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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廉政文化建设回顾与展望
作者：佟亚洲
来源：《党政论坛》2017年第12期
党的廉政文化凝结着党的廉政知识、理念、制度及与之相对应的政治生活方式、行为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改革开放前后，中国共产党无论处于何种险恶的环境，都会“一以贯之”地历练出党的廉政文化建设指导思想。用历史比较的系统分析方法，重温党的廉政文化建设历程，可以发现党的廉政文化建设有机统一、点线结合、脉络清晰，有着明显的时代和理论特征，可以用“起、承、转、合”四个关键词来概括。 一、“起”——廉政文化发起于最基本的理念：为人民服务
建国初期，廉政文化建设处在起步阶段，廉政制度建设较之廉政文化建设而言，是比较薄弱的，主要着重党员干部廉洁思想境界的提升。毛泽东认为人应有崇高的精神，摆脱庸俗而自私的营生盘算，“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
1.着重强调“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
1944年12月15日，在陕甘宁边区会议上，毛泽东指出，“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一再强调干部的公仆观念和为民意识。建国初期，党面临着复杂的国际及国内矛盾和问题，有些党员干部却居功自傲、停步不前，奢侈心理开始露头，对此，毛泽东在党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要防范“糖衣炮弹”的袭击，“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强调干部廉不廉洁，群众有没有榜样，直接关系着筑牢人民民主政权，巩固和维护党的执政地位。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全党同志要“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陈云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痛斥官本位思想，“大家是为革命来的，还是为做官来的呢？回答这个问题也容易。起初是干革命来的，以后是革命加做官，既革命，又做官。后来官越做越大，胃口也越来越大，有人就只想做官，不想革命了，把革命忘光了”。习仲勋曾深刻地指出：“只要我们坚决、彻底地把这个运动贯彻下去，就一定可以把我们身体里的病菌——即严重的贪污腐化分子，诊断出来，清除出去。”要求共产党员时刻严格要求自己，强调“打铁还需自身硬”，绝不居功自满，保持党员干部应有的“精、气、神”。毛泽东指出“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 2.着重强调“党员的一生守诺”
中华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党的廉政文化建设重点强调的是“一时入党，不代表一生入党”。不坚定的表现，是初心有违的问题。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对党忠诚以及廉洁二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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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用一生守诺的。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组织形式上入党，不代表思想上和精神上入党，“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成分极其多的国家，我们有很大数量的党员是出身于这个阶级的，他们都不免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进党来”。从严治党是党的重要政治原则，也是加强党的建设的基本方针和根本要求。毛泽东等党的领导指出要时刻警惕剥削阶级的自私思想、个人利益至上的观念，腐朽奢华的生活方式裹挟着各种诱惑，侵蚀着党员信念的堤坝，“资产阶级一定要腐蚀人，用糖衣炮弹打人。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对待腐败问题的立场和态度都必须是决绝而坚定的。习仲勋曾指出：“在处理干部和党员的问题时，必须采取谨慎严肃态度。对于那些阶级异己分子、叛变分子和不可救药的蜕化分子，应当坚决清除出党。对于个别作风极坏、为大多数群众憎恨的分子，亦应开除党籍。犯有重大罪恶的，还应送交法庭审判。”
二、“承”——廉政文化传承着更深沉的智慧：实事求是
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虽然在廉政制度设计上还是存在一些缺陷，但党的廉政文化核心理念在于对人民群众的敬重。党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具体的反腐操作层面不断积累有益经验和做法，使反腐败斗争和廉政建设工作走上制度化和法治化的轨道。 1.着重强调“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对自身的监督。强调党员干部必须自觉摒弃老百姓所厌恶的与民争利，斤斤计较的小市民思维，杜绝贪功表功的好人主义；强调“吾日而三省吾身”，真正做到自我剖析、查漏补缺、学智与民，气正风清。深刻认识“自我净化”重要价值内涵，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具体工作的关键。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提倡“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党的廉政文化建设强调民主重要功能的发挥，即发挥群众的力量和智慧来扼制党内的腐败。“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为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服务，有利于共产党从更多的方面听取人民的批评，接受人民的监督，克服官僚主义、避免主观主义、及时发现和纠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就廉政建设而言，还是要落实到群众具体工作之中，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无论是共产党，或者是民主党派，监督它们的首先是人民”。这其中的廉政文化理念强调充分地动员并组织人民群众，扩大并增强权力的监督主体的范围和力量。
