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戴礼记补注》的解经方法及其思想成就-汉语言文学论文-语言学论文
——文章均为WORD文档，下载后可直接编辑使用亦可打印——
孔广森(17521786)，山东曲阜人，孔子七十代孙，官至翰林检 一、前言
讨。受业于皖派学者戴震，精通《公羊》学、《大戴礼》学及音韵学，是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大戴礼记补注》(以下简称《补注》)是其《大戴礼学》学的代表作。
汉代礼学立于学官者有大戴、小戴、庆氏三家。而汉代学者
传承礼经时，会编订称为《记》的参考资料。相传戴德与戴胜分别编纂了《大戴礼记》八十五篇及《小戴礼记》四十九篇。东汉着名学者郑玄曾为《小戴礼记》作注，使之产生了很大影响，唐代时收入《五经正义》，历代讲习不绝。
后人所称的《礼记》一般即指《小戴礼记》。《大戴礼记》则
命运多舛，除北周学者卢辩为其作注，历代传习乏人，唐代以后甚至亡佚了四十六篇。清人既遍治古经，发现十三经之外，宜亟治者，则《大戴礼记》矣［1］(P3)，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乾隆时卢文弨和戴震曾经分别为该书整理出了校本。孔广森在此基础上参考众说，以卢辨注为基础，创作出《大戴礼记补注》这一清人《大戴礼记》新疏。孔氏同时人汪照有《大戴礼注补》，其后的学者汪中、王聘珍、孙诒让等分别作有《大戴礼记正误》《大戴礼记解诂》和《大戴礼记斠补》。孔广森《补注》在卢氏、戴氏校勘《大戴礼记》的基础上，开启了清代《大戴礼》新疏的先河。
学术界对孔广森《大戴礼》学的研究，较有代表性的有:黄佳
骏在《孔广森经学思想》中，分论孝、论明堂、论阴阳三方面，对《补注》的思想倾向做了探讨。［2］(P115－127)孙显军在《大戴礼记诠释史考论》中，将孔氏《大戴礼记》学的成就概括为尊汉仪郑，援据精深［3］(P254－283)。王丰先点校了中华书局本《补注》，并简要介绍了《补注》的版本及学术价值。［1］(P1－9)《补注》解经方法和思想价值，仍有继续研究的意义。本文将沿着这两条思路，探讨该书的《大戴礼》学成就。
《大戴礼记》唐代后不受重视，存在严重的文字错乱。清代 (一)广收异本，校勘文字 二、《大戴礼记补注》的解经方法
治《大戴礼记》者面临校勘文字，恢复其本来面目的任务。
孔广森《补注》在校勘《大戴礼记》时，广泛收集了宋刊本、
元本、汉魏丛书本、朱本、高安本，以及清代最新的卢文弨校本和戴震校本，作为对校的依据。例如，《哀公问五义》中哀公曰善之下，孔氏就吸收了戴震校本的成果，注明:戴氏校本云，此下《荀子》有:孔子曰，人有五仪，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贤人，有大圣。哀公曰，敢问。凡二十六字，此文脱。［1］(P23)孔氏又能选择许多重要的书籍作为他校的依据。如朱熹《仪礼经传通解》、杨简《先圣大训》、吴澄《仪礼逸经》及《永乐大典》等引用过《大戴礼记》篇章的书籍。又参考《小戴礼记》《周礼》《逸周书》等与《大戴礼记》内容多有重合的着作。特别是《通解》《大训》《逸经》《大典》等书，不仅时代较早，且经常整篇节录《大戴礼记》内容，名为他校，实为对校，远
《大戴礼记补注》的解经方法及其思想成就-汉语言文学论文-语言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