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题研究简报
2013年10月10日 第11期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档案事业史课题组
《光明日报》撰文报道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档案事业史”: 传
承中华民族的历史文脉
《光明日报》2013年9月18日国家社科基金专栏刊发记者周晓菲文章《传承中华民族的历史文脉——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档案事业史”研究掠影》。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档案事业史”于2010年底正式立项以来，从传承和弘扬中华文明的文化责任感出发，立足学术前沿，严谨求实，开拓创新，以极大的学术责任和热情投入项目研究。两年来，课题组延聘专家，检寻资料，切磋疑义，三订凡例，不断扩展研究广度和深度。目前课题组重要成员21名，聘请档案界5位前辈备顾问，计划完成12卷册《中国档案事业史》，并建设为中国档案事业史研究提供文献资料、学术成果、学术动态和知识支撑的数字资源库——《中国档案事业史知识库》。本项目研究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尤其是课题组的总体设想和前期成果受到众多专家的好评，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力。
《传承中华民族的历史文脉——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档案事业史”研究掠影》一文对“中国档案事业史”课题组强烈的时代使命感、严谨踏实的学风以及开拓进取精神等进行了专门报道。以下为《光明日报》报道原文。
传承中华民族的历史文脉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档案事业史”研究掠影
作为历史和文化的载体，档案记录着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研究档案事业的发展史，对于传承中华文明、保存民族记忆具有重要意义。正是带着这份沉甸甸的责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档案事业史”课题组以极大的学术热情，正在这一领域默默耕耘。
图为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中有关起居注编修机构的记载
资料图片
一个课题，一份使命
课题组首席专家、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教授周雪恒如今已78岁高龄，但依然神采奕奕，思路清晰。2010年“中国档案事业史”立项时，正值她人生中最困难的时期，
亲人的离去给她带来巨大的伤痛。但为了完成未竟的事业，她毅然再度出山。她说，这是时代赋予档案学人的使命。
“通过档案弘扬中华文化，我们责无旁贷。”周雪恒简单的一句话，透露出档案学人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在周雪恒的带领下，梁继红、安清福、李晓菊等青年教师辛勤耕耘，在课题研究中倾注心力。他们孜孜不倦地翻阅史料，希望能够通过研究中国档案事业发展的历史，追寻中华文明发展的脉络和特征，增强人们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感，提高全民文化素养。与此同时，他们还希望自己所从事的档案事业能够发挥服务现实的功能。“当代中国在面临民族、涉外事务等方面的争端时，如果可以参考历史档案，以史为证，那么在处理这些事务方面便会具有不可辩驳的说服力。”这是课题组成员的想法，更是档案学人的职责。
对于档案学科而言，这一课题实现了基础学科的学术回归。“国家社科基金此次对中国档案事业史课题的支持，对我国档案学科建设来说，具有重大意义。”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院长、该课题“三史一库”中“中国档案事业史知识库”的总负责人张斌表示，“我们将全面梳理和整理中国档案事业史史料，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对中国档案事业核心领域作艰深研究，这将大幅提高中国档案事业的学术研究水平。此外，课题还涉及到与历史文献相关的内容，将为史学、文献学等相关学科领域提供丰富的研究资料和方法，促进相关学科发展。”
做“自讨苦吃”的奉献者
肩负着神圣的学术使命，课题组专家不仅要认真完成“中国档案事业史”这个课题，而且力争将其做成精品。
“中国档案事业史”项目的总体架构是“三史一库”—“三史”即《中国档案史》《中国档案管理史》《中国档案学史》，是项目研究的主干部分；“一库”即“中国档案事业史知识库”，它将为中国档案事业史搜集和整理学术资料。
立项之初，课题组原计划采用“通史”与“专题”相结合的写法创作“三史”，将其各作一卷。但在研究过程中，课题组发现，就历史档案的实际遗存来看，明清以来的历史档案最为丰富，而近代以来档案管理在继承与开创中持续发展，对于现代档案管理的启示意义更为直接。基于这种认识，课题组决定在卷目设置上略远详近，增大了明清以来档案事业史的研究份量，将《中国档案史》和《中国档案管理史》的“通史”部分各作四卷—先秦至宋元卷、明清卷、中华民国卷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卷，“专题”部分合为一卷单行。《中国档案学史》则按照历史阶段分为中国古代档案学史、中国近代档案学史和中国现代档案学史三卷。“三史”由原来三卷增至十二卷，项目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大大扩充了。
工作量的加大带来了经费紧张的问题，有的课题组成员无偿奉献，有的成员甚至还主动拿出钱来补贴学生。在周雪恒看来，对这一课题的思考和钻研已经成为她和同事们的事业和生活方式。
如此这般主动给自己的工作量加码的事情实属少见。国家社科基金“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学科规划评审组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黄长著告诉记者：“对于一般的学者来说，规划课题要\量体裁衣\，根据项目经费设计对应的工作量，但是，中国档案事业史课题组却\自讨苦吃\，主动增加自己的工作量，这种刻苦钻研、甘于奉献的精神尤为珍贵，值得鼓励。”
“蹲下去”做学问
17万余字，198页。课题组成员梁继红在完成科研任务的同时，认真记录了课题组从立项起至今的所有“档案”，包括课题规划、项目计划书、编写凡例、27场大小会议的记录、10期课题研究简报、两份成果要报、中期检查表等。单从该课题组呈现的《中国档案事业史项目材料集》，就能看出课题组科研任务的加重丝毫没有影响其成果的质量。
“只有\蹲下去\，实地考察，才能找到真正的档案和史料。”为了拿到与近代教育相关的一手资料，梁继红利用元旦假期，去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调研。“由于平时教学任务繁重，因此，假期对我们而言，不是休息的日子，而是调研的大好时机。”
由于课题涉及的内容、数据十分庞大，信息资源管理学院还组织本院及历史学院的40余位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参加《中国档案事业史知识库》数据采集工作。对于青年学生而言，参与课题研究，一方面使其受到专业的学术训练，增长了学术见识，另一方面也加强了其对档案学科的认同，加强了院系的学术凝聚力。
为了得到最专业的指导和支持，课题组还聘请了原国家档案局副局长刘国能、原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副馆长秦国经、原青海省档案局局长牛创平、原《中国档案报》总编辑王德俊、原《中国档案》总编王景高5位资深专家担任项目顾问。可以说，课题项目突破了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范围，吸收了当下从事中国档案事业史各领域研究的佼佼者。
“中国档案事业史”课题在国家社科基金的大力支持下，业已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部分成果刊载于核心期刊。在课题组成员脚踏实地、齐心协力的努力下，学术研究的道路虽然艰辛，但方向明确，生活也因奋斗而充实。这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必将为国家社科基金增添新的学术精品，也将成为中国档案事业史界的一座里程碑。（本报记者 周晓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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