50年代初，党在当时特定历史时期的廉政文化建设过程中，注重将经济建设和反腐廉政建设工作结合起来，目的是使得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地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起来。一方面，优良清廉的党风、政风和民风带动和体现着社会主义优越性；另一方面，民主法制建设滞后于社会与经济发展需要，造成盲目个人崇拜、官僚主义作风有所抬头。针对这些问题，该时期从思想教育和制度建设两个方面加强党的建设，提出了廉政建设新路径，即，重视思想教育的同时，也十分注重制度反腐，通过制度建设保障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官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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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者在社会实践中，违反人民群众的意志和要求，即背离人民群众的人心”。党在制度反腐上的思想是一贯的，从社会文化、经济建设多领域和层次上，加强制度反腐力度，提高理论研判的深度，扩展科学调查研究广度。制度反腐重在防止和遏制领导干部假公济私等特权现象。当时提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1952年5月30日，全国的“三反”运动已进入最后阶段。为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进行整党建党工作的指示》。《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结合“三反”运动，对犯有错误的党员，根据党员标准进行处理；对广大党员进行一次党员八项标准教育；1952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也充分体现出党和政府重视制度反腐、预防惩治贪污贿赂犯罪、加快廉政建设的坚定决心和意志，条例的颁布也是《刑法》出台前中国一部专门反腐败法规，使得新中国从依靠“党的威信和教育”式反腐步入规范化、制度化、法治化反腐阶段。 2.着重强调“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阶段，廉政文化建设工作是以保证社会主义建设顺利进行为出发点的。1950年4月，党中央出台《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的文件，提出报纸和刊物允许对党和政府机关的问题和错误进行公开和披露。以公开见报方式批评党和政府工作中的不良现象以及一些党员的贪污现象和处理措施的文章，在当时产生的良好效果，不亚于当前的热播反腐题材电视剧。1956年邓小平针对脱离群众问题指出，“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来说，不是比过去减少而是比过去增加了”；“个人决定重大问题，是同共产主义政党的建党原则相违背的，是必然要犯错误的，只有联系群众的集体领导，才符合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才便于尽量减少犯错误的机会”；针对组织干部制度问题指出，“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从祛除特权所采取的具体步骤来看，1957年以后，干部下放，参加体力劳动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干部教育的制度，在当时，干部参加劳动是拉近干群关系，祛除干部特殊化倾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在如何消除党自身官僚主义以及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策略腐蚀也是该阶段廉政文化建设工作直面的重大问题。 1952年，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发出《关于“三反”运动和整党运动结合进行的指示》。直面问题的同时，追本溯源，从思想源头上理清与资产阶级腐朽观念的界限，该次整党严格了组织程序，制定八项标准作为提高入党的标准，清除了不合格党员。经过该次整党，不但壮大了党的队伍，同时提高了党员的整体素质，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趋于一致，提高了党的战斗力，纯洁了党的队伍。1957年春开始，全党开展的一系列整风运动，毛泽东先后在党的八大、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谈话等一系列举措，从思想上，加强党员的思想政治教育；从作风上，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力求杜绝党员生活腐化问题；从组织上，优化组织程序，致力提高党员抵御腐败的能力和素质；从制度上，发扬党内民主，加强监督制度建设。 三、“转”——廉政文化转变为更持久的信念：打铁还需自身硬
中国共产党廉政文化建设回顾与展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