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维汉的家族源流考 一 族谱探源
自湖南省长沙县高桥镇（原称纯阳乡）往北，沿小溪而上五公里，经学仕桥，便至松竹村。该村有个火沙坝，它在松树、竹林的掩映下，尽显农村静谧、怡然的田园风光。据当地传言，火沙坝原称“火烧坝”，因“大屋起火，烧至坝边”而得名。后人取“烧”字之谐音，称其为火沙坝。也许是凤凰涅盘，精华再世，1896年（光绪年间）6月2日曾在中国共产党党史中叱咤一时、历经坎坷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新中国第一任统战部长，本书的传主，李维汉就诞生在这里。为方便各位弄清李维汉家族源流，我们研究李氏敦化堂族谱，从李维汉的祖父开始：
景： 景潭（l828-1854年，字攀桂）
运：运杠 运楷（1848-1930年，字幼筠） 运扶 运枨 厚： 厚焯 厚霖 厚濡（1896-1984年，字和笙） 德： 德谦 静松 李曦 李英 德映（铁映） 德林（铁林）
李氏敦化堂家谱的派辈顺序是：年逢新景运，厚德本延长。李维汉的爷爷为景字辈，派名景潭，字攀桂。火沙坝原为赵姓人家的房产，道光年间，这块房产被李攀桂三兄弟合伙买下，便在此地繁衍生息。李攀桂与夫人黄氏共育“有四子，即运杠，字寿昌；运楷，字幼云；运扶，字福云；运枨，字青云。”［1］李攀桂27岁就撇下夫人黄氏而仙逝。当他谢世时，他的长子李运杠只有8岁，他的第四个儿子李运枨出生还不到5个月，正在襁褓之中嗷嗷待哺。孤母只好带着四个幼小的孩子艰难度日，其生活的窘境可想而知。
李维汉的父亲是运字辈，派名运楷，字幼云。李幼云“道光戊申（1848年）九月十八日寅时生。”［1］父亲去世时，他才6岁，因此过早地品尝到了人世间的酸甜苦辣。但是其坚强的母亲克勤克俭，辛苦持家，咬紧牙关送他们兄弟读了一些书。李幼云是原清泰乡（今长沙县开慧乡）支部书记余隽五祖父的学生［2］，略识文字，首先在家“靠教经书为生”［3］（曹文玉自传，见族谱底稿p159）。“经书”授课形式与私塾无异，有三五个学生便可开讲。授课的科目主要有《三字经》、《增广》，程度较好的也讲授《幼学》，有时在家还教学生珠算。1918年李氏五福堂在蔡家冲族祠内，创立了长沙县私立敬宗初级小学校。李氏五福堂家族在蔡家冲置有田产30余亩，由五福堂各房轮流派人经管。该田历年佃给蔡家冲的农户耕种，每年收入的租谷，主要用于族办的敬宗小学全部开支等，因此所招收的本姓子女免收全部学杂费。［3］P331据当地人回忆，李幼云在敬宗小学当过教师，但他的知识比较有限，仅仅能帮助他们李姓家族的孩子进行启蒙教育而已。尽管如此，李幼云家境并不宽裕，“一家八、九口人吃饭，只能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3］p159。李维汉就是在这种贫困的小知识分子家庭环境中，慢慢长大成人的。
1930年（民国庚午年）2月14，李幼云去世。由于“左”倾错误，革命力量遭受很大挫折，反革命力量异常强大，加之其儿子李维汉又为中国共产党重要领导人，就是李氏家族的人都不敢去安葬。拖延数日后，地方才组织人员埋葬在涂冲村石竹坡荒草丛中。关于李幼云和李维汉母亲孙氏的坟墓，还有一些历史值得记载。1984年李维汉身体已极度虚弱，但在他去世前四天即8月7日，李维汉（由其口述，夫人吴景之代笔）仍寄信给其族弟李季凰，并邮来200元钱，要他把李幼云的坟墓稍事修理。同时附李维汉亲自设计的图纸一张，要求李季凰按草图行事，不准改动，而且在信中说：“特别请你注意的，修墓立碑一切费用由我担负，不要惊动当地政府”。（4）因此李季凰便请人树一块碑牌，做成简易坟墓。当李季凰把坟墓做成后拍成照片寄往北京时，李维汉已经与世长辞，但是他那种严如律己的精神，一直在当地成为美谈。1986年，李维汉夫人吴景之率领李维汉的五个子女，罗静松、李曦、李英、李铁映、李铁林回乡省亲，他们在李幼云的简易坟墓前鞠躬，并绕坟转了一圈，以表示对其先祖的怀念。尽管吴景之及家属对这座坟墓表示满意，但是松竹村村民觉得实在有些
愧疚，于是1994年在村委的组织下稍作维修，将李幼云和孙氏合葬一起。李幼云夫妇现在静静地躺在石竹坡的丛林中，历数着时代的变迁，见证着子孙的发展。
