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博物馆藏南宋戗金花卉人物奁考述
肖 宇（常州博物馆）
宋代是中国髹漆工艺发展的鼎盛时期，漆器品类所涉甚广，造型与工艺皆以雅致著称。同时，有宋一代堪为中国古典文化高峰，“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1南宋漆器直观再现了当时风物面貌之一隅，也为复原些许历史细节提供了契机。常州博物馆馆藏南宋戗金花卉人物奁，是目前国内出土五件南宋戗金漆器中最为精美者，为宋代存世漆器珍品，2蕴含丰富的历史信息。本文即以此件馆藏漆器为切入线索，对其所涉相关问题略加考述，错讹不周之处尚祈指正。
戗金花卉人物奁出土于常州村前乡蒋塘5号宋墓，3通体外髹朱漆，内髹黑漆，木胎，漆灰较厚，高21.3、直径19.2厘米。呈十二棱莲瓣形，分盖、盘、中、底四层，各层皆由银釦镶口。盖面戗刻仕女图（图一），盖内侧朱书“温州新河金念五郎上牢”十字铭文。器身十二棱间戗刻折枝花卉（图二），包括荷叶、莲花、牡丹、山茶、牡丹等六组。盘内盛菱边形铜镜，中层盛木梳、竹篦、竹剔签、竹柄丝刷和银釦筒形漆盒，底层盛小锡罐、瓷盒。
图一 戗金花卉人物奁盖面图案 图二 戗金花卉人物奁器身图案奁是主要用于存放梳妆用品的“盛妆器”，4其名始见于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早期奁与匣类似，因存储对象的区别而分为妆奁与食奁，后来逐步固定专门盛放铜镜、梳篦、胭脂、眉黛及香料等。战国时期漆奁为单层，汉代演变为双层，同时流行穹隆顶多子奁。宋代除了对合式奁，还出现柱状多层套奁，形制如戗金花卉人物奁，此类形制出现于南宋后期，并影响后世造作，明代《遵生八笺》将之称为“三撞式”。5戗金花卉人物奁起棱分瓣的器形特征，最
初出见于隋唐金银器，中晚唐时被陶瓷器所借鉴，迟至两宋则成为瓷器的一般形制，6随后这一形态特征大量运用于漆器。无论是汉代的多子奁，还是宋代的多层套奁，都反映了漆奁储放梳妆用具的实用功能在不断强化。这与宋代女性重视仪容的修饰与增艳有关，所用化妆品、化妆工具逐渐增多，由戗金花卉人物奁内所盛各类什物，7可窥一斑。因而，漆奁成为宋代上层女性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闺中器具，以致宋人将嫁妆称之为 “奁产”。8
综观已出土的两宋漆器，存在由简入繁的嬗变轨迹，前期多为素髹，后期髹饰工艺趋于复杂，出现了雕漆、戗金、描金及螺钿等髹饰技术。戗金为漆地饰金工艺之一，《髹饰录》记载：“朱地、黑质共可饰。细钩纤皴，流畅而忌结节。”9所谓戗金，是指在漆地表面用针或刀镂刻出纤细线槽，并在线槽中贴以金箔，再细加研磨，从而形成金线纹饰。20世纪70年代末，常州村前蒋塘宋墓戗金漆器的出土，为宋代此类漆器的首次发现，使漆工文献中的记载得以证实。明代杨明为《髹饰录》作注时认为宋代已有戗金漆器，但宋代戗金漆器长期以来未见实物。元代陶宗仪《辍耕录》、明代曹昭《格古要论》等皆有对元代戗金漆器的描述。所以，常州村前蒋塘宋墓戗金漆器出土之前，学界普遍主张戗金漆器迟至元代才出现。讫于目前，考古发现的宋代戗金漆器共有五件，其中四件皆出土于常州村前蒋塘宋墓，10一件出土于江阴夏港宋墓，11两处出土地点相距不远，漆器风格亦相似。颇值注意的是，戗金纹饰纤细而写实的风格，与宋代金银器錾刻、鎏金及描金相似，这类髹饰工艺在宋代的盛行，是受到金银器华丽风格影响的结果。12同时，南宋中后期随着“临安”的长期化与稳定化，以及江南偏安一隅的繁荣富足，工艺繁复的漆器品类大增。
