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量化研究的客观性与教育研究的主观性存在冲突，因此，运用量化研究方法进行教育研究的适切性引人深思。在教育研究领域，量化研究方法的运用常面临以下问题：量化研究具有表层化倾向；调研数据的信度难以保证；受强调学术发表的风气和形式主义的影响，部分量化研究者时常容易陷入“数据”的泥沼，或热衷于使用“高级”统计方法，但这无益于探寻教育行为和现象背后的现实意义与内涵。应忠实于教育研究中测量结果的宽松尺度，不能一味迷信精确的“数字化”测量；掌握较完善的量化研究技能和哲学思辨能力，并在教育研究过程中始终保持思考。 关键词
教育研究；量化研究；实证主义；统计方法
社会科学的量化实证取向源自19世纪中叶以孔德为代表的实证主义，最初主要受自然科学领域的启发。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社会学界一方面为了吸引学生，满足学生对实用性、工具性知识的需求，另一方面为迎合政府和财团法人对现实问题调查研究的资助偏好，推行“实用为本”的改革。与此同时，受自然科学领域“客观、科学”的数学化研究方法和沃森（Watson J B）行为主义（Behaviorism）的影响，统计方法逐渐在社会学研究中取得主导地位。由此，美国社会科学研究走向量化与反规范性论述的“科学”方向。而教育研究以社会科学的量化研究传统为依据，20世纪初以来，美国的主流教育研究也往往带有定量性质。
一、教育研究中的量化研究方法
教育研究方法是人们在研究教育问题时所采取的步骤、手段和方法的总称，它是决定教育研究质量的关键因素。近年来，我国教育研究领域出现了一些推崇实证研究方法的声音，以统计方法为主的量化研究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它通过实验、调查、测验、结构观察以及已有的数量化资料，对教育现象进行客观分析，并将所得结果作相应的统计推断，使研究结论具有普遍适应性。研究方法决定教育学的科学性质。
尽管伦德伯格（Lundberg G A）意识到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有所差异，如人有态度、动机、意向等，但他依旧坚定地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处置这些差异。他认为，诸如渴望、希望、恐惧、价值、目的、意图等的心灵状态均可被客观地观察和记录，即“自然科学”化。对于社会科学的发展而言，研究方法的“自然科学化”成为其“科学性质”的重要体现，同时加强了社会科学自身的合法性地位。在崇尚实证研究的研究者意识里，通过将教育现象或研究对象的态度、看法与意见等转化为量化的客观材料与数据进行研究，至少抽离了人的个体性和主观色彩，避免陷入“自说自话”的窠臼，得出的结论更客观、可靠，具有较高的可信度。这无疑也更符合科学研究中价值无涉的标准。此外，在日常生活中，统计方法在经济消费取向、文化观念和政治意向等方面的运用屡见不鲜，人们也已经习以为常。因此，运用量化方法进行教育研究，有着广泛的社会现实基础。但运用此方法研究教育问题的适切性和具体操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着实引人深思。笔者将以教育研究中最常见、运用最频繁的量化研究方式——通过对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并将所得的资料与数据进行统
计分析，进而验证或推断结论，这一研究形式为例，阐述其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存在的争议与问题。
二、在教育研究中运用量化研究方法面临的问题
马克思曾说：“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真正完善的地步。”“数学化”的研究方式一度促进了社会科学的发展，但运用该方法进行研究，不可避免地带有鲜明的精确化和机械的“测量”印记。教育现象是一种复杂、独特、富有价值色彩的社会现象，其运行、发展与变化都有与其他现象不同的特点和规律：教育研究的对象，是具有自组织能力的人及其在教育过程中的多层次、多维度的关系，非任何自然现象和生物现象所能比拟。然而，当前对“数学化”、以统计分析为重点的量化研究方法的推崇常常容易使人们忽略了该方法用于探究特定教育问题的适切性及方法本身的缺陷。不假思索地套用自然科学精细化的数学模式，很可能导致研究结论与教育现实并不相符，不但无法揭示客观的教育规律，也贬损了教育研究的科学性。在教育研究中运用量化研究方法面临着如下诸多问题。 （一）量化研究存在简单的“数学化”取向
物理测量数据的每个数字都有其确定的位置与意义。在教育研究中，量化研究者经常将不可观察与直接测量的被研究者主观态度或意见等概念操作化为测量量表，并赋予相应数字以程度高低之含义。以李克特五分态度量表为例，“1至5”这之间的5个整数分别代表被研究者“非常不同意——非常同意”的态度。这些数字没有绝对零点和单位，两个相邻数值之间的数字如4.5，它介
在教育研究中运用量化研究方法的问题与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