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厢记》的人物塑造、语言艺术和社会影响
王实甫《西厢记》里的主要人物,虽然多与《会真记》、《西厢记诸宫调》同名,但是莺莺、张生、红娘的性格,却与元稹、董解元所塑造的迥异。他们是王实甫刻划的新的人物形象。 《西厢记》里的崔莺莺,带着青春的郁闷上场。当她遇到了风流俊雅的张生,四目交投,彼此就像磁石般互相吸引。她分明觉察到一个陌生男子注视着自己,但她的反应是“亸着香肩,只将花笑捻”。剧本写红娘催促她回避,而她的反映是: 回顾——觑末——下
请注意这一舞台提示,它异常强烈地揭示出人物的内心世界。按照封建礼教的规定,为女子者,“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莺莺竟对张生一步一回头,把箴规抛之于脑后。通过一细微的却是引人注目的举动,作者让观众清晰地看到她性格发展的走向。在明末,金圣叹改编《西厢记》,便删掉莺莺这一动作,改为让她主动提出:“红娘,我看母亲去。”还加上评注云:“写双文见客即走入者,此千金闺女自然之常理。”金圣叹的做法,不管是否恰当,却充分说明了他认识到这一动作的关键性作用。
莺莺遇见张生以后,作者写她相当主动地希望和张生接近。她知道那“傻角”月下吟诗,便去酬和联吟;张生故意撞出来瞧她,她“陪着笑脸儿相迎”,可见她对张生是处处留情的。而她的态度,张生也看在眼里。他们心有灵犀,彼此都感受到相互的爱意。正是由于莺莺从一开始就对爱情炽热地追求,才使得她一步一步地走上了违悖纲常反抗封建礼教的道路。
王实甫写莺莺追求的只是爱情。她对张生的爱,纯洁透明,没有一丝杂质。当张生被迫上京考试,她悔恨的是“蜗角虚名,蝇头小利,拆鸳鸯两下里”;长亭送别,她给张生把盏时的感触是:“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她给张生最郑重的叮咛是:“此一行得官不得官,疾便回来”;她担心的是张生不像她那样爱得专一,一再提醒他“若见了异乡花草,再休似此处栖迟”。总之,在她的心中,“情”始终是摆在最重要的位置上,至于功名利禄,是非荣辱,统统可以不管。这样的思想,既不同于《西厢记诸宫调》里的莺莺,也不同于元杂剧中许许多多追求夫荣妻贵的闺秀,她是一个赤诚追求爱情,大胆反抗封建传统的女性形象。
然而,强烈追求爱情只是莺莺性格的一个方面。莺莺长期受到封建礼教的熏陶,加上对红娘有所顾忌,因此,她的性格显得热情而又冷静,聪明而涉狡狯。例如她看见红娘送来张生的“简帖儿”,勃然变然,“厌的早扢皱了黛眉,忽的波低垂了粉颈,氲的呵改变了朱颜”,还声称要拿简帖儿“告过夫人,打下你个小贱人下截来”。她装腔作势要红娘传言责备张生,“着他下将休是这般”,其实传去的却是私约张生相会的情诗。等到张生到后花园去赴约,她以忽然变卦,正儿八经地把张生数落一番。这种种表现,把张生弄得七颠八倒,连红娘也昏头转向。当观众看到莺莺“对人前巧语花言,没人处便想张生,背地里愁眉泪眼”,看到她有时一本正经,有时黠谲多端,有时又扭捏尴尬时,都会哑然失笑。在作品中,王实甫让莺莺的形象具有两种不同的内心节奏,展示出她对爱情的追求,既是急急切切,又是忐忐忑忑。内心节奏的不协调,是导致她行为举止引人发笑的喜剧因素。
王实甫笔下的张生,也不同于《西厢记诸宫调》的张生。他被去掉在功名利禄面前的庸俗,以及在封建家长面前的怯懦,被突出的则是对爱情执著诚挚的追求。他是一个“志诚种”。志诚,是作者赋予这一形象的内核。
当然,张生是个才华出众风流潇洒的人物。他出场时唱的一曲〔油葫芦〕,描述“雪浪拍长空,
天际秋云卷;竹索缆浮桥,水上苍龙偃”的黄河景色,充分表现出文采风流和豪逸而是表明一旦坠不过,王实甫在塑造张生的形象时,没有把表现他的才华作为重点,气度。.