戗金花卉人物奁盖内朱书铭文“温州新河金念五郎上牢”，为长铭，内容包含造器地点、髹工姓名，并缀以“上牢”字样。所谓“上牢”可解释为上等、牢固之意，表明制造者对产品质量的保证。13“新河”为街巷名称，在后世光绪《永嘉府志》中尚可查证。更为复杂的长铭，还兼有干支纪年、作坊名称等信息。此类长铭当是官办作坊承制的产品，即戗金花卉人物奁为温州官营作坊所造。14此外，有些漆器铭文仅标明工匠姓名或造器年代，抑或画押，应为私营作坊产品。15出土宋代漆器的铭文显示，其产地集中于两浙路，诸如杭州、温州、常州、苏州、湖州、四明及江宁等地。宋廷南渡，大批髹工随之南迁。这些地区较之北方，免于兵燹且民风尚奢，既是漆器的主要产地，又是主要消费地。温州所产漆器，在出土数量上仅次于杭州，工艺的繁复程度则有胜杭州，髹饰风格华丽。吴自牧《梦梁录》记述了临安大街的漆器店铺，便包括专售温州漆器的“黄家铺温州漆器”与“彭家温州漆器铺”。常州村前蒋塘宋墓出土
四件戗金漆器，其中三件铭文款识为温州，慧光塔出土识文描金舍利函也极有可能产自温州，16足可见温州漆器造作之发达与奢华。
戗金花卉人物奁盖面图案颇值关注，盖面中央戗刻仕女、童仆三人，仕女梳高髻，着花罗直领对襟衫，长裙曳地，分别手执团扇与摺叠扇，二主挽臂相视而语，神态亲昵，旁有女童手捧长颈瓶侍立于侧。主仆驻足于方格花径，背后有叠石嶙峋、花树掩映，树下设有坐墩，坐墩下方栽植两丛花草。
仕女所着直领对襟衫（图三），为宋代仕女常服，对襟衫纹饰华丽，领缘素雅，尤显束身。对襟衫无纽带，两襟微开，露出里衣与粉颈，谓之“不制衿”，对襟上通常缝有精致的领缘，亦即领抹。17这种衣着样式始于宣和末年，直领服饰的流行，与契丹、女真妇女直领习俗的影响关系密切。18
图三 执扇仕女形象
仕女手中所持摺叠扇，又称聚头扇或蝙蝠扇。关于摺叠扇的出现，历来颇有聚颂。胡三省因《南齐书》中有载褚渊“以腰扇障目”，在为《通鉴》作注时将腰扇注解为摺叠扇，清代姚范著文指谬，胡三省所言摺叠扇实为团扇之附会。明代叶盛与陈定生认为，摺叠扇为明初由朝鲜传入，郎瑛则主张摺叠扇始自北宋，并援引苏轼诗文为据，“高丽白松扇，展之广尺余，合之两指许”。郑舜功曾以“大明国客”的身份出使日本，并撰有《日本一鉴》，书中爬梳《宋史》，发现宋端拱元年日本僧人来访时，随贡礼单中包括“蝙蝠扇二柄”。苏轼看到朝鲜折叠扇时，已是日本摺叠扇传入半个多世纪之后，实际上朝鲜摺叠扇亦由日本传入。19戗金花卉人物奁盖面图案中的摺叠扇，为中国最早的摺叠扇形象之一，20有扇骨六根，开合幅度较小，扇面上隐约可见花卉绘画。江南明墓出土摺叠扇，扇骨少则十二根，多则二十五根，而与常州村前蒋塘宋墓大致同一时期的日本摺叠扇，扇骨数量均在五至八根之间。21由此可见，戗金花卉人物奁所绘摺叠扇为日本样式，宋代摺叠扇的基本形制尚与日本摺叠扇相
仿。宋代摺叠扇流布不广且价值不菲，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记载，相国寺有售日本摺叠扇，索价绝高，无力购得，事后四处寻访，竟无售处。迟至明代摺叠扇才与士大夫的雅趣合流，成为日常清雅之物。22戗金花卉人物奁盖面图案显示，传统团扇之外，南宋时期摺叠扇已成为少数江南仕女的闺中招凉物。戗金花卉人物奁盖面图案中，另一仕女手中所执为团扇，常州金坛周瑀墓、福州北郊宋墓均有宋代团扇出土，23形制大抵类似。
