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分析：一个文献综述
原文作者：魏新博、李姗
摘 要：由于地区间的发展不平衡以及资源要素的禀赋问题，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就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居民收入差距。然而，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持续拉大的收入差距已严重影响到了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如何加强收入分配的调整以及实现农民收入快速增长便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热点、政治决策的重点和理论研究的难点。本文从当前我国城乡、行业和区域之间收入差距现状以及相关文献分析出发，从不同角度深入全面地探讨了收入差距形成和扩大的各种原因。
关键词：城乡收入差距；行业收入差距；区域收入差距；发展不平衡 一、引言
改革开放的30多年间，中国经济年平均实际增长率超过了9%，成为这个时期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中国也从原计划体制下的“短缺经济”变成了“世界工厂”，截至20XX年底，我国GDP总量已达到7983亿元，并成功超越日本而一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毫无疑问，如今的中国已成为了对世界有着重要影响的经济大国。由于长期内偏向发展战略的实施，这种依靠中国农村经济而推动中国整体经济以独特的“中国模式”创造“中国奇迹”的持续、高速经济增长背后，其代价是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在部门间配置的无效率，从而构成了中国经济长期“又好又快”发展的最大障碍。
目前，造成我国收入差距拉大的因素很多，已有大量文献对其形成原因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不少学者指出中国收人差距归因于中国地区间和城乡间日益扩大的收人差距，而进一步的研究还说明，不同地区收入差距与中国巨大的城乡差距有直接关系（Tsui & Wang，20XX）。王小鲁、樊纲（20XX）指出经济增长方面的因素、收入再分配和社会保障、公共产品和基础设施，以及制度方面的一系列因素对收入差距的扩大或缩小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在以当前的大量相关文献基础上，接下来将对收入差距变化的主要因素做一个文献综述，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二、政策因素与收入差距
从城乡关系的理论研究来看，城乡之间的关系应该是相互依存且和谐共生的。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采取非均衡发展战略，使得城市的产业得到加速发展，
而且各种基础设施也不断加强，相反，农村地区的发展却过于落后，迫于当前城乡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已严重损害了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根本利益，正如Lipton（1977）所说：“现今，世界上最贫穷国家中最严重的阶级对立不是发生在劳资之间，也不是存在于外国利益集团与国内利益集团之间，而是存在于农村阶级和城市阶级之间。”04年以来国家不断加大“三农”的扶持力度，在农村各种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不断增加投入，但由于腐败、信息不对称等因素造成项目重复建设和资源的巨大浪费，使得城乡间物质基础的差距仍然存在，而城乡间物质基础的差距又进一步推动城乡经济发展的差距，这便形成了城乡差距扩大的恶性循环。非均衡发展战略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也因此得到了学者们广泛而深入的研究，Kanbur & Zhang（20XX）指出随着中央政府的分权，那些以农业为主的省份由于更多地依赖征税和强制性分摊而限制了经济增长，而那些经济结构多样化和税基广泛的省份，却可以更自由地支持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收入增长。这种由于区域资源要素禀赋差异和政策性原因也直接导致了区域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而中国当前正处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关键时期，政府为追求宏观经济目标而推出的相关政策也必然会存在诸多不公：当前中国大陆各省区市之间发展水平差距的主要原因在于，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下形成的生产要素存量配置结构，与许多省区市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相违背，从而导致大量的赶超缺乏自生能力（林毅夫、刘培林，20XX）；户籍制度和地方政府的歧视性政策限制了劳动力的合理自由流动（Kanbur & Zhang， 20XX）；再分配政策干预不力拉大了消费差距（Duncan & Tian， 1999）；不平等发展战略使得内陆地区并未从全球化中真正受益（Wan et al， 20XX）；再加上发达的地区初始经济结构特征有利于经济增长，这里的工业集聚和生产成本会比较低，从而使得这些地方发展会更有利，这也直接影响到不同地域的收人差距（Zhang， 20XX）。Li and Zhao（20XX）认为在个人收入差距扩大的诸多因素中，传统计划体制遗留下来的一些制度和政策，在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驱使下新形成的有悖于市场体制规则的制度和政策，政府对市场缺失和市场扭曲采取的不作为态度，对资本节制和劳动保护的不足，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成为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和收入分配不公的最重要因素。 [论文] 三、人力资本、教育与收入差距
教育作为人力资本积累的主要手段，对收入分配有着重要的影响，自从Kuznets（1955）提出“随着劳动者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资本主义国家的收入分配会越来越平等”之后，有关教育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Schultz （1960），Mincer （1974），Becker（1975）构建的关于收入分配的人力资本模型认为，通常情况下的教育不平等与收入不平等之间存在正相
关关系，而平均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这取决于教育收益率的演变。Knight & Sabot（1983）强调，在二元经济中由教育的“结构效应”和“工资压缩效应”产生的人力资本积累对收入分配影响复杂：一方面，教育扩展使高学历群体规模相对扩大，这种结构效应开始会扩大收入不平等，但后来将起到降低收入不平等的作用；另一方面，由高学历劳动力供给的相对增加而产生的工资压缩效应会减少教育的未来收益，因此会降低收入的不平等。Farre （20XX）通过理论分析也指出教育是影响收入的基本因素，教育扩展有助于减少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然而，Todaro（1989）的分析却显示，教育扩展不仅无助于反而还会恶化收入分配平等。Bergh et al （20XX）构建了一个高等教育模型来分析精英名流效应对个人教育选择及劳动力市场工资的影响，发现精英教育在收入分布的顶部是增加收入的不平等，而在收入分布的底部则是降低收入的不平等。由此可见，随着居民平均受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教育的扩展对收入分配的效应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针对教育与收入之间的相关关系所作的实证研究主要有：赖德胜（1997）运用49个国家的数据，选择成人识字率、劳动者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教育扩展的指标，选择收入基尼系数、收入最低20%人口占总收入的比例、收入最低40%人口占总收入的比例和收入最高20%人口占总收入的比例作为衡量收入分配的指标，研究发现教育扩展是影响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Gregorio & Lee（20XX）在一套相对完整的100多个国家的时间-截面数据基础上发现，教育在改变收入分配状况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并
证实了库兹涅茨倒“U”型关系的存在。Chun-Hung A. （20XX）运用中国台湾1976-20XX年的数据，以教育的基尼系数度量教育不平等程度，同样也发现，教育不平等程度的增加将会恶化收入分配状况，同时他还发现，当收入不平等上升到一定程度后，未来的过度教育又将使收入不平等程度下降。Anil Duman （20XX）利用土尔其1963-20XX年相关数据，证实了教育变量对收入分配有着重要的影响，研究还发现相对于高等教育而言，中小学教育的正外部性更大，中小学教育的公共支出的减少及个人教育学费的增加不利于改善社会群体间的收入分配状况。
近年来，关于教育与收入问题在国内也得到学者广泛的关注。例如，周文兴（20XX）发现教育扩展有利于改善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状况。白雪梅（20XX）利用中国1982-20XX年的数据，发现教育与收入不平等不仅存在密切关系，且这种关系比较稳定；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加剧了收入的不平等。郭剑雄（20XX）指出农村地区的低人力资本积累率所导致的马尔萨斯稳态是农民收入增长困难的根本原因。邹薇、张芬（20XX）通过对中国各地区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和居民收入差
中国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分析：一个文献综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