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占生说，大量有毒害的化工化合物如苯、甲苯、苯乙烯等进入水源，大量农药如敌敌畏、草甘膦等也进入水源。有毒的无机化合物也增加了11项，溴酸盐、氯酸盐、锑、铊、氯化氰等11项进入控制之列。
新标准主要参考欧盟、美国等饮用水标准，本国的实证研究并不多。 学者普遍认为，中国当前水污染情形比欧盟工业化时期更为严重，稀土金属等污染类型更为中国所特有，冶炼厂的重金属离子“跑冒滴漏”造成的危害未被重视，这是未来要重点提防的。
最近十年，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型，众多污染企业进军西部，进军农村，导致更多原本干净的河流上游、源头，以及地下水，逐步进入污染行列。
水厂：处理工艺跟不上污染
97%水厂采用传统工艺，对当前重要污染类型力不从心
面对一半不合格水源，水厂滞后的自来水工艺，成为失控的第一道关口。 传统水处理工艺1902年诞生于比利时，被业内人称为经典“四部曲”——絮凝（加聚合氯化铝）、沉淀、过滤（通过石英砂、卵石等）、消毒（加氯气等）。2004年，美国工程院将水处理工艺列为人类20世纪最重要发明之一。 刘文君告诉财新记者，美国纽约、加拿大和澳洲的许多城市，至今仍使用上述简单工艺，可以实现饮用水直饮。
“问题是，凡是仍然采用传统工艺的城市，均拥有基本未受污染的水源。中国大量水源被污染，这种传统工艺已经不再适合。” 刘文君说。
传统工艺主要处理灭杀水中微生物，如果水源被重金属离子和有机化合物所污染，传统工艺就力不从心了。宋兰合介绍说，日本和大部分欧洲国家，由于历史上有过较严重的环境污染，均升级了传统水处理工艺，即深度处理，通过臭氧、活性碳等技术，清除各类有机、无机化合物，使污染水达标，最终实现直饮。 财新记者采访得知的深度处理的反面例证是，湖南省湘潭市三家水厂的水源均是湘江，而湘江的重金属污染严重，水质常年为三类。由于缺乏资金，这些水厂无法升级深度工艺。而湘潭本地卫生疾控部门抽检宣称，从2008年至2010年，三家水厂出厂水达标率为91.98%。在中国地方，通过本地部门互检爆出低合格数字，极为鲜见。
学者告诉财新记者，浙江省某市水源质量较差，但通过先后两套深度水处理工艺，成功实现出厂水质达标。但深度处理工艺远非普遍。
尽管水源污染严重，至2009年底，全国县以上4000多家自来水厂中，98%仍使用传统工艺。目前，仅有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和杭州、郑州等部分城市
的部分水厂实现了深度处理。预计到2012年7月1日饮用水新标强制执行开始，采用深度处理的水厂，比例只会再多一个百分点而已。
宋兰合说，滞后的水处理工艺，叠加不合格的水源，自来水严峻的水质现状事属必然。
入户：二次污染
管道老旧加二次供水，水质雪上加霜
水厂处理后，水流入城镇供水管网，最终到达用户水龙头。入户之路并不太平，老旧的管道再加二次供水，让已堪深忧的自来水水质雪上加霜。
在自来水条件最好的北京市，近十余年投入巨资改造供水管网，仍未更换完毕，至今未实现直饮水。多数大中小城镇的管道老旧问题无法与北京相比，距离直饮水遥不可及。
住建部在2002年、2003年曾调查数百城市的供水管网，发现管网质量普遍低劣，已不符国标的灰口铸铁管占50.80%，普通水泥管占13%，镀锌管等占6%。这三类低质管网主要铺设于上世纪70年代至2000年之间。2000年后城镇新铺管网有很大改进，但已铺管网改造却不多，质量低劣的管网大多数现在仍在服役，主要分布在老城区地段。
“老旧管网漏水严重，也容易发生二次污染。”宋兰合曾在论文中引述，184个大中城市2000年至2003年管网水质发生过4232次二次污染事件。
刘文君曾多年研究自来水管道的二次污染问题。他介绍，老旧水管容易腐蚀、结垢，产生微生物细菌种子，与水中营养物发生反应，形成二次污染，有时肉眼可见，水发黄发黑发臭，但多数时候肉眼无法发现。
相比发达国家，二次供水是中国的特有难题。中国城镇6层以上的小高层、高层建筑较多，为了让6层以上用户的水压正常，同时避免脆弱的公共管网承受过大压力，各城镇自来水公司纷纷选择管网末端加压模式，将自来水压至高层建筑屋顶水箱或半地下的蓄水池，再由蓄水池或水箱进入用户家中。