入了情网,这才子竟成了“不酸不醋的风魔汉”。他痴的可爱,也迂得可爱。
王实甫写张生在佛殿撞见了莺莺,猛然惊呼:“我死也!”这三个字,活画出他魂飞魄散的情态。跟着他在道场上迎着红娘,自报家门:
小生姓张,名珙,本贯西洛人也,年方二十三岁,正月十七日子时建生,并不曾娶妻。 红娘反问:“谁问你来?”张生竟不答腔,单刀直入地又问:“敢问小姐常出来么?”这一段精彩的对话脍炙人口,把张生在爱情的驱动下痴迷冒失的性格,表现得栩栩如生。在“赖婚”一场,作者写张生起初以为鸿鹄将至,他一早起来,精心打扮,“皂角也使过两个也,水也换了两桶也,乌纱帽擦得光挣挣的”。一心等待崔家来请,憨态可掬。谁知道,老夫人忽然变卦,他始而目瞪口呆,继而气急败坏,还直挺挺的跪在红娘面前哭丧着脸,声称要上吊自尽。这手足无措的表现,委实令人喷饭。等到张生缓过气来,剧本写他向老夫人发问:
(末云):小生醉也,告退。夫人跟前,敢一言以尽意,不知可否?前者贼寇相迫,夫人所言,能退贼者,以莺莺妻之。小生挺身而出。作书与杜将军,庶几得免夫人之祸。今日命小生赴宴,将谓有喜庆之期,不知夫人何见,以兄妹之礼相待?小生非图哺啜而来,此事果若不偕,小生即当退。
张生一开口便说“告退”,还问老夫人能否让他说话。未等老夫人回应,他就哗啦哗啦说了一通,其实,老夫人回应“可”,他固然要说;回应“不可”,他也是要说。他的陈辞,东一锤,西一棒,说得语无伦次,却又入情入理。金圣叹说:张生“盖满肚怨毒,撑喉柱颈而起,满口谤仙。触齿破唇而出”。在这场戏里,王实甫鲜明地展现出张生从焦急高兴到失望负气的情景,而无论写张生或是楞头楞脑,或是酸不溜秋,或是急得像热锅中的蚂蚁,都表明他对爱情的执著。爱情的力量,使这才子傻头傻脑,顾不上言谈举止。
张生跳墙,是王实甫刻划这一性格最为精彩的关目。那天晚上,张生应莺莺诗简之约,到了后花园。他知道小姐已在隔墙,于是樊垣一跳,一把搂着莺莺。莺莺吓了一大跳,她没有想到张生会跳将过来,而且“角门儿”还开着,她惊呼:“是谁?”这一下,约会便砸了锅。
关于张生跳墙的行为,《会真记》的写法是:“崔之东墙,有杏花一树,攀枝可逾。既望之夕,张生梯其树而逾焉,达于西厢,则户果半开矣。”《西厢记诸宫调》的处理是:张生跳过墙后,才喊红娘:“快疾忙报与你姐姐,道门外玉人来也。”他们是在房里相会的。王实甫改变了元稹和董解元的写法,把崔、张会面的地点,改在后花园里,园里有墙,墙上有“角门儿”,两边可通,莺莺就在墙的一边“烧夜香”。在这里,王实甫将规定情景略略改变,不仅使这关目增加了新的情趣,而且在刻划张生性格方面有画龙点晴的作用。
张生接到请柬,是红娘受了莺莺的气,拒绝再为他俩效劳的时候,是张生感到爱情已经无望的时候。可是,当他打开诗简一看,原来是小姐约他幽会。他大喜过望,红娘问他:“怎见得着你来?你解我听咱。”他解释:“‘待月西厢下',着我月上来;‘迎风户半开',他开门待我;‘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着我跳过墙来。”据此,他便跳墙赴约了。
莺莺约会张生,却没有让他跳过墙来,是张生把诗理解错了。他对诗的第一句没有解错,至于第二句“迎风户半开”的户,他知道指的是花园的“角门儿”,问题出在对第三、四句的解释,“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无论如何也不能解作叫他跳墙,何况角门儿半开着,何必要跳过墙去!张生凭空脑海中生出“跳”字,这真是可笑的疏忽。本来,张生是个才子,当不至于不会解释,他之所以会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是因在绝望之馀,突然受宠若惊,欣喜之情冲昏头脑,使他连诗也解错了。
为了强调张生解错了诗这一个很能表现性格的关目,王实甫在剧本中反复地铺垫、衬托,像当红娘问张生对诗简的解法有没有把握时,他回答:“俺是个猜诗谜的社家,风流隋何,浪子陆贾,我那里有差的勾当?”晚上,红娘在打开“角儿门”时碰见张生,再一次问他:”后来莺莺翻脸,红娘就在旁“小生是猜诗谜的社家。张生依然很自信:“真个着你来哩?”
