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書·藝文志》著錄唐國史辨疑 李南暉
“國史”是唐代官修本朝史的統稱，其概念有廣、狹二義。狹義的國史僅指紀傳體國史；而廣義的唐國史則包括紀傳體國史和逐朝編纂的皇帝實錄，如宰相“監修國史”的職銜，用的就是廣義——這兩種本朝史都是由史館史官完成的。本文論述的對象是廣義的唐國史。
《新唐書·藝文志》修于北宋仁宗朝，由當時的文壇領袖歐陽修主持編纂，參編人員包括著名的文獻專家宋敏求等人。由於它大量載錄了有唐一代的文獻，充分反映了唐代著作的面貌，因此後人在研究唐代文獻時，無不借助於此。但是由於對《新志》著錄原則理解的偏差，使得研究者對其著錄的一部分文獻的存佚狀況産生了誤解，不能認清文獻流傳的真實情況。不賢識小，姑以唐國史爲例，考察《新志》著錄的原則及其性質之一斑。
《新唐書·藝文志》的著錄原則
《舊唐書·經籍志》和《新唐書·藝文志》同爲記錄唐代文獻的常用史志書目，而成書在後的《新志》遠比《舊志》受重視，這與兩者著錄內容的多寡有關，也與著錄原則的本質差異密切相關。
《舊唐書》修成于五代後晉時期，其《經籍志》以唐玄宗開元年間毋煚編纂的《古今書錄》四十卷爲藍本，而《古今書錄》又是依據開元初年完竣的《群書四部錄》縮編而成。《舊志》序對此交代得很清楚：
（開元）九年十一月，……重修成《群書四部錄》二百卷，右散騎常侍元行沖奏上之。自後毋煚又略爲四十卷，名爲《古今書錄》。……今錄開元盛時四部諸書，以表藝文之盛。 又聲明：
天寶已後，名公各著文章，儒者多有撰述，或記禮法之沿革，或裁國史之繁略，皆張部類，其徒實繁。臣以後出之書，在開元四部之外，不欲雜其本部，今據所聞，附撰人等傳。其諸公文集，亦見本傳，此並不錄。
顯然，《舊志》沿襲了班固《漢書·藝文志》和魏徵《隋書·經籍志》的做法，依據一部官修書目修葺成篇，編目原則仍然是紀一代藏書。這個原則對於後人研究西漢或隋代之前的學術還算適用，對於研究唐代，缺陷就非常大了。天寶上距唐朝開國約一百二十年，下去唐亡仍有約一百七十年，《舊志》所錄，僅僅反映了唐王朝前期的文化成就，盛唐後期直至唐末的成就則概付闕如。以文學爲例，成名于盛唐的李白、杜甫等著名詩人的文集尚且未能入錄，安史之亂後古文運動、新樂府、唐人傳奇這一支支耀眼奇葩更是無迹可求。這種情況當然嚴重制約了《舊志》的利用價值。岑建功《舊唐書校勘記》即認爲：“惟是史家編次經籍，自當備列一代之書，不獨集部當然，即經部、史部、子部亦當廣爲登載，方合體裁。今此志僅以開元四部爲斷，未免太略，必參之以《新志》，然後唐時著作乃全。”相形之下，《新志》的著錄完備得多。
《新志》的每個類目，分成“著錄”和“不著錄”兩種，所謂“著錄”，指《舊志》（也可說是《古今書錄》）已登載的部分；所謂“不著錄”，指編《新志》時添加的唐代著作。 這些新補充的內容主要援藉了同爲歐陽修主撰的《崇文總目》，同時也參考了唐人的傳記、碑誌、文集、筆記等其他材料。 《崇文總目》著錄的是北宋中葉的皇家藏書，而唐人的著作中所記錄的書籍未必進入過唐代的書府，因此，《新志》的性質就有別於《舊志》。王重民的《中國目錄學史》談論兩者的異同時指出：
《舊唐書·經籍志》專據《古今書錄》以紀開元盛時經籍，是符合班固、魏徵紀藏書的意義的；《新唐書·藝文志》所補充的《古今書錄》未著錄的兩萬多卷是根據宋代的藏書，而不是唐代藏書，就有紀唐代著述的
