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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与现代中国的改革 史啸虎
作者序：本文试图从解构现代性及其渊源角度入手探讨中国现代化改革的方向。我认为，现代性的多义性并没有掩饰或减少其对传统和现实的批判性，同时，分析现代性与现代主义的渊源有助于人们了解现代性的更多地载荷了思想批判和革新的使命的内涵。就中国而言，现代性也就意味着对既有现代化进程的批判与否定。中国的现代化改革不能忽视或压制诸如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这些拥有普世价值的涉及现代制度选择和意识形态变革的现代性观念。当经济改革成为现代性的主导内容，而政治与社会改革与现代性越来越远时，现代性在中国的改革中已经被明显地割裂了。因此，我期望中国改革的现代性能够更好地体现在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和价值观念的整体现代化的改革目标之中，同时也希望该文能够引起关注并欢迎批评指正。
现代中国的改革已进入一个关键阶段。然而，人们的思想观念似乎还始终徘徊在现代与传统、过去与将来以及守旧与创新之间。我们的许多理论学说也还长期拘泥于继承与发展、普世与特色以及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和冲突之中。不过，与以前不同的是，自从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以来，中国思想领域内的绝对权威开始动摇，完全正确的理论已不复存在，森严的思想禁区也越来越少，多元而开放的社会价值观念开始出现，对以往属于神圣范畴的各种正统理论的质疑已成家常便饭。可以说，这是一个中国近代史上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的初始阶段，倘能有所突破并继续发展下去就有可能在现代中国出现一个堪与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代相媲美的思想大解放与大繁荣的全新的时代。现代性这个最具批判力的思潮也就是在这个世纪之交之际悄悄地侵袭、影响和冲击了许多现代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和学术界人士的思想观念，给现代中国的改革与创新增添了些许润物细无声的添加剂和促进改革车轮向前旋转的燃料油。因此，再思考一下现代性的实质对中国改革来说可能是一种有意义的参照。 现代性的多义性 众所周知，“现代性”是一个名词，英文叫modernity，与其它几个与现代相关的名词，如modernism（现代主义）、modernization（现代化）含义不同，但属于一个词根，那就是modern（现代）。同时，这个modernity还有几个含义，即现代状态、现代事物以及新式东西等。由此可见，所谓现代性一词本身并不深奥，没有什么神秘的，也就是指某种事物具有的一种现代属性。它拥有这种属性，那么它就具有了一种与这种属性相符合的状态，叫现代状态。而具有这种现代状态的东西也就被称作现代事物或叫做新东西。这里有两个概念搞清楚即可：一是所谓某种事物可以指任何事物。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当然也包括哲学、艺术、宗教和道德这类意识形态方面的事物。再者，是指这里所谓的现代在时间上又是相对的，或指上述这些事物发生或存在的时代是相对于历史而言的。于是，我们就可知道，我们（包括任何历史人物）任何人的任何观点以及所干的任何事情都浸透了所谓现代性，并不以他们自己认识到或没有认识到，接受或不接受现代性这个概念为依据。
这种从词源及词的本意上分析出来的东西，本来是很简单的一个常识，就像我们谈论历史及其所谓历史性一样：每一个谈论历史和历史性的人，他自己就已经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可是当我们的一些思想家或社会学家开始使用现代性这个普通的词汇时，就已经赋予了它许多崭新的、有差异的，甚至是截然不同的含义。这些对现代性一词语境的发轫和开掘，再渗入到这些学者本人意图说明的那些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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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社会学以及文学的思想和理论中去，就产生了丰富多彩的含义各不相同的现代性。
到底是谁最先使用这个现代性词汇的已不可考。据《牛津大词典》确认，是英国人于17世纪首先开始使用“现代性”这个词的，它被用来指中世纪之后的“现时代”的本质特征（估计与现代主义一词先后被使用并被赋予现在这个含义的）。也有人说，最早使用现代性这个词汇的人是康德，但遍查康德著作和研究康德的文献，包括他的启蒙代表作的《判断力批判》中，似乎也没有查到他说过现代性这个词的证据。又有人说是马克思。可是马克思在他的哪一部著作中谈过现代性的问题呢？也没有。再仔细查下去呢，就可以发现，所谓现代性的代表人物大多是19世纪至20世纪的一些近现代学者，如英国的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Giddens）、德国的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和法国的福柯、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1821-1867）等。
这些人对现代性的认知和表述也各不相同。有的是哲学家，如康德，所以就被人认为他的现代性就是启蒙，是理性批判。[1]有的是文学家，如福柯，他就主张现代性是一种态度。这个态度是指人们对于现时性的一种关系方式，即一种自愿的选择，一种思考和感觉的方式，或者是一种行动、行为的方式。现代性还有一点像希腊人叫做是一种气质（ethos）的东西。而且，这种态度和气质就是批判的特征。[2]但对于社会学家的吉登斯（他是现任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院长，剑桥大学教授，英国新工党最重要的智囊之一，同时也是英国当代一个著名的社会学家）来说，所谓现代性已经不再是什么认识论的哲学问题了，更不是一个浪漫的文学问题，而干脆就是指社会生活组织和组织模式。也就是说，他认为所谓现代性其实就是一种现代社会制度。这种制度性分析与过去的“一元制度分析”不同，吉登斯对现代社会进行的是“多元制度分析”。不仅如此，这个吉登斯还认为所谓现代性在制度性的层面上应该是多维的，每一个被各种传统详细说明的要素都发挥着自己的作用，所以应该从资本主义、工业主义、民族国家对信息的控制和对社会的监督，以及对暴力手段的支配和战争本身的工业化，构成了现代社会的四个基本维度。它们紧密联系、相互交织在一起，共同织就了这个缤纷的现代社会。[3]
可是在诗人和美学家波德莱尔眼里，现代性更具个性的色彩。波德莱尔在他写于1863年的《现代生活的画家》一文中给现代性下过一个著名定义：“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他认为，现代性就是那种在转瞬即逝的刹那间被人们感官把握的东西，是艺术的灵感，与静止并凝固在过去的传统截然不同。在艺术的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波德莱尔毫不犹豫地标举现代性的过渡、短暂和偶然特征，反之,他认为传统艺术只能提供纯艺术、逻辑和一般性方法，而艺术的现代性不能与过去相提并论。这是因为美学传统即是许许多多瞬间现代性在时间中的延续排列，每一种现代性都独一无二，有它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4]
由此可见，所谓现代性其实就像一个四面佛，或者叫八面佛，人们从不同的角度看它，它就会向看它的人们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孔来。
现代性这个概念从一开始被大量使用时就被许多不同学科和个性的学者与艺术家赋予了各自不同的含义。那么它究竟是什么含义呢？说老实话，现在的人们也很难完全搞明白，因为它实在是太多义了，于是我们也就很难像诗人波德莱尔那样给它下个自信能被所有人接受的定义。但有一点则是没有疑问的，那就是现代性无论是从哲学、文学、社会学，还是从美学角度进行阐释，无论是指一种“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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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与现代中国的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