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吉登斯的风险社会思想
英国著名学者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1938一)是当代西方与哈贝马斯、布迪厄齐名的具有世界性影响的著名社会学理论家之一，他近年来发表的《现代性的后果》(1989)、《现代性与自我认同》(1991)、《超越左与右》(1994)等著作引起了国际学术界和政治界的广泛关注。
此外还有：《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社会的构成》、《民族—国家与暴力》《现代性的后果》、《亲密关系的变革》、《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气候变化的政治学》、《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权力、财产与国家》、《欧洲模式》、《在边缘》、《自反性现代化：现代社会秩序中的政治传统》、《失控的世界》。
王铭铭在《“安东尼·吉登斯现代社会论丛”译序》中说：“他的主要理论贡献在于两打大方面．即对西方社会思想界各种学派的批判性总结以及对现代社会的创造性论述”。与古典时期社会学的开创者不一样，吉登斯并非一味对现代社会持赞赏、肯定的态度。他认为，同任何一种前现代体系相比较．现代社会制度的发展以及它们在全球范围的扩张，为人类创造了数不胜数享受安全的有成就的生活的机会．但现代性也有其阴暗面，这在20世纪变得尤为明显。吉登斯判断我们身处一个生态破坏、贫困、全面战争和极权政治的高风险社会，“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一个可怕而危险的世界”。现代社会的风险思想是吉登斯现代性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西方学术界，对现代社会“风险”问题较早地进行深入研究并提出系统的思想与理论的学者当推德国的社会学家卢曼、贝克和英国的安东尼·吉登斯。关于现代社会“风险”的思想与理论产生于针对西方社会的“现代危机”而兴起的对现代性的批判与反思之中。这种批判与反思把“风险”视为现代社会的一大特征，甚至把“风险社会”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形态。
吉登斯在阐述其社会理论中就多处论及现代社会的“风险”问题。这一研究颇具特色，思想也不乏新意与深度。本文试对这一思想作一分析，以期正确认识并驾驭现代社会的“风险”。
（1）风险的概念 ①含义来源
现当代西方社会思想家们普遍关注风险问题，并且不少西方学者视风险为现代社会的一个特征。吉登斯也认为，“在中世纪，除了一些与风险相关的概念外，没有任何真正的风险概念”，而且，“在大多数其他传统文化中也没有风险这个概念”，所以，风险“这个显然非常简单的概念却能说明我们生活其中的这个世界的一些最基本的特征。”
那么，究竟什么是风险呢?吉登斯首先从词源的角度对风险作了一些分析。他说：“在16和17世纪．风险这个概念似乎已经有了，西方探险家们在开始他们的全世界航海时，他们第一次创造了这个概念。”而“风险这个词好像是通过西班牙或葡萄牙传人英语中的．原意是指航行到未知的水域”时，“遇到危险或者是触礁”
因此，在吉登斯看来，风险原本是资本主义早期商贸航行的一个术语，意指遇上危险或触礁。风险概念起源于现代社会的早期，标志着与过去决裂和面对开放的未来的努力。吉登斯认为，在传统文化中，人们没有风险的概念，它暗含着一个企图主动与它过去亦即现代工业文明的主要特征进行决裂的社会。
“换句话说。风险这个词最早主要是空间方面的含义。后来，它转向了时间方面。”“后来这个词就用来指代各种各样的不确定的情况。”通过这种分析，吉登斯指出，“风险这个概念与可能性和不确定性概念是分不开的。”
吉登斯分析了风险概念产生的历史背景．他说：“这个概念的产生是随着人们意识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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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而产生的。即未能预期的后果可能恰恰是我们自己的行动和决定造成的，而不是大自然所表现出来的神意，也不是不可言喻的上帝的意图。风险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过去人们对于幸运(命或命运)的想法，并且与宇宙决定论分离。”
②风险与危险、冒险的区别