意義了，所以《新唐書·藝文志》各類“著錄”和“未著錄”部分，對史志目錄來說，實際上是包含著兩種不同性質的東西……
紀藏書和紀著述兩種目錄性質混爲一體，令研究者在使用《新志》時必須謹慎別擇。王重民極精當地辨析了著錄與流傳的關係，他又說：
凡是依據《古今書錄》所著錄的，唐代開元時候必有其書，其傳本（包括書名，卷數以及撰人等）也必然如所著錄；凡“未著錄”內依據宋代藏書或宋代藏書目錄所著錄的，其書在唐代未必流傳，其書本與宋代所流傳的相符合，而未必符合于唐代原始情況。
歷來研究者普遍認爲《新志》著錄的唐代著作，必爲北宋實存之書，在這一點上，王重民對《新志》“紀唐代著述”的定性原本富有摧廓的意義，可惜他本人沒有進一步闡發，仍然斷定“不著錄”的部分來自宋代的藏書。我們認爲，紀著述的目錄關心的是著作的生産狀況，與該目錄編修時著作的存在狀態關係不大；《新志》所謂“不著錄”的著作，凡不是依據宋代藏書或書目著錄的，在北宋也未必流傳。這看似忽微的出入，會給我們判斷文獻的存佚造成重大的影響。我們打算探討的唐國史，都屬於《新志》中“不著錄”一類的著述，可以作爲一個案例加以研究。
唐紀傳體國史的著錄與流傳
《舊唐書·經籍志》沒有著錄任何一部紀傳體唐國史，換言之，盛唐的官修書目裏並未收錄當朝的紀傳體國史。今知它們最早出現的書目是《崇文總目》。下面先列表比較《新志》和《崇文總目》著錄紀傳體唐國史的情況：
《新唐書·藝文志》 《崇文總目·正史類》
《武德貞觀兩朝史》八十卷，長孫無忌、令狐德棻、顧胤等撰。 《唐書》一百卷。
又一百三十卷，（吳）兢、韋述、柳芳、令狐峘、於休烈等撰。 《唐書》一百三十卷，唐韋述撰。初，吳兢撰唐史，自創業迄於開元，凡一百一十卷。述因兢舊本，更加筆削，刊去酷吏傳，爲紀、志、列傳一百一十二卷。至德、乾元以後，史官于休烈又增肅宗紀二卷，而史官令狐峘等復于紀、志、傳後隨篇增緝[輯]，而不加卷帙。今書一百三十卷，其十六卷未詳撰人名氏。（錢東垣輯釋本注：見《文獻通考》） 《國史》一百六卷。 又一百一十三卷。
顯而易見，《新志》一共著錄了五部紀傳體唐國史，只有一部見於《崇文總目》。可以認定，這一部《唐書》肯定是宋代中秘的庋藏，它的書名、卷數、作者署名反映了宋代傳本的面目。那麽，其餘四部北宋時期是否留存於世呢？
我們知道，《崇文總目》原本已經失傳，今天通行的是後人的輯本，也就是說，有可能其餘四部的記錄是在亡佚的條文裏，而當初《新志》據以收載。還有一種可能，就是在宋仁宗慶曆元年（1041）《崇文總目》編成之後，《新唐書》修撰之際（1044—1060），這幾部書重現天壤，被皇家采獲。唐末五代戰亂頻仍，國家藏書屢遭浩劫，遺書秘笈散落民間並不希奇，輾轉復得的事例也不罕見。與修《新唐書》的宋敏求在他撰寫的《春明退朝錄》卷下記載，王勝之轉運兩浙時，從民家收得沈既濟所作《劉展亂紀》一卷。其時《新唐書》業已完成，這書自然無法利用，《新志》也沒有著錄。等到司馬光撰《資治通鑒》，就用它考證了好些劉展叛亂的事迹。 這樣看來，今本《崇文總目》的著錄與否，還不足以斷定四部唐史的存亡。 前面說過，《新志》有一部分“不著錄”是根據唐人的傳記等材料登錄的。我們假如能夠從唐人的記述裏摸清四部書的來龍去脈，也許就無須理會上述兩個疑難問題了。
我們先考察後兩部。《國史》一百六卷，又一百一十三卷，《新志》皆不著撰人。通檢各種有關唐國史的記載，卷帙標記相同的，有肅宗時史官于休烈上奏提到的兩種。上奏一事各種史料多有記述，《冊府元龜》卷五五六《國史部·采撰二》所載稍詳核，稱：