李幼云元配刘氏，卒年30，无子嗣。继配孙氏，比李幼云小14岁，共生育三个儿子，即厚焯、厚霖、厚濡。李维汉是厚字辈，派名厚濡（有时写作儒）。字和生，后“生”改为“笙”，这可能与李维汉本人有关，因为他报考一师范时借了同学的毕业证。李维汉在法勤工俭学中成立旅欧少年共产党，当时负责组织，用代号罗迈。后来在党内称罗迈，党外称李维汉。有时笔名也称罗迈、罗曼。此外笔名和别号还有松、镜松、罗难、维汉。李维汉有两个哥哥。大哥厚焯，字菊生，是一位淳朴厚道的农民。二哥厚霖，字树生，在长沙清水塘附近做点生意，是位走南闯北的商人。据族人介绍，李维汉自小就口齿伶俐，能言善辩；李树生为人机灵，鬼点子极多；李菊生内向而纯朴，对付两个弟弟的办法不多，因此他经常被两个弟弟“欺负”，但他颇有大哥风范，总是讲吃亏是福。三兄弟各有不同的志向，总是聚少离多。李维汉参加革命后，回家的次数就更少，但他父母、兄弟仍然默默地支持他。每次论及此事，李维汉独怆然而泣下，对家人及族人顾及不周，他觉得内疚，但作为一名职业革命家，他又只能舍小家为大家。
二李维汉的三位夫人 李维汉元配曹文玉（1897一1961年）光绪丁酉十月廿八日寅时生。曹文玉原名唐韫瑜，初中文化，湖南长沙县人。其父靠教私塾营生，无其他任何经济来源，家中十分清苦。1902年，父亲在家设蒙馆，她便当父亲的“跟班”，学识字。因天资聪颖，识字较多，又鞍前马后，爹爹长，爹爹短的叫个不停，她成了其父亲的“贴心小棉袄”，深得她老人家的欢欣。但好景不长，曹文玉8岁，父亲就谢世。草草埋葬她父亲后，好心的邻人介绍她到一家旧式布厂摇纱；1906年上义学读书；1909年，母亲靠做针线活实在无法维持生活，便于她外婆商量，决定把曹文玉许配给堂舅父李幼云家做童养媳。
1914年春天，曹文玉与李维汉结为秦晋之好。那一年，曹文玉17岁，李维汉比她大一岁。婚后，曹文玉继续在乡下织袜子，生活艰苦依旧。随着两个女儿的降临，家里负担更重。尽管李维汉在长沙教小学，有些钱补贴家用，仍然日不敷出，特别是李维汉赴法勤工俭学，为凑足盘缠，凡家里值钱的东西都被带走了，家中变得更为拮据 。曹文玉并没有被生活的困难所吓倒，而是与生活作顽强的抗争。她在家中佃地主的田20亩，安排大侄儿在地里劳动，自己在家做饭、喂猪、带孩子、侍奉公婆，有时还要帮地主家纺纱，换几件旧衣服，以便遮体，也能稍避风寒。她终日劳作，难有片刻休憩。每到夜深人静、独守空房之时，不禁悲从心中来，独自饮泣。
从法国勤工俭学回来，李维汉在湖南主持党的工作。在他的帮助下，曹文玉逐渐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为提高曹文玉的文化，李维汉在乡下的一个高小为她报了名。你要知道，曹文玉当时已26岁。在女子无才便是德大行其道之时，李维汉此举足可以用“石破天惊”来形容。1923年上半年，李维汉在长沙安顿下来后，曹文玉便进城与李维汉相聚。李维汉为掩护自己在党内的身份，在船山补习学校当教员，曹文玉因此在该学校上课。下半年，曹文玉考了自治女校，上午学文科，下午学缝纫，文化方面有了较大的提高。1925年爆发了“五卅”惨案，为响应上海的大罢工，湖南省委掀起空前的反帝运动，湖南学生会主席田波扬为响应省委的口号，发动学生参加罢课，宣传募捐。古语云：近朱者赤。因受李维汉潜移默化的影响，曹文玉和一些同学在自治女校组织罢课，发动同学出外宣传募捐。自治女校开除曹文玉的学籍，同时又因其募捐工作成绩突出，1925年6月省委夏明翰、李维汉作其介绍人，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1927年春天到济难会当财务干事，直至马日事变发生。马日事变发生后，许克祥及反动军队在长沙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及革命群众，李维汉等主要领导人又遭通缉，曹文玉自乡下返回长沙，替牺牲的同志买棺材、收尸、掩埋死者和抚慰家属。曹文玉及她的战友抬死难者的尸首时，有的还正在流血，真是惨不忍睹，令人义愤填膺。