边嘲笑张生:“猜诗谜的社家,A2拍了‘迎风户半开。'”在“闹简”和“赖简”,“猜诗谜的社家”猜错了诗这一个环节。由于张生解错了诗,引发一场误会性的冲突,大大加强了全剧的喜剧性色彩。王实甫通过这样的艺术处理,把张生大胆追求爱情而又鲁莽痴迂的性格展现无遗。 在《西厢记》里,王实甫把红娘放置在一个相当微妙的位置上。老夫人让她服侍莺莺,让她“行监坐守”,但她从心底里不满封建礼教对年青人的捆束,当觉察到崔、张彼此的情意后,一直有心玉成其事。她愿意为莺莺穿针引线,又知道莺莺有“撮盐入火”的性子,有“心肠儿转关”的狡狯,只好处处试探、揣度,照顾着小姐的自尊心,忍受着怀疑和指责。她要对付小姐,又要对付老夫人,担承着种种压力,却义无反顾地为别人合理的追求竭心尽力。而王实甫愈写红娘的“两下里做人难”,愈写这“缝了口的撮合山”在困境中巧妙周旋,就愈能生动地表现她机智倔强的个性。
有趣的是,王实甫让红娘经常把道学式的语言挂在嘴边,让她摆出俨然正经的模样。例如她觉察到张生自报家门的动机,便搬出“男女授受不亲”的一套,给张生碰了一鼻子灰。从她的装腔作势和张生不尴不尬的神态中,作者让人们看到,她并不尊重什么礼教,却懂得把“孔孟之道”作为一根耍弄的棍子。后来在“拷红”一场,这根棍竟发挥了妙不可言的作用。红娘坦率地把莺莺张生的私情和盘托出,跟着对老夫人说:
信者人之根本,“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当日军围普救,老夫人所许退军者,以女妻之。张生非慕小姐颜色,岂肯区区建退军之策?兵退身安,夫人悔却前言,岂得不为失信乎?既然不肯成其事,只合酬之以金帛,令张生舍此而去。却不当留请张生于书院,使怨女旷夫,各相早晚窥视,所以老夫人有此一端。目下老夫人若不息其事,一来辱没相国家谱;二来日后张生名垂天下,施恩于人,忍令反受其辱哉?使至官司,老夫人亦得治家不严之罪。官司若推其详,亦知老夫人背义而忘恩,岂得为贤哉?
这番话,滴水不漏,说的完全是封建大道理。红娘拿起“信义”的大牌子,摆出维护封建纲常和家庭利益的样子,以冠冕堂皇的教条压住老夫人,一下子抓住其弱点,击中要害。这“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一招,着实的效,老夫人只好自认晦气。从红娘胸有成竹和滔滔不绝的陈辞中,从她一本正经地搬弄封建教条实际上又是对它大胆嘲弄的过程中,作者让人们看到了红娘泼辣而又机智的鲜明个性。
在有关崔张的故事中,红娘的形象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会真记》里的红娘,地位无足轻重。《西厢记诸宫调》里的红娘,则成了崔张结合不可缺少的助力,这说明金代的董解元,意识到在强大的封建压力面前,才子佳人要冲破罗网,必须获得外力的帮助。他突出了出身卑贱的红娘的作用,说明了下层人民对自身力量有所认识。王实甫在《西厢记诸宫调》的基础上,又赋予红娘新的面貌。他写红娘之所以充当崔张的“撮合山”,不仅是出于对老夫人不守“信义”的反感,更重要的是她本身对爱情追求的认同;她不仅是见义勇为,而且是缘情反礼。王实甫写她从一开始不动声息地协助崔张,以至后来为他们两肋插刀,这种积极主动地帮助“有情人”的侠气,反映了人民大众对“情”自觉追求的态度。汤显祖说王实甫笔下的红娘,有“二十分才,二十分识,二十分胆。有此军师,何攻不破,何战不克”(《汤海若先生批评西厢记》)。他以运筹帏幄的“军师”比喻红娘,这无疑是看到了她在崔张爱情纠葛中所起的推动作用,从而给予高度的评价。 戏剧是语言的艺术。王实甫在《西厢记》中驾奴语言的技巧,历来为人们称道。王骥德说《西厢
