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八股文取士制不容轻忽的一个历史作用
在中国古代，通过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明代正式形成，一直沿用至清末。对这一制度的评判，今人几乎都持否定乃至通盘否定之见，以为在历史上它从来没有起过踊跃作用。如有的学者说：“八股的考试制度……残酷地愚弄了和腐化了中国的伶俐和聪慧的学者至五个世纪的久长。”它“是专制君主愚民的政策”[1]。关于这一问题，笔者有着不同的观点，全面论述，容俟改日，本文仅就这一制度一个不容轻忽而又并非小小的作用，略陈己见，作为献给尊重的何兹全先生九十大寿的一份薄礼。
我以为评判八股文取士之制，除着眼于立法用意、制度利弊、直接作用外，还不该忽略一个视角，即将这一制度与明清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联系起来，加以考虑。
毫无疑问，我国古代的平民，绝大多数是文盲、半文盲，文化为极少数贵族、官僚、地主及其子弟所垄断，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是十分低的。可是在明清几百年中，却显现、进展了一个突显现象，即广大平民中的一部份人拼命识字、念书，读《四书》、《五经》，慢慢摆脱了文盲、半文盲境界，转化成为士人。关于这一可喜的进步，远的不说，将宋金元的士人数量与明清的士人数量加以比较，即可了然。 据《文献通考》卷三一《选举四》，北宋仁宗年间行“四年一贡举”之制，全国各地经府州解试，贡举至京师者“恒六七千人”；英宗改成三年一试，贡举名额减少，“四分取三”，当为四五千人[2]。同书载欧阳修“上言”，那时解试“东南州军……百人取一人，……西北州军……
十人取一人”。由于东南文化进展，西北掉队，如全国取人按高比例计算，平均八十取一，那么可推知那时应举士人约40万[3]。金朝占据北方，士人数量大减。据《金史》卷五一《选举志一》，金朝中期最下级的乡试等于虚设，后且罢去；其上府试、会(省)试录取比例多为5:1，而每次会试中试者五六百人。由此能够算出：参与会试者每次2500人至3000人[4]；那么参与府试者仅有万人。固然，如考虑到北方经长期战乱，一些汉族士人隐居不仕，士人实际数量应多一些，但可不能有专门大转变，也是能够确信的。南宋情形那么不同。由于未经大的战乱，北人大量南下，文化又比较发达，士人数量显著增加。据《文献通考》卷三二《选举五》，南宋省试为17人取1人。每一次录取名额据学者研究平均当为474人[5]，那么参加省试者约8000人。府州试录取如全按北宋“东南州军”百人取一比例计算，全境应举士人当有80万[6]。也确实是说，南宋与金之士人比北宋约增加一倍多一点。 元朝士人数量回落。王圻《续文献通考》卷四四《选举考·举士二》：自元仁宗行科举至元亡50连年，开科16次，每科取士多者百人，少者35人；“旧例……会试三分内取一分”，那么取士百人，参加会试者只有300人。其乡试(等于宋之府州试)比例即便按百人取一计，全国投考士人总数也只是3万人。再看学校。同上书卷六○《学校考·郡国乡党学》：元世祖末年司农司上报全国学校万余所。这或可被引作元重儒学之证。其实情形并非如此。一是所上学校绝大多数应是设于农村，属于启蒙性质的“社学”，远非宋金以来培育、提高士人以应科举的府州县学，因此才由掌农桑等包括“立社”以劝农桑的“司农司”
而非礼部上报[7]。二是即便就少数的府州县学包括书院言，实际生员人数也很少。如据一史料记载：元成宗盛德年间在文化发达的建康路，除路学达64人外，涉及的明道书院、南轩书院、上元县学、江宁县学，其生员多者14人，少者7人，4学一共仅40人[8]。而且同一时期的郑介夫上奏更说“今内而京师，外而郡邑，非无学也，只是具虚名耳”。学校已为虚设[9]。其因此如此，是整个蒙古统治集团重吏轻儒政策所决定的[10]。因此虽元仁宗一度重儒，元朝后期社会风气仍然是“时人翕然尚吏”[11]；“今学者仅能执笔，晓书数，其父兄已命习为吏矣”。苏天爵以为这是“天下之通患”[12]。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不管是行科举，或是设学校、书院，都很难收到多大实效，元朝士人数量回落的大势是无法改变的。由此推定其总数应远少于南宋与金之和——80万，当无大误。
可是明清两代的情形就大不同了。
顾炎武曾估量：明末“合天下之生员(秀才)，县以三百计，不下五十万人”[13]。
清朝秀才，据近人研究，太平天国前任何一个时期大体为52万余人[14]。
比秀才数量多假设干倍的士人，还有参加童试然未考中的童生。 清朝太平天国起义前童生之数，据近人研究，一个县在1000至1500人，全国总数“可能达到近二百万”[15]。
清末童生，康有为估量为300万人，“足以当荷兰、瑞典、丹麦、瑞士之民数矣”[16]。梁启超也估量：“邑聚千数百童生……二十行省
论八股文取士制不容轻忽的一个历史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