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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式家具的哲学设计
明式家具以“用材考究，精于选料；造型简练，比例适度；结构科学，榫卯精密； 装饰精美，手法多样”而著称，在中国家具乃至世界家具的发展史上均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体现了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内涵。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的处世哲学。正如《中庸》中强调:“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之道重视“中正”、“中行”，在内涵上主张凡事都不要过度，要含蓄，以免适得其反。这一传统思想在明式家具的造型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无论是大曲率的着力构件还是小曲率的装饰线脚、花纹、牙板，大多简洁挺拔，圆润流畅，而无矫揉造作之感。尤其是明代家具造型中直线与曲线的完美结合，不但使造型式样具有直线的稳健、挺拔，而且还具有曲线的流畅、典雅，更使家具造型收放有度，刚柔并济，具有形神兼备的特点。如明式圈椅对称式的整体构架、外扩内敛式的椅圈及扶手、鼓腿彭牙式及内翻马蹄式的腿足和天圆地方的整体造型，不仅传达出中庸、含蓄的“文化特性”，而且还体现了儒家“中和”及“温柔敦厚”的审美思想。 明代家具倡导“经世致用”的实学，提倡改革，鼓励创新。这种追求科学的精神大大促进了明代家具制作技术的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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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明式家具经久耐用的榫卯结构及重俭轻繁的文化特征。尤其是在这种实用哲学的指引下，明式家具结构实现了结构和功能的完美统一。
在基本沿用中国古代木构架建筑的梁柱式结构的基础上，明式家具各部位有机组合，简单明确，既符合力学原理，又十分重视实用与美观。如介于桌面底与立腿之间的霸王枨，既简化了家具外观的造型，又不失其结构的力学强度，并以高弓背的拱顶形式衬托出家具体态挺秀的稳定感;又如用于凳、椅、桌面和柜门等部件的格角榫攒边嵌板结构，不仅适应了木材的胀缩变形，避免了面板的翘曲变形，又掩盖了木材外露的截面横纹，大大增强了家具的美观性。明式家具在整体尺寸比例及细节上的巧妙处理，同样充分体现了独特的实用匠心及儒家思想对现实、人性的关怀，如明式圈椅的人性化曲线形靠背、扶手与搭脑一体化设计的椅圈及局部金属构件的装饰及其各构件之间的比例关系，更符合人体学的比例关系。
明代中叶，城镇繁华，经济繁荣，市井文化广泛传播，社会观念和思想意识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尤其是明代士大夫们对“真我”、“本色”的追求，不仅反映在他们注意寻求生活的乐趣，而且还反映在他们自由地推广自己的主观意识。这种影响直接促进了明式家具装饰纹样的文人化与世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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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融和。如明式圈椅中的黄龙、虎龙、草龙、麒麟、蝙蝠、凤凰、灵芝、牡丹、缠枝花卉、葫芦、卷草纹和云纹等，富含吉祥意向或高远意境的装饰纹样的广泛运用，不仅充分显现出市井生趣和儒道思想融洽并存，而且还充分显现了世俗文化哲学对明式家具意蕴的深刻影响。
漆器的款识，在明代发展到了一个极大丰富的阶段，对于明代漆器进行鉴定，熟悉和掌握漆器的款识很有必要。 明成祖永乐皇帝朱棣非常重视漆器的制作与生产。永乐漆器的落款方式沿袭了元代私人刻款的方法。元代著名髹漆艺人张成、杨茂在其作品的底部往往用针刻“张成造”或“杨茂造”三字款。永乐款也采用了这种方法，一般在器底内缘处用针刻“大明永乐年制”直行款，刻痕细浅，笔道纤细，字体秀气，似行书，略欠工整。永乐款的位置大部分在器底内缘的左侧，极少数在器底内缘的右侧。明代官造漆器中署有明确的纪年款识，以永乐为开端，它为后人准确地鉴别漆器的具体年代提供了科学的依据。(插图1：明永乐?剔红牡丹花纹大圆盒)
在署款方式上，宣德与永乐截然不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永乐为针刻行书款，宣德则改为刀刻填金楷书款。宣德款的署款位置也不像永乐款那样相对固定，永乐款一般在器底内缘的左侧，少数在右侧，而宣德款有的在器底内缘的
明式家具的哲学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