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痛骂王朗之修辞评析
《三国演义》与诸葛亮有关的情节极多，且都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如隆中对策、舌战群儒、七擒孟获等，其中九十三回中的“武乡侯骂死王朗”因酣畅淋漓的语言风格尤令人拍案称奇，大抵无人不佩服诸葛亮高超的修辞修辞艺术。
前人对骂王朗一篇评价颇高，毛宗岗曾点评：
“骂曹操者，有陈琳之檄文矣，有衣带之诏也，有汉中王进位之疏矣，独于（骂）曹丕而缺焉。武侯虽有出师之表上告嗣君，恨无讨贼之文布告天下。今观骂王朗一篇，即以此当布告之文可耳。”（毛宗岗：《回评》）
毛宗岗将“骂王朗一篇”提到了与陈琳《为袁绍檄豫州文》同等的高度。诸葛亮戎马倥偬，处理军国大事数十年，修辞无疑也成了他对敌斗争的武器。认真探讨诸葛亮痛骂王朗过程中的修辞艺术，对于全面分析诸葛亮这一艺术形象，同时更好指导修辞实践，不无益处。
诸葛亮生逢乱世，汉王朝已然走向衰亡。改朝换代之际，各割据势力问鼎中原，武装斗争之外，话语权的争夺也极为关键。诸葛亮与王朗的修辞交锋，根本上是曹魏与蜀汉话语权的碰撞，是“天”（历史发展规律）与“汉”（道德标准）的碰撞。在“天”与“汉”之间，诸葛亮毫不犹豫地拥抱了后者，虽然这是造成他命运悲剧的根本原因，却也是促成他道德圆满及宏大叙事的可靠保证。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一直主导着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和道德标准。“忠孝”是评判知识分子言行的准绳，有悖“忠孝”的言语必遭口诛笔伐，历史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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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在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忠孝”观念面前只摆在了第二位。诸葛亮在修辞策略上立足这一语境，便在道德制高点上掌握了主动。 例如《三国演义》中写道：
“（孔明）令护军小校传曰：‘汉丞相与司徒会话’。” 虽是一句“汉丞相与司徒会话”，但其中却包含有修辞上的玄妙，“只一‘汉’字，可以压倒王朗”（毛宗岗语），诸葛亮巧妙地预设“汉”这一信息，在道德标准的层面为以后的修辞奠定了基础。
接着王朗问：“公既知天命、识时务，何故兴无名之兵？”为诸葛亮设置了一个两难的命题：如果“知天命、识时务”，那就不应该“兴无名之兵”；相反，“兴无名之兵”就不是“知天命、识时务”。但王朗的修辞在逻辑上需有一个前提――诸葛亮讨伐曹魏是“兴无名之兵”。不过诸葛亮轻轻松松便否定了王朗的大前提，“吾奉诏讨贼，何谓无名？”一个反问句利剑一般切断了王朗修辞上的逻辑连续性，诸葛亮语言修辞逻辑严明的特点可见一斑。 王朗接下来又说：
“天数有变，神器更易，而归有德之人，此自然之理……我太祖武皇帝扫清六合，席卷八方，万姓倾心，四方仰德，非以权势取之，实天命所归也。世祖文帝，神文圣武，以膺大统，应天合人，法尧禅舜，处中国以临万邦：岂非天心人意乎？今公蕴大才、抱大器，自欲比于管、乐，何乃强欲逆天理、悖人情而行事耶？岂不闻古人云‘顺天者昌，逆天者亡’……”
王朗抓住“天”，还有“人”（民心），一再强调曹魏代汉是历史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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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必然，也是民心所向。客观地讲，王朗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也有一定道理，而且对蜀军士气不利，也挑战了蜀汉政权的合法性。 但诸葛亮敏锐地察觉到其“数典忘祖”的道德弱点，再次祭起“忠君爱国”的大旗，大笑曰：
“吾以为汉朝大老元臣,必有高论,岂期出此鄙言!”
将王朗定位为“汉朝大老元臣”，不无讽刺的意味，同时为后面的讨伐奠定了基础。诸葛亮的言外之意为，王朗既然是汉朝老臣，理应“忠君爱国”才对。诸葛亮接着痛陈汉末的腐败：
“吾有一言，诸军静听：昔日桓、灵之世，汉统陵替，宦官酿祸，国乱岁凶，四方扰攮。黄巾之后，董卓、?唷?汜等接踵而起，迁劫汉帝，残暴生灵。因庙堂之上，朽木为官，殿陛之间，禽兽食禄；狼心狗行之辈，滚滚当朝，奴颜婢膝之徒，纷纷秉政。以致社稷丘墟，苍生涂炭。” 诸葛亮采用一组短句，运用排比与对偶的修辞格，极大地增强了语势和修辞效果。修辞学研究表明，在辩论性的语境之中，短句的运用可以达到气势逼人的表达效果，语言的反击力量也可以得到增强；排比句则有“壮气势广文义”的功能，二者的兼用则进一步增强了“文势”，有如“排山倒海”。这一段话充分展现了诸葛亮精湛的修辞技艺。 当然，也许会有人置疑，诸葛亮既然“尊汉抑曹”，那为何还要将东汉朝廷批得体无完肤呢？实际上，恰如毛宗岗所批，诸葛亮“骂尽汉臣”是为了“暗切王朗”，其修辞上的逻辑关系可以表述为：王朗身为汉朝老臣，却尸位素餐，坐视汉朝的腐朽与灭亡。
诸葛亮没有忽视王朗的“变节”，抓住王朗的生平，有的放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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