至德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于休烈）奏曰：“國史一百六卷、《開元實錄》四十七卷、起居注並餘書三千六百八十二卷，並在興慶宮史館，京城陷賊後，皆被焚燒。且國史、實錄，聖朝大典，修撰多時，今並無本。伏望下御史台推勘史館所由，令府縣招訪。有人別收得國史、實錄，如送官司，重加購賞。若是官書，仍赦其罪。得一部超授官，得一卷賞絹十匹。”數月之內，唯得一兩卷。前修史官工部侍郎韋述陷賊，入東京；至是，以其家藏國史一百一十三卷送於官。
由奏文可知，原藏于興慶宮的一百零六卷本國史，在安史亂中已化爲劫灰，雖然多方懸賞搜訪，最終還是絕迹人間。文中“若是官書”一語，《舊唐書·于休烈傳》作“若是史官收得”，未詳孰是。但是韋述抱藏國史于南山，最終仍落得貶謫的下場。看來即使《舊唐書》的文字正確，“仍赦其罪”的意見卻沒有被採納。或者它原本就只是幌子，或者君上對變節官員恨之入骨，根本不打算因功貸過。從這句話可以證明，在興慶宮被焚毀的國史、實錄，民間傳本也消亡殆盡。起居注只供史官削稿之用，帝王尚且不能閱覽，遑論整本外傳，經此一炬，必定遭到滅頂之災。而《新志》不僅著錄了《國史》一百六卷，起居注類還著錄了《開元實錄》四十七卷，《開元起居注》三千六百八十二卷，可想而知，這些條目無論如何不會是根據北宋的藏書記錄下來的。
再看一百一十三卷的《國史》，從上面的引文已知是韋述家藏的那一本。《舊唐書·韋述傳》說此本由韋述主撰，所以在長安城破之際，得以將它搶救出來；而它的去向，可以由上表所列《崇文總目》的敘錄知道，該本就是北宋存世的一百三十卷本《唐書》的藍本，已經被糅進了後起之作，而題名仍署韋述。如此一來，韋述冒死保藏的一百一十三卷本，繼續單獨流傳的機會想必微乎其微，連唐史館以外的官員怕也緣慳一面，更不用說北宋的臣僚了。這兩部《國史》，《新志》大概都是從《唐會要》或者《于休烈傳》等處引錄的。 《武德貞觀兩朝史》八十卷，修成于唐高宗顯慶元年（656），並“藏其書於內府”。 可是《舊志》竟無著錄；這不免有些蹊蹺。《舊志》淵源所自的《群書四部錄》和《古今書錄》都是開元年間經由衆多學者精心結撰的巨著，縱使再粗疏，也不至於遺漏掉本朝如此重要的一部國史吧。最大的可能是開元時兩都的皇家書庫裏已經沒有這部書了，元行沖、毋煚等人壓根兒無從著錄。韋述在他所撰的《集賢注記》記載：“史館舊有令狐德棻所撰國史及牛鳳及《唐書》。” 所謂“舊有”，暗示即爲“今無”。按《集賢注記》的自序稱：“韋述自登書府，至天寶十五載，凡四十年。……時丙申歲二月也。” 可知此序作于天寶十五載（756）二月，這時安祿山的兵鋒已進逼潼關，當難再有著書立說的興致，全書應已先期完成。可見至晚到天寶末年，至少史館已經缺藏《武德貞觀兩朝史》了。韋述的前輩劉知幾在其《史通·古今正史》篇曾經提到，武則天長壽中（約693），《武德貞觀兩朝史》被當時編修《唐書》的春官侍郎牛鳳及收繳，“欲使其書獨行，由是皇家舊事，殘缺殆盡”。劉知幾長期在史館任事，又與牛鳳及、毋煚年代相接，記載的可信程度當然極高。“殘缺”云云，大概是原書的內容剪裁入牛書之後，書本便被淘汰清理了。 如果這個推測不錯，又沒有證據表明此書有民間傳本的話，歐陽修在三百年後編《新志》時肯定無緣重見；《新志》的著錄，只是從《唐會要》或者長孫無忌諸人的傳記轉載的罷了。