在中国省会一级城市中，每个城市都有数千个水箱或蓄水池。二次供水自从在中国诞生起，就饱受诟病，目前仍然乱象纷呈。
因二次供水导致的水质二次污染事件，近年一直充斥媒体；二次水箱内被发现死老鼠等事件，也一再发生。
谁来看护大量的水箱、蓄水池？这些水箱、蓄水池最早由各地产开发商所建，标准和式样五花八门；产权一般属于全体居民，居民又无力管理；小区物业是通常的看护者，但缺乏专业能力，且不说责任心。
宋兰合分析，各城市自来水厂一般由城市建设部门管理，但二次供水设施理论上归卫生部门，自来水厂不愿“多管闲事”，而卫生部门通常又无力监管，主要负责审核颁发消毒许可证。最终，各城市二次供水设施成为监管薄弱之处，无人负责。
宋兰合倾向认为，二次供水事实上不全是坏处。当城市因意外或灾情发生停电、停水事故时，二次水箱可证住户在一个时间段内有水可用，甚至在某些时候让消防部门有救急之水。二次供水其实一个城市管理问题，管好是福，管不好是祸。
水质救赎之路 要投入更要改革
在王占生等学者看来，城市水业基础设施向来就薄弱。“过去十几年内又只有少量投资，欠账严重，而水源又污染加重。在这样的局面下，地方说水质全面达标，这不就是骗人吗？”
根治自来水之疾，最根本的措施在于净化水源地。这是学界的共识。水源地如果达标，即便是只用最基本的传统工艺处理，水质都会合格。
根治水源水质，需要国家层面的制度设计，与江河湖海的水环境治理规划对接。“这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未来，关系子孙后代的根本福祉，政府责无旁贷。”王占生说。
回到现实，根治水源之路至少也要15年至20年，改善自来水水质无法等那么久。当务之急和务实之选，是自来水厂的工艺升级。
据宋兰合初步估计，在现有水源条件下，至少20%至30%的水厂需要尽快上马深度处理工艺，还有相当数量的水厂需要改进传统工艺，方可实现自来水出厂水质量基本合格。
王占生更为悲观，认为中国水源污染严重，因此大多数水厂需要上马深度处理工艺。尤其水源不好的地方，必须马上动起来。
自来水输水管道需要立即投资。刘文君认为，供水管网曾是全球难题，但最近数十年间，发达国家通过逐渐更新管网，以技术手段维持管网水的化学和物理稳定性等方法，已基本解决管道二次污染问题。解决管道问题，技术不再是障碍，主要是地方政府欠缺投入。
“由于城市建设基本成型，更换管道不可能一步到位，但是各地应制定时间表，逐步更换。”刘文君说。
王占生曾对深度水处理工艺的成本作过经济测算，其结论已为业界普遍认可：水厂上马深度工艺，每吨水成本相应上升0.3元左右。另有学者认为，管道
硬件投资，会让每吨水成本再上涨0.5元上下。如此算来，如果以县级以上4000余家水厂日供6000万吨计算，每年成本增加200亿元左右。
宋兰合表示，在国家层面，要通过制度设计解决二次供水和水质检测的管理体制问题。
刘文君、王占生、清华大学水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傅涛等共同呼吁，要建立独立于地方水厂的专业水质监测机构，变水厂自检自测为第三方检测。水质检测数据要及时向全社会公开。
傅涛认为，发达国家在城市供水方面体制各异，路径不同，但均能实现饮用水合格，甚至保持直饮水标准，其政府在供水基础投资上占据主导，在运营环节追求效率。
傅涛指出，中国自上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各级政府和水厂对供水基础设施投入严重不足。
隶属福建省国资委的福建中闽（罗源）水务有限公司，是一家日处理上百万吨水的大型水企，其供水业务有泉州、罗源等处。该公司处境不妙，董事长郑相钗向财新记者抱怨说，由于成本倒挂，每供一吨水要亏三至五角钱，企业连年亏损。
“水厂亏损，投资无钱，政府不给，说水业已市场化；水厂成本倒挂，要求提高水价，政府又不同意，说供水行业是市政公用事业，政府要统一定价。”郑相钗说。
十多年来的水业市场化改革，到了需要更进一步的时刻。
在采访中，一位饮用水界人士用极慢的语速，向财新记者讲了三句话：对每个人来说，饮用水像空气，无可选择，无从逃避；对政府来说，供水工程是最为基础的民生工程，远比修马路、建高铁、盖高楼更为基础；近十几年来，供水成了最被忽视的民生工程。
还供水欠账，已刻不容缓。
自来水的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