出于情感表达的需要，《离骚》全篇自然就形成了相对独立而又前后相续的抒情情“节”即段落，故钱杲之称：“（《离骚》）赋有节无章。”（并将全诗分为十四大节）用现代叙述学眼光看，《离骚》全诗自有其独特的发端、展开、高潮、收结和回环往复、纷纭多姿的章法结构。
《九章》没有《诗经》那样明确的分章，但不像《离骚》那样大量采用幻境来展开情感的抒发，多为直接倾吐和反复吟咏，情感上则更为愤激、直露。九篇不同的诗篇，章法也不尽相同。与《惜诵》、《涉江》、《哀郢》等的纪实、抒情结合不同，《悲回风》则很少叙事成分，多为作者心境的幻觉式表现。
表面上看，屈骚体制庞大，多中、长篇之制，没有明确的分章，但自然形成“节”即段落，并有它自己内在的行文思路。无论是开端、展开，还是“乱曰”结尾，处处都喷薄着屈原郁积的愤懑激情。钱杲之谓屈骚“有节无章”，只是与《诗经》那种“有节有章”的章次明显相区别而言，指明屈骚之章节隐于其激情迭荡、自由驰骋的文理之中。 四、二者异同之成因
《诗经·国风》与屈骚，从“有节有章”到“有节无章”（钱杲之语），二者之间已有相当大的不同和变化。发生这种变化有以下几方面的因素。 1.创作与流播方式
《国风》是由各国采集的民歌，属民间文学范畴，在流传过程中不断修改、加工，乃至最后编订、整理，非一人一时一地之作。十五国风大部分是各地的民间歌谣，“歌谣是人
民口头创作的短篇韵文作品”，［5］因此，其创作方式属于个人首唱而经集体传唱、铺衍。一方面，这种创作方式需要个体间的配合，明确分章利于各不同个体间的分工配合。另一方面，口头传唱的歌词篇幅不能太长。比起书面创作的连续性，口头传唱、修改受特定时间限制，而且靠传唱的重复去记忆，这就要求诗歌创作要方便于记忆。短小的篇幅，明确分章，重章叠咏，于各章之中相同位置变动几个字，不重章的作品也有一定的内容建构规律，这样的章法，受集体口头传唱方式的影响，使歌词文本（《诗经》）既好记，又好唱。屈骚则是屈原的独立创作，而且还是“泼墨挥毫”式的书面创作。创作时，他不需要用明确的分章和短小的体制去协调个体间的合作，更不必考虑方便记忆的因素。他需要的仅仅是抒一己之身世、遭遇，抒郁积心中的愤激。丰富复杂的情感历程，流泻于笔端，如汹涌之水，迭荡翻腾，而形成中、长篇的体制，不再重章叠咏。
此外，《国风》集体传唱的流播方式，要求其篇幅不能太长，同时还要好唱、易记。而围绕同一旋律反复咏唱的复沓章法，正方便集体传唱又便于记忆。如《王风·黍离》三章，每章十句，在《国风》中已属长篇。但统观全诗，“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六句，出现在每一章的末尾部分，每章前四句也只变动了几个字，即“苗→穗→实”、“摇摇→如醉→如噎”。这样的章法在传唱过程中好唱易记。即使是不重章的诗篇，就篇幅最长的《豳风·七月》而言，诗中以月令、时序贯穿全篇，分类叙事，明确分章，各章有不同的农事活动场景展开，大结构中有小结构。这样的诗篇传唱起来也有规律可循，同样好唱好记。屈骚则不同。屈骚大多是“不歌而诵”的诗章，其流播方式不再是集体传唱，不必为了好唱好记而遵循复沓的章法，故发展为中、长篇体制，且不再分章，任由思绪纷呈，借助幻境随情流转，自然成“节”。 2.借鉴的曲调形式与表现手法
《诗经》入乐，其创作还受曲调形式制约。“国风”即各地的地方歌乐，与曲调形式有密切关系。有学者根据流传下来的《诗经》文本结构来推测当时歌曲的曲调形式。秦序云：“从现存的歌词可以看出《诗经》有多种曲式，如同曲调重复；一个曲调前后用副歌；曲调重复之前用一个总引子或后用一个总尾声（‘乱’），等等。……据其他记载还可了解《诗经》有三首一组演唱的，也有几首联唱中加入纯器乐的‘间歌’的，形式丰富多样。”［6］这一论述，至少可以说明《诗经》的曲调形式与《诗经》文本之间章法形式上的对应关系。《国风》重章复沓为主体章法的形成，也与当时的曲调形式有关。而屈骚中虽然也有“少歌”、“倡”、
浅探《国风》与屈骚章法的不同及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