仕女身后置一处叠石山景，诡状异形，为峰石。以湖石作峰石，或独置一石，下配石座，谓之“特置峰石”；或由多块纹理相类的石块拼掇而成，谓之“叠掇峰石”。24戗金花卉人物奁盖面所绘叠石，即属后者，由三块湖石组成，高矮参差，得高远之势，主峰上大下小，险峻高拔，这些均合乎古代叠石准绳。宋人品评太湖石，有“瘦皱透漏”四字论。戗金花卉人物奁盖面图案中，叠石仅勾勒轮廓，略其细节，叠石表面的皴皱起伏无法确知，但叠石主峰耸立当空，瘦骨突兀，下部侧峰仍可见四个玲珑空窍。此叠石边缘轮廓和窝洞形态与太湖石颇似，太湖石产于吴中、平江一带，宋代江南园林以太湖石掇山叠石已蔚然成风。《梦梁录》卷十九记述西湖一带私家园林十六处，《武林旧事》记述四十五处。25宋代文人广泛参与造园活动，使得江南私家园林中的石景艺术更添文人意趣之浸润。
叠石山景后衬树木，一株枝条细长低垂，侧叶贴枝，羽状叶片狭长，显为柳树；另一株多为叠石遮掩，叶片宽大，叶脉清晰可见，其树种难以辨识。树与石相互借景，相映成趣。戗金花卉人物奁盖面一隅有两丛花草，叶片呈剑形，相拥成束，似为兰花。文人栽梅莳兰的风气始自宋代，咏兰、画兰之作也在此时大量出现。26
柳树下置一坐墩，为藤条编织而成，藤条间形成七个圆形开光，墩上覆织物坐垫，底部有矮足。沈从文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指出，坐墩源于战国以来妇女熏香取暖的坐具。宋代是中国家具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在起居习惯上完成了由席地而坐到垂足而居的转变，高坐具随之普及。在椅凳类坐具中，坐墩便于移动，不仅用于室内，时常移置庭院园林。宋代藤墩形象还见于绘画，如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听琴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人物图》（图四）和《唐五学士图》（图五），其形制与戗金花卉人物奁盖面图案一致。
童仆手捧长颈瓶，此瓶圆腹细颈，略似垂胆，腹部、颈部及口沿饰有弦纹，为宋人诗文描述中插花所用胆瓶，胆瓶实物已多有出土，诸如洛阳邙山宋墓、北京海淀金墓等。27胆瓶鼓腹容水，细颈容枝，瓶口小而微侈，以收束花枝。插花的胆瓶与盛酒的玉壶春瓶，功能相异，器形相似，戗金花卉人物奁盖面图案中显然是插花的胆瓶，而非酒器，故宫博物院藏南宋册页《采花图》即绘有
童仆手捧胆瓶插花。明代螺钿三撞漆奁盖面上的折梅图（图六），28恰与戗金花卉人物奁盖面图案事项一致，可相互对读，前者为折花场景，后者为寻花场景。瓶花出现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与佛教艺术相关联，鲜花插瓶真正日常化与大众化则是宋代，因为宋代以桌椅为中心的居室陈设，为瓶花的提供了观赏空间。29这使得宋人多了一项采花、插花的游艺雅事，并积累了各种插花知识，如《琐碎录》所载：“牡丹、芍药插瓶中, 先烧枝断处令焦，镕蜡封之, 乃以水浸，可数日不萎。”30同时，插花也成为宋代仕女的雅尚，从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南宋《盥手观花图》、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藏宋代《妆靓仕女图》可觑得一二。因此，戗金花卉人物奁盖面图案，既是仕女游园或仕女消夏，也是闺阁花事，此图案或可称之为“仕女游园花事图”。
图四 宋《人物图》 图五 宋《唐五学士图》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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