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读后感
《我们》读后感 百味书屋 《我们》读后感
读扎米亚金的小说，让我觉得晦涩。这不是译者的原因，如同止庵指出的，“他笔下那样关乎政治”。和《纸牌屋》、《权力的游戏》这样的政治题材作品不同，扎米亚金不是在写权力斗争。即使前者是很优秀的文艺作品，但和《我们》做对比的时候，完全可以将之贬低评价为是政府高官美国版的《甄嬛传》了。立意高下显分，但也难免曲高和寡，让人读来不免望而生畏。
数字本是一种思维工具，依据古希腊的哲学传统，数学体现真正的真理，是追求秩序的。“数”作为一种工具，是应该为人服务的，让人的生活更加美好和具有效率。小说中的一体国，和现实中曾出现过的纳粹一样，在某种意义上都成了使用“数”造福人类的反例。
这里所说的反例，指的是效力被工具化、旨在服务于实现一种集权目的。在纳粹集中营，列表成为了生命政治的管理技术：处于集中营中的“囚犯”的身体上被刻下数字、按人头进行编号。以序数作为形式的列表在此成为了辅佐人口治理的政治策略，而它的效力则在于一种将人类生命递减、抽象为清单上的数字的威力，一种使人作为主体去人性化，并如同机器般与他人建立联系和存在于社会现实中的策略。
这种通过文学想像创造情景进行的探讨，其实是契合着两位马克思（斯）的学术路径和传统的。某些学术流派认为国家和法律是公意的体现、维护社会规范的强制力量，并在此基础上推论到社会中的反对派即是动摇社会规范的恶人。这里的荒谬之处在于，一方面国家和法律有其具体的承载者，而这些承载者并不总是严格遵照社会的公意行事、甚至时常它们行使支配地位的目的就是巩固其支配地位本身，另一方面它们又会不断或主动、或无意地将人异化，使人们淡忘人民的国家，而相信国家的人民。从这个角度出发，卡尔·马克思与马克斯·韦伯两位忧心忡忡的社会学之父都对这种谎谬提出了警告：前者抨击资本主义经济模式
对人的异化，而后者则担忧追求效率和理性的现代官僚制把人们关进铁笼。
为此，自由思想是“危险”的，尤其是对于追求专制的体制来说。这在《我们》这部小说里，被称之为“熵”。但是诚如同为社会学奠基人的韦伯与马克思所关心的人类“解放”问题——在韦伯，是对被理性化所吞噬的人类最后的“尊严”的拯救；在马克思，则关乎被资本家无情压迫的无产阶级的命运。每个人都被精准划分为社会庞大流水线上的螺丝钉，无数个披星戴月的日子里，总有人不免要追问自我价值或者提出质疑，进而演进为反抗。
有人指出在卡夫卡笔下行政系统的理性、程序与机械性中孕育着荒诞的爱欲。是韦伯指出的行政系统中的官僚特征（合目的的理性、祛魅、严格遵守程序与行政指令）及其所进行的批判为卡夫卡的写作提供了素材与活动场域，而他的写作本身则是从行政装置内部对其进行瓦解。这一判断或许也适合于扎米亚金，为此不妨把德勒兹与加塔利所言的：卡夫卡写作“遵循文学的律法”。这一“律法”指的是一种通过重组日常生活经验来发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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