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世界经济的运行以及国家间的关系
全球经济是由信息与通讯技术（ICT）革命推动的。特别是由这些新技术所创造出的商业发展所推动。所以宽泛地说，所有参与全球经济的国家近期的未来，都是光明的。我等待了很长的时间，才等到了美国经济的降温。导致这一降温开始的，是住房建设活动的增长终于停止了，并出现了减少的趋势。商业投资也有所减弱。即使你不是个凯恩斯主义者，不使用IS-LM曲线，也能够知道，各种投资活动是推动经济活动水平和总产值增长的主要动力。让我对此作一些解释。
当一国的企业家预计未来经济活动水平会更高时，预计未来能从既定的经济资产中获得更多的利润时，他们马上就会希望得到更多有价值的经济资源，更多的雇员，更多的顾客，更多的商业场所空间，更多的工厂，等等。资产生产率的增长需要时间，相应的，家庭的金融财富的价值也需要时间才能增加，就好像股票的价值在生产率提高之前，不会立刻增长。因此，家庭金融财富的增加和企业的商业存货的增加不会同步。结果，应企业家对更多经济资产的需要，对劳动力的需求首先增加，但工资却不会马上提高，工资的增加只有在家庭变得更富裕之后才会发生。换句话说，当人们充满对未来生产率提高的预期时，企业对劳动的需求的增加，不会马上因为工资水平的上涨而停下来。因为家庭不会因为未来可能的资产价值的提高，而马上感觉到富裕。需求增加，又没有抵消它的力量（即工资的上涨），就业率就会提高。于是高涨出现了。此后，如果生产率的提高如期实现，家庭的财富增加了，工资就会最终实现和生产率同等幅度的上涨。高涨时的就业率此后将会下降，回复到正常状态。我认为这就是高涨的典型结构。
这种类型的高涨，最容易出现在企业家精神旺盛、金融部门乐于向企业家提供资金支持的有活力的经济体中。但并不是只有这种有活力的经济体才能实现快速增长，事实上，快速增长不仅能从企业家的创新精神里产生，还有可能出现在存在追赶机会的经济体中。因追赶而实现的增长，和因制度和文化态度鼓励企业家精神而实现的增长，两者存在很大差异。欧洲在1955~1975年间，是迅速增长的典范。但这100%是一种追赶，它的动力不是来自于欧洲企业家有了新思想，也不是由于出现了新的企业家。类似的，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也展现出了使人印象深刻的高增长。但我认为，这主要是一种“追赶”型的增长，因为无论是产品还是工艺，都是西方国家20世纪70年代以前发展起来的。但这不意味着，中国将来不会拥有更多的活力，一个包含制度变化的过程，会赋予中国越来越多的活力。因此我的第一个观点是，增长归增长，但增长不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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