《唐書》一百卷，《新志》不著撰人。查考現有的關於唐國史修撰的資料，有兩部唐國史的篇幅爲一百卷：一是高宗龍朔中許敬宗監修本，一是開元年間吳兢所修本。許敬宗本的情況詳見《史通·古今正史》，《唐會要》、《冊府元龜》亦略有提及，但是同樣見於這三部書而不見於《舊唐書》的幾部唐國史：姚思廉本、牛鳳及本、武三思本，《新志》都沒有著錄，因此，我懷疑這部佚名的百卷本指的不是許本而是吳本，其名目來自《舊唐書·李元紘傳》所稱的吳兢撰“《唐書》一百卷”。吳兢長期從事紀傳體國史的修撰，關於他的成果記載紛紜，據我分析，這部百卷本其實是吳兢的私修國史，而非史職所在的官修史。 它的成書時間大體介於《群書四部錄》和《古今書錄》編纂之間，毋煚理當得見其書。之所以未予著錄，當是因爲其仍處於稿本階段，不被視爲著作，故沒有入藏中秘吧。既然它是最後完成的一百三十卷本國史的一個底本或過渡
性文本，也就不大會單行獨傳。《舊唐書·沈傳師傳》附《沈既濟傳》載其在德宗建中元年（780）七月“以吳兢撰《國史》，以則天事立本紀，奏議非之”。 所謂“吳兢《國史》”，並非指其一百卷的原稿，而應爲柳芳等續成之本。蓋因吳兢是創稿之人，所以仍將他冠爲作者。歐陽修等修《新志》時可能是根據的《李元紘傳》的記載著錄的，當然也就不能作爲北宋猶存其書的證據了。
由此可知，《新志》著錄的五部唐史，流傳到北宋的只有吳兢、韋述、柳芳、于休烈、令狐峘等遞修的一百三十卷《唐書》，這也是安史之亂以後唯一一部流布人間的唐修紀傳體國史。
這部歷經劫難的唐國史，多數研究者認爲毀于北宋末年，但是有證據表明，它也許幸運地逃過了靖康之難的兵火。《四庫全書總目》卷八五史部目錄類的《崇文總目》提要據《續宋會要》謂今傳本《崇文總目》在每部書下多注“闕”字，是記錄了宋高宗紹興十二[三]年十二月（1144） 諸州軍搜訪遺書的線索，而在這部《唐書》名下並無“闕”字；大致編於同時，同樣是求闕書目的《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也未著錄此書，說明當時皇家書庫極可能還保存著這部書。不過，在南宋的其他公私書目裏，我們再也找不到它的蹤迹了；中秘若有保藏，料必已是海內孤本。元軍入臨安後，掘墳盜寶，摧殘文物，此書大厄，或在此時。元修《宋史·藝文志》錄有“柳芳《唐書》一百三十卷”，恐怕是照抄宋代《國史·藝文志》的著錄罷了。
唐實錄的著錄與流傳
唐國史的另一部分是諸帝的實錄。通過與官修書目《舊唐書·經籍志》、《崇文總目》、《宋史·藝文志》以及私修書目晁公武的《郡齋讀書志》和陳振孫的《直齋書錄解題》的比較，我們發現，除了宋敏求補撰的六種因爲是宋人著述不收錄，《新志》登載的唐實錄最完整，其餘五部書目有的，它幾乎無一遺漏。惟獨《舊志》著錄的“《述聖記》一卷”不在此列，《新志》將它歸入了“故事類”，作“《述聖紀》”。這書僅見于兩《唐志》，如無另外原因，應該認爲《新志》是從《舊志》移植過來的；可能編者循名責實，認爲皇帝實錄不應只有單薄的一卷，於是移向故事類，並放在該類的唐人著作的首位，以示尊重。