9月初，李维汉从汉口派人，把曹文玉接到汉口，住中央组织部机关。两月后，曹文玉又搬往上海英租界建立中央组织部机关。她仍装扮成家庭主妇，俨然像中产阶级，经常搬家保护机关，摆脱敌人侦探。李维汉到莫斯科去学习后，曹文玉及身边子女的生活几乎陷入绝境。屋破又遭连夜雨，行船又遇顶头风。此时，向忠发叛变革命，曹文玉把守的机关又要搬迁；而曹文玉正在一家日本医院堕胎（住中国医院怕暴露身份）。住了两天院，就收拾她自己的行当，把它们搬到静安寺路爱文坊新建的洋房布置机关。曹文玉在她的自传中说：“一个人要带着小孩一起搬泥土碎石，洗刷搞卫生，我实在没有力气，子宫出血，脚肿得象面包，为了工作，为了孩子，仍要坚持干下去，只有苦苦煎熬??默默地在机关掩护工作。” 1933年李维汉从苏联回国，在上海一家人总算团聚了，曹文玉痛楚的心得到了些许的慰籍。李维汉回国前，王明找他谈话，决定让他回去做特科工作。（回忆p333）但当时的组织对李维汉不放心，认为他是靠不住的。（回忆p335）因此李维汉与一家人同住几天后，便于4月只身到达中央苏区。自此，李维汉与曹文玉的婚姻，由于分隔两地及其他的种种原因，事实上也就结束了。
解放后，曹文玉经中央批准回湖南工作，曾任湖南省人民银行发行部主任，湖南财经组长，中央重工业部钢铁工业管理局工作。1961年病逝于北京。
李维汉的第二位夫人是金维映（1904一1941年）。她原名金曼卿，又称阿金，浙江省岱山人。1919年曾在岱山县县立女子学校参加声援“五四”这动的宣传，毕业后任该女校教员，1926年组织女校师生响应“五卅”运动，并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从事工运工作。1927年被选为浙江舟山总工会执行委员。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被捕，经党组织营救而被释放。后到上海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从事秘密的工人运动。1929年任中共江苏省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领导开展妇女革命斗争和工人运动。1930年任上海丝织业工会中的中共党团书记和上海工会联合行动委员会领导人。
193l年春夏之交，党组织指示阿金离开上海，到中央苏区工作。在上海，阿金认识了正在上海工作的邓小平。他们一同被派往江西中央苏区工作，一路同行，并且产生了很深的感情。不久他们结为夫妻。1933年5月，邓小平在中央苏区遭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批判。在邓小平遭受批判后，因受巨大的思想压力，阿金被迫离开了他。
1933年李维汉担任党中央组织部长。此时金维映（又称阿金）调到中央组织部任组织科科长。在共同的工作中，阿金爱上了李维汉，并于该年冬，这两位在上海曾经共同战斗过的同志，终于结成了革命伴侣。阿金和李维汉结婚后，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仍然过着牛郎织女式的生活，总是聚少离多。阿金长得又漂亮、又聪明，在当时延安年轻的女干部中，能干是出了名的。直到1937年，随中央机关迁到延安时，才和李维汉团聚在杨家岭山坡上窑洞里，结束了他俩长期漂泊不定的生活。
由于长期的战争生活和艰苦环境，使许多从长征过来的女同志身患多种疾病。1938年春党中央派金维映、刘群先、方志纯等一批同志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但她这一去，竟成永诀。阿金到苏联一年多后，突然神经受到强烈刺激，开始她还能坚持学习，但不久，病情加重，党组织考虑送她去莫斯科一家精神病院治疗。病情稍微稳定后，又送他去一家疗养院治疗。
1941年，德国希特勒军队进攻莫斯科时，阿金所在的医院迁离了莫斯科，但他并没有逃出敌人的魔爪。在白俄罗斯附近，疗养院遭到德军的突然袭击，猛烈的炮火炸毁了医院，阿金从此下落不明。同时牺牲的还有我党著名领导人博古（秦邦宪）的夫人刘群先。金维映在苏联的日子，鲜为人知。1988年6月24日，邓颖超是这样回忆她的：
“1939年7月，周恩来同志右臂骨折。8月我陪伴周恩来同志去苏联莫斯科治疗。听说阿金已经在莫斯科郊区的休养所??第一次见到金维映同志时，她很正常。第二次再去时，听说她病了，当时不知是什么病。据说后来把她送到精神病医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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