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禅宗史
【摘要】胡适先生是“20 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一位中心人物”，他运用考据学的方法对早期禅宗历史的传统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他的禅宗史研究在20世纪学术界有着重要影响，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虽然从历史学家的角度，胡适从“历史背景”去理解禅，对禅本身一无所知这点无可厚非，但由于禅学作为一种精神思想有其特殊性，脱离对禅学精神的内在体会，并不能做到对禅宗历史客观分析。也正是因此，日本禅学大家铃木大拙评价胡适“尽管对历史知道得很多，但他对历史背后的行为者却一无所知”。 【关键字】禅宗历史 胡适 楞伽宗
在中国，可以说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禅宗史研究始于胡适。他根据新发现的文献资料重新勾画了禅宗的历史，并从外来文化在中国本土适应演化的角度解释佛教的演变，确立了中国现代的禅宗史研究的基本思考模式。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胡适同佛教的距离并不近，作为一位近代“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胡适却对古老的禅宗佛教发生兴趣，这似乎是一个令人难以理解的现象。事实上，促使胡适转向佛教研究的原因多少也都同他主要研究的文学、哲学、史学以及文化、教育等诸多领域中常常用到的考据学有关：一是在研究中国古代白话文学时，胡适注意到白话散文产生于中唐，遂推断当与佛教禅门语录的盛行有关。二则是撰写中国古代哲学史讲义时，对于前人记述的禅宗历史产生了怀疑，在查阅敦煌文献后——“目的在于发现关于禅宗史的唐代原料”，① 对此产生了兴趣。于是，从1925 年发表《从译本里研究佛教的禅法》一文开始，胡适围绕敦煌文献和禅宗历史撰写了一系列考证性学术论著，像代表性的有《菩提达摩考》等。② 正是因为同佛教的距离远，所以胡适在研究过程中始终用一种客观态度，所谓“拿历史的眼光，用研究学术的态度，来讲老实话”。③但从总体上来看, 他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以外信仰者的立场, 用思想史的眼光, 历史学的态度和方法研完禅宗史的学者。他的一些研究成果虽有不少主观武断和谬误之处,但对今天后人研完禅宗史亦有重要参考价值, 对他的著作一味地否定批判是不公正的。
当然，胡适对佛教思想与其经典的理解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如在《维康洁所说经》一书封面上，胡适有两段题跋：
“ 这是一部很荒诞的小说，居然有人奉作经典，岂非怪事！”
“ 四年前的跋大谬。此书有文学意味，故能行远，说理简单而不繁，故能传久而效大。《法华》与《维摩》真二大魔力，最不可忽。”④
由此可见，随着胡适对佛教研究的深入，他的许多观点也随之变化。像这样的读书题跋尚有不少，胡适为了写好禅宗史很是认真地研读过一批佛典。同时，他也注意用西洋哲学或是中国史料作“ 比较参证的材料”， 用历史考证的方法，对禅宗史的研究做出了某些新的探索。胡适的佛教研究不是那么重视对宗教思想的挖掘，其表现出的是以史料考证为中心的科学主义方向。在其佛教史料考辨实践中，蕴含着较为系统的史料方法论。举个例子，在《从译本里研究佛教的禅法》一文的末尾，胡适引用了《宗门武库》（宋道谦编）中，晦堂向草堂讲的一个猫捉老鼠的故事，来与他前面引的《修行道地经》中写的一个擎钵大臣的故事进行比较，这两个故事都是讲专心致志，心不放逸的效用的。关于这个故事，胡适在他读过的《宗门武库》一书中，有简明的眉批：“此是方法论”。
在研究禅宗史的过程中，胡适感到中国现今所保存的禅宗史料不可深信，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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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它们有许多是北宗和尚道原、赞宁、契嵩以后的材料，经过了信徒们的种种妄改和伪造。这对于以求真为目的的史学家胡适来说是不可接受的，他坚信，禅宗史完成的必要前提是“必须先搜求唐朝的原料，必不可信五代以后改造过的材料”。⑤
按传统的观点，禅宗始于释尊拈花、迦叶微笑，在印度经过了阿难、商那和修等二十八代，由菩提达摩在梁武帝普通年间传至中土后，又经五代单传而至“六祖”慧能；其间法统不绝，道一风同。针对这一“正宗”法脉，但是胡适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菩提达摩传来的本是以《楞伽经》为心要的渐修禅法；从达摩经过慧可、僧璨、道信、弘忍到神秀的实际是一个被称作“楞伽宗”的禅学宗派。胡适这一观点是有论证的。早期禅宗确是以“楞伽”印心。达摩传慧可：“以四卷楞伽受可曰：我观汉地，惟有此经，仁者依行，自得度世。”慧可门下：“那满等师，满赍四卷楞伽以为心要，随说随行”。四祖道信制《入道安心要方便》 ：“我此法要，依楞伽经诸佛心第一”。五祖弘忍，在居住处“画楞伽变相”。北宗神秀：“持奉楞伽，递为心要”。甚至被胡适屏弃于楞伽宗门之外的南宗慧能，也继承了这一传统，其再传弟子马祖道一曾说：“达摩大师从南天竺国来，躬至中华，传上乘一心之法，令汝等开悟。又引楞伽经文，以印众生心地。恐汝颠倒，不自信此心之法各各有之。故楞伽经云：佛语心为宗，无门为法门。”
