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尚贤思想的现实矛盾
摘 要:本文从尚贤思想的唯才是举、德才兼备、赏罚并行等主张来探讨其理论及应用中的矛盾和问题。 关键词:墨子;尚贤;矛盾
尚贤是先秦思想家墨子的基本政治纲领,从古至今的人才开发和管理领域,这一思想皆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长期加被以一片赞扬之声。本文另辟蹊径,试从批判的角度来探讨尚贤思想的矛盾性和现实问题。 一、唯才是举与重于工肆
春秋战国时期,王权衰败引发了激烈的社会变革,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士”阶层发展形成并不断扩大,他们对政治市场的要求日渐强烈。墨子正是崛起的士阶层中的一员,他平民出身,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对现实生活积极关注和思考,创立了墨家学说。尚贤是墨子政治主张的重要内容,所谓尚贤,即不分贵贱地推荐、选拔、使用德才兼备的人。这种平等的人才观源自墨子崇尚的上古圣王的用人原则:“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尚贤而任使能,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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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近、容貌之类无关,就是要任人唯贤,这是反对儒家“亲亲”用人原则的直接反命题,反映了小生产者的政治权益诉求,尚贤标准的受益人群正是贵族宗法世袭制排除而外的“士”、“庶”阶层。 这也成为尚贤主张的重要特点——更侧重于向“农与工肆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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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政权。墨子提出:“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侯外庐进一步指出:墨子“所谓‘尚贤’,即尚国民阶级的资格,并坚持着国民阶级的立场以反对氏族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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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一方面强调人才取向的平民化,国民阶级指的是自由民、奴隶、手工业者以及公社农民和百工商贾等,他们是墨子贤者范围扩及到的各种“平民”“贱人”阶级,有“远鄙郊外之臣”、“四鄙之萌人”、“国中之众”,当然包括新兴“士”阶层。《尚贤》篇专门谈到“得士”的好处,也是墨子用人观偏向平民阶层的佐证,“士者,所以为辅相承嗣也。故得士则谋不困,体不劳,名立而功成,美章而恶不生”,指出士是国家的辅佐和接班人,得到了士,智谋将不会困穷,身体将不会劳苦,名声立而功业成,美好彰显而丑恶不生。显然,士是包括于国民阶级中的理想贤者。另一方面,侯把墨子隐而未发之义表达出来,即墨子“贤”的范畴“无疑地排除了君子”[4]——[5]
理论上贤者自然也存在于国之贵族中,但是他们是“亲亲”
选任制的直接承袭者,而墨子的目的是为平民贤者请“权”,在他看来,多数贵族是没有才干的,所以墨子不仅对贵族出身的贤人“视而不见”,并特别提到如果贵族不能胜任,应“贫之贱之”,这就是闻名的“官无常贵,民无终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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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重平民的尚贤主张为士、庶阶层的发展创造了舆论环境,不管国籍出身,不管贫富贵贱,只要有才者,就为其提供条件和机遇,以“士”为代表的地主阶级就这样登上了历史舞台。当他们成为新
的统治者,依然崇尚尚贤用人观,但一跃而上的士、庶往往转化为统治阶级中的一员,失去了贤者出自民,而为民谋利益的意义。其实在剥削者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尚贤所“尚”是以统治者的利益为标准,“贤”实质上早已脱离了人民的范畴。 二、德才兼备与功利诱导
《墨子》中多次提到选“贤”的标准,称“为贤之道将若何?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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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的是“德”。贤士还是“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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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要听“其言”,观“其行”,考查“其得义”,考核“其思虑”,才能全面衡量真正的贤者。墨子并以兼爱为指标鉴定贤人,“其为政于天下也,兼而爱之,从而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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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崇尚、尊敬的意思,“尚贤”就是尊重贤人并努力使之处于政府的高位,这也是墨子尚贤的手段,即“富之贵之、敬之誉之”。它仍是从上古圣王那里承袭而来,很有吸引力,“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高与之爵,重与之禄,任与之事,断与之令”[10]
”为治三
本”。既然选的是德才兼备之贤者,何必以功名、利禄、权势相利诱,而且是高位、厚禄、重权这些本应在贤者眼中如浮云的身外之物呢?何况墨子断言,古代圣王认为“爵位不高,则民弗敬;蓄禄不厚,则民不信;政令不断,则民不畏”,又说“举三者授之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