六家書目中，《舊志》、《新志》和《崇文總目》的性質前文已述，餘下三家都是記載宋代藏書的目錄。其中《宋史·藝文志》雖然編於元代，主體則脫胎于宋朝人修撰的四部國史藝文志。《宋志》總序說：“宋舊史，自太祖至寧宗，爲書凡四。志藝文者，前後部帙，有亡增損，互有異同，今刪其重復，合爲一志。”《宋志》的性質近似《新志》，寧宗以前的著錄爲趙宋歷代秘閣實有的藏書，從中可以窺見宋代皇家典籍藏弆的情形，也就是說，《宋志》所著錄的唐代文獻均曾進入過宋代書府，其著錄事項標誌著宋代存本的狀態。 與這些宋代的書目相比，《新志》著錄了好幾部其他書目缺載的實錄，這與唐國史一樣，也當是《新志》從唐人文獻採錄得來，並不表示當時有其傳本；而其中頗有疏於考證，著錄失當的地方。
1、《今上實錄》二十卷。該錄是貞觀十七年（643）七月與《高祖實錄》一同修成進上的，各二十卷，紀事止於貞觀十四年。至高宗永徽元年（650）閏五月，長孫無忌奏上貞觀十五年至二十三年五月的實錄，兩部實錄合而爲一，《玉海》引《唐會要》云：“通前共四十卷。”（今本《唐會要》無此語。）先修本玄宗朝秘閣仍有收藏，流行的則應是四十卷完整的《太宗實錄》。
2、許敬宗《皇帝實錄》三十卷。多數研究者認爲即是高宗顯慶四年（659）二月所上的貞觀二十三年以後至顯慶三年那一部，《唐會要》和《冊府元龜》都作“二十卷”。關於這部實錄的參修人員，《冊府元龜》卷五五四《選任》和卷五五六《采撰二》的相關條目都沒有令狐德棻，而同在卷五五四的《恩獎》卻記載了書成奏上之後“國子祭酒令狐德棻進封彭陽縣公”， 《舊唐書》本傳亦載：“（顯慶）四年……尋又撰《高宗實錄》三十卷，進爵爲公。”可見令狐德棻是參加了該錄的修撰的。許敬宗與令狐德棻，是二十卷本的監修和主筆，因此功成受獎時才會位居前列。《崇文總目》、《新志》、《郡齋讀書志》及《直齋書錄解題》稱《高宗後修實錄》由令狐德棻首撰，蓋本於此。那麽兩《唐志》著錄的許敬宗撰三十卷的卷數是不是錯了呢？我們先考察劉知幾、吳兢續成的《後修實錄》。此事兩《唐書》二人的本傳皆缺載，其書撰于何時，諸史亦無明文，從《舊志》不著錄來看，我們雖然很難假設它晚於《古今書錄》修成的天寶年間，但不免疑心它至少晚於《群書四部錄》成書的開元九年，而毋煚也許漏載了。這個假定有些紆曲，漏洞不少。另一種更直接一點的推測是：《舊志》的三十卷本《高宗實錄》就是所謂的《後修實錄》，只不過它的作者只署了最
初監修的許敬宗，這同其他書目只把主筆的令狐德棻記作《後修實錄》的草創者道理一樣。《新志》說令狐德棻撰本“止于乾封”，似乎在顯慶三年之外他又續有修造，然而前人已指出其失誤：龍朔二年（662）致仕的令狐德棻，不可能繼續修書至乾封。臆其由來，恐怕是根據令狐德棻卒于乾封元年（666）得出的，就是說，他沒有在二十卷本之後再行添續，《舊唐書》本傳所記的卷數，當從《唐會要》等作“二十卷”。敬宗與德棻所修既是同一書，那麽劉知幾、吳兢依此續成的三十卷本自然可以挂許敬宗的名頭了。《新志》的編者大概見《崇文總目》有署令狐德棻的《後修實錄》，而《舊志》又有署許敬宗的《高宗實錄》，便誤以爲是兩種著作，於是兼收並蓄，造成了千古懸案。《後修實錄》的紀事止于高宗崩，比原來的二十卷本多記了二十五年，篇幅卻只增加了十卷，可見劉、吳二人的書法相當簡練。續修本是完本，涵蓋並替代了前面的各家高宗實錄，因此，也許不必等到北宋，社會上流傳的就只剩下《後修實錄》了。
3、韋述《高宗實錄》三十卷。此書見於《舊唐書·韋述傳》，有人懷疑是韋述的私撰， 根據唐代國史的撰修制度，這不大可能。我猜測大概是韋述也參與了《後修實錄》的編寫，或者說《韋述傳》的作者認爲他參加了編寫，而各書目未予記載吧。若然則《新志》爲此書別立條目，與上述許敬宗《皇帝實錄》一樣，似乎欠妥。