记》“今无来者,后掩来哲,虽擅千古绝调”(《新校注古本西厢记》);徐复祚赞叹它“字字当行,言言本色,可谓南北之冠”(《曲论》)。他们都把《西厢记》视为戏曲语言艺术的最高峰。 所谓“当行”,是指《西厢记》的语言符合戏剧特点,能和表演结合,具有丰富的动作 性,像第三本第二折的一段曲文:
(红唱)〔普天乐〕晚妆残,乌云亸,轻勾了粉脸,乱挽起云鬟,将简帖儿拈,把妆盒儿按,开折封皮孜孜看,颠来倒去不害心烦。(旦怒叫)红娘!(红做意云)呀!决撒了也!厌的早扢皱了黛眉。(旦云)小贱人,不来怎么!(红唱)忽的波低垂了粉颈,氲的呵改变了朱颜。 莺莺起初着意打扮,后来看到简贴,便胡乱挽起头发,急忙按下妆盒,仔细品味来简,跟着疑虑踌躇发作。这一段唱词,动作性很强。王实甫让唱词规定了演员的形体动作,使人物动起来,适合于舞台表演和人物性格的刻划。
《西厢记》的语言具有非常鲜明的个性化特点。即使是唱词,作者也考虑到人物身份、地位、性格的不同,使之呈现不同的风格。同为男性角色,张生的语言显得文雅,郑恒则鄙俗,惠明则粗豪。同为女性角色,莺莺的语言显得婉媚,如:
〔混江龙〕落花成阵,风飘万点正愁人。池塘梦晓,兰槛辞春,蝶粉轻沾飞絮雪,燕泥香惹落花尘。系春心情短柳丝长,隔花阴人远天涯近;香消了六朝金粉,清减了三楚精神。
莺莺是大家闺秀,她的唱词节奏舒展,色彩华美,感情含蓄,与婉约派词风相似。所以,朱权说“王实甫之词,如花间美人,铺叙委婉,深得骚人之趣”。 红娘的语言则显得鲜活泼辣。如:
〔满庭芳〕来回顾影,文魔秀士,风欠酸丁,下工夫将额颅十分挣,疾和迟压倒苍蝇,光油油耀花人眼睛,酸溜溜螯得人牙疼。
红娘是丫头,口齿伶俐,作者让她的语言夹杂着俚语、俗语和日常生活用语,显得既质朴本色又生动活泼。
总之,文采与本色相生、藻艳与白描兼备,具有强烈的戏剧效果,是《西厢记》语言的一大特色。由于王实甫在唱词部分大量置入唐诗宋词的意象,使人读来满口生香、意趣盎然。因此《西厢记》也被誉为诗剧。
《西厢记》问世以后家喻户晓,有人甚至把它与《春秋》相提并论。
尽管王实甫《西厢记》的原本已经失传,但明代以来坊间出现了大量《西厢记》刊本。据不完全统计,迄今所知《西厢记》明刊本有110种左右,清刊本有70种左右。刊本的纷繁适足说明它影响之深,流传之广。在戏曲舞台上,《西厢记》更是演出不衰,京、昆、蒲、豫、川、滇、闽、赣等剧种,都把它改编上演,多少年来一直受到观众的喜爱。
不过,《西厢记》在流传过程中,也曾遭受到禁毁、歧视。清朝乾隆十八年(1753),朝廷下令将《西厢记》、《水浒》列为“秽恶之书”,认为“愚民之惑于邪教亲近匪人者,概由看此恶书所致”。同治七年年(1868),江苏巡抚丁日昌下令查禁“淫词”,指出“《水浒》、《西厢》等书,几于家置一编,人怀一箧”。“若不严行禁毁,流毒依于胡底”。当然,《西厢记》是禁不了的,某些封建统治者的态度,只能从反面证明它影响的巨大。
《西厢记》的出现,深深地吸引了许多作者,人们纷纷效法学习。有人甚至依样画葫芦、《梅香》,简直像《西厢记》的翻版;《倩女 地模仿其文辞,套袭其情节,像元代的《东墙记》
离魂》写折柳亭送别,也因袭《西厢记》长亭送别的场景。有些作家则善于从《西厢记》中汲取营养,像汤显祖的《牡丹亭》,孟称舜的《娇红记》,曹雪芹的《红楼梦》,都在 继承《西厢记》反抗封建礼教的思想基础上,发展创造,从而取得了新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