东山门下玄颐、净觉师徒两人，分别撰写《楞伽人法志》和《楞伽师资记》，叙述达摩以来的师承法要，清清楚楚，有目共睹。
而从经典来看，达摩、慧可都是唯一的《楞伽》印心，到四祖道信，则引入了《文殊般若》；再传到弘忍东山法门，又进一步掺入《金刚般若》和《大乘起信论》；数传到曹溪门下，方才是“《坛经》传宗”和无经无书。禅宗从早期至成熟的自身演化状况本是十分清楚的，但为何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这一点被掩盖、被湮灭呢？究其愿意还得从禅宗本身说起。
经历史的风云变换，那“教外别传”、无经无书的禅宗，终于取代了曾经以种种经籍“印心”的早期禅宗，压倒了佛教的其他宗派，成为中国佛学舞台上第一大宗，可以说取得了垄断地位。不同的思想流派带来了观念的冲突，无经无书的禅宗认为 “藉教悟宗”的如来禅，是“未了之名相”，是不彻底的佛法，此后的禅宗史史料大都已经过后来禅宗信徒的改窜，无法呈现早期禅宗史的真实面貌。虽然胡适先生通过史料研究重现了历史的真相，有功于佛门，裨益于学术，但他因此进而摒弃禅宗，甚至命名一个楞伽宗出来，却是掺入了自己的主观臆断。
胡适先生最初在研究中国思想史时因需要而接触到禅宗史研究的领域。他在1930年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神会和尚遗集》的《自序》中说：“民国十三年，我试作《中国禅学史稿》，写到了慧能，我已很怀疑了；写到了神会，我不能不搁笔了。”胡适在著书过程中对现存的禅宗史料发生怀疑并感到著作难以为继，但之后他另辟蹊径，通过发掘禅宗史的早期和原始史料来侧面推证禅宗的真正历史，特别是胡适对敦煌经卷中有关禅宗史料的整理研究实是为人称道。但是胡适这种独树一帜的禅宗史研究方法并非没有非议与责难。像他和日本禅学家铃木大拙的争论就非常著名。铃木和胡适一为对禅宗精神有深刻体会的佛教信徒，一为秉持理性批判精神的历史哲学学家，两人在关于禅宗方面的认知存在根本分歧。胡适在普林斯顿大学哲学系的讨论会上就曾予以公开抨击，指出铃木禅学的缺陷在于“不讲历史”和“不求理解”。而铃木大拙则回应说，胡适只是一个历史学家，他只能从“历史背景”去理解禅，对禅本身则一无所知。两者的碰撞显示出“宗教信仰”与“科学方法”之间的冲突，究其根本，这涉及到了禅学精神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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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问题。判断历史考证与神解领悟究竟孰轻孰重还是要看作者本身的目的何在，不能片面地揪住一点便给出评价。胡适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头人，禅史研究只是他“整理国故，重估价值”的一部分。他看重的并不是禅宗思想，而是在史学研究中的“批判”和“破坏”精神，他可能并不会过多地关注禅宗的“内在精神”。这与信仰者们研究追求不拘时空不同，胡适是以史家的身份倚重佛教史料的确定性与真实性从发展的观点对其进行考察。在这种立场下，他一反古代注疏式的佛典解释模式，在佛教史料研究方法上呈现出某种程度的近代特征：具备了一定的层次性、逻辑性和系统性。⑥也正是这个原因，人们认为胡适确立了中国现代的禅宗史研究的基本思考模式。
禅宗是中国佛教的典型代表, 它在我国文化和思想史上有着重要影响。回顾胡适禅宗史研究工作的过程，不论此间的成绩与不足，我们不能否认胡适的研究著作在中国禅宗史研究者中产生的广泛影响。柳田先生曾说：“时至今日, 对中国禅学作研讨的人，在相当期间还不能忽视胡适的遗业。”这个评价还是十分公允的。对于中国初期禅宗史的研究，虽然胡适的研究成果混杂了他的主观意识，一些方面存在着夸大，但是我们不应忽视他已取得的成果, 而更应当在此基础上不断前进和深人研究。
【参考文献】
①
《海外读书杂记》 胡适 ②
《胡适先生的佛教研究》高 峰 第27 卷 第 2 期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③
《中国禅学的发展》 胡适 ④
《胡适禅宗史研究平议》 楼宇烈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九八七年第三期 ⑤
《〈神会和尚遗集〉序》 胡适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 ⑥
《胡适的佛教史料方法论钩沉》曹树明 宗教学研究 201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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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与禅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