4、武后《高宗實錄》一百卷。此書的修撰情況不詳，武后當只是挂名而已。《新志》小學類“武后《字海》一百卷”下的編者注謂：“凡武后所著書，皆元萬頃、范履冰、苗神客、周思茂、胡楚賓、衛業等撰。” 這幾個人除衛業生平不詳，其餘皆是所謂“北門學士”的成員，高宗乾封之後特受榮寵，其中范、苗、周、胡四人當時分任左右史，即起居郎、起居舍人，范履冰又在永昌元年（689）十月曾以宰相兼修國史， 看來這部百卷本的《高宗實錄》很可能是由他們捉刀的。
5、宗秦客《聖母神皇實錄》十八卷。此書修撰情況也是文獻無徵。考武則天垂拱四年（688）五月加尊號“聖母神皇”，天授元年（690）九月革唐命之後，加尊號曰“聖神皇帝”，是書所記當爲這兩年多的事迹。宗秦客在革命的次月就坐贓被貶， 所以此書的修撰時限不會超過十月。
以上二書，劉知幾、吳兢撰《後修實錄》時，或有所取資，流傳的命運大致無異于許敬宗所修本。 6、張說《今上實錄》二十卷。《新志》注稱：“說與唐潁撰次玄宗開元初事。”考《新志》雜史類著錄“唐潁《稽典》一百三十卷”，注曰：“開元中，潁罷臨汾尉，上之。張說奏留史館修史，兼集賢待制。”按張說開元十五年（727）二月罷知政事，曾經在家修史，不久又敕命入史館撰錄， 唐潁大約即在此時進入史館。《玉海》卷四八“唐玄宗實錄”條引韋述《集賢注記》記載：“唐穎（潁）進所撰《稽典》一百卷，燕公奏留史館修史，撰《今上實錄》十三卷。韋述知史館，敕令述寫燕公所撰《今上實錄》二十卷，藏集賢史庫。”據兩《唐書》本傳，韋述知史官事在開元十八年（730），同年十二月（公曆已入731年）張說卒。韋述奉命抄寫的《今上實錄》當即張說晚年所修國史。《新志》的著錄大概本自《集賢注記》。其書藏於集賢院，恐難逃於安史之亂的兵火。
7、《開元實錄》四十七卷，安史之亂時毀于長安史館，已見前節。
8、薛保衡《武宗實錄》三十卷，《五代會要》卷十八《前代史》載後晉起居郎賈緯奏云：“武宗至濟陰廢帝凡六代，唯有武宗錄一卷。”《新志》著錄爲足本，當然不反映現實的藏書。 這殘存的一卷，《郡齋讀書志》仍見錄存，大概已近乎海內孤本了。尤袤的《遂初堂書目》實錄類載有“唐十五帝實錄”，當只存武宗之前的實錄；陳振孫也未能訪得此錄。可見韋修武錄的殘本大約南宋後期就湮滅了。
通過上述考察可知，唐國史消亡的原因不外二端：一是被後修的作品合並或取代，一是毀於災禍。《新唐書·藝文志》細大不捐地網羅了幾乎全部唐國史著作，爲我們認識唐國史提供了一份比較完備的清單。可是《新志》的作者務存一代著述，又限於體例，沒有考察各本唐國史之間的遞嬗，更沒有象《隋書·經籍志》那樣標明著作的存佚。這樣在造成自身著錄的一些失誤的同時，也給後人認識唐國史的存沒和流傳留下了疑難。 今人對於《新志》失收唐人著作的問題已多有關注，而以上的抽樣調查則說明，《新志》已收著作本身也存在著一些問題。最大的問題或許是，它使得原本是歷時性存在的文本變成了共時性的存在，削弱了它考證文獻流傳的作用。我們認爲：《新志》有一部分“不著錄”圖書，是根據唐代文獻的記載著錄的，北宋時未必存世；它的著錄原則是記一代之著述，未必反映北宋時期書籍流通的實況。這個認識對於正確地利用《新
志》考鏡唐代文獻的源流是十分重要的。
新唐书着录国史辩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