吉登斯在分析风险与冒险、危险的关系中给出了他对风险的理解。“根据卢曼的分析，风险与危险的差别在于，前者取决于人的决断，它所导致的损害也是由人的决断决定的，而危险则是先于人的行为决定的，是给定的，所导致的损害也是由外在的因素来决定的”他认为，风险所涉及的是对未来危害的积极评估，危险/危害能够控制，也能够保险；然而风险是一种未来的不确定性，我们无从体验、也无法依据传统的时间序列来估计。
那么，风险与危险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总体上来看．吉登斯认为，“危险与风险密切相关但又不尽相同。这种区别并不取决于个人在考虑或采取一种特殊的行为方式时是否会有意识地权衡各种选择。准确地说，风险意味着危险(但并不一定已经意识到了这种危险。)当某人冒险做某一件事情时，在这里，危险被看成是对预期结果的一种威胁”。
“危险存在于风险环境之中，实际上它也与确定究竟什么是风险有关。例如，乘坐一条小船跨越大西洋所冒的风险远比乘坐一艘远洋客轮要大，因为前者所包含的危险因素要多得多”。
但另一方面，“风险与冒险或者危险是不同的。风险指的是在与将来可能性关系中被评价的危险程度。它只是在将来的社会中被广泛使用——这个社会正好把将来看作是被征服或者被殖民的范围。风险暗示着一个企图主动与它的过去亦即现代工业文明的主要特征进行决裂的社会。”
③现代世界中的风险类型
“正是这一系列风险给现代性以一种失控的毁灭性力量的感觉。并使我们内心充满了本体的不安全感”。那么，这一系列的风险具体包括哪些类型呢?吉登斯分别从不同的层面和角度对此进行了划分。有以下几种说法：
两种：外部风险与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或人为风险) 随着西方现代社会的演进，风险概念也逐渐从最初对地理空间的探索转移到对时间的探索。这种以时间序列为依据来做出估计的风险，吉登斯称之为外部风险(externalrisk)。它指的是：在一定条件下某种自然现象、生理现象或社会现象是否发生及其对人类的社会财富和生命安全是否造成损失和损失程度的客观不确定性。外部风险也就是来自外部的，因为传统或者自然的不变性带来的风险。
随着人类自身知识能力的增强，科学技术的进步，信息量的扩大，一种新的风险形式出现了，吉登斯把它称为是“人力制造出来的风险”或简称“人造风险” (manufacturedrisk)，指的是由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是指我们没有多少历史经验的情况下所产生的风险，如全球变暖有关的环境问题。它是人们以往并没有体验到的，也是无法依据传统的时间序列作出估计的。
吉登斯认为：我们所面对的最令人不安的威胁是那种)人为风险，它们来源于科学与技术的不受限制的推进。在工业化前两百年里，外部风险占主导地位，但在自然和传统终结之后，人为风险渐发展成为主导的风险。
相较于外部风险，人为风险的三个不同特点，一是人为风险是启蒙运动引发的发展所导致的，是现代制度长期成熟的结果，是人类对社会条件和自然干预的结果；二是其发生以及影响更加无法预测；三是后果严重的风险是全球性的。吉登斯认为：“我们所面对的最令人不安的威胁是那种‘人造风险’，它们来源于科学与技术的不受限制的推进。科学理应使世界的可预测性增强，但与此同时，科学已造成新的不确定性———其中许多具有全球性，对这些捉摸不定的因素，我们基本上无法用以往的经验来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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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因为“风险不只是个人的行动。有一些共同影响着许许多多个体的‘风险环境’。举例来说．它们潜在地影响着生活在地球上的每一个人．生态变化或核战争便是如此。”吉登斯认为．他“不能同意卢曼‘不行动也就无风险’(换言之，不冒险也就什么也不会失去)的观点。不行动经常也有风险，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有一些风险是我们大家都必须面对的。诸如生态灾变、核战争，等等”。
吉登斯认为，区别二者的最好办法是，外部风险中，我们更多担心自然对我们怎么样，而在被制造出来的风险中。人们更多地担心我们对自然所做的。在所有传统文化中、在工业社会中以及直到今天，人类担心的都是来自外部的风险，而在某个时刻(从历史的角度来说，也就是最近)，外部风险所占的主导地位转变成了被制造出来的风险占主要地位。另外，吉登斯认为，外部风险具有广泛的可预料性，是能够精细地计算的，可以通过保险来防范的；而人为风险，人们实际上往往并不知道风险是什么，就更不用说从概率表的角度来对它们加以精确计算了。
三种：
现代性完全改变了日常社会生活的实质。必然影响到我们经历中最为个人化的方面。在个人体验中，对一定形式的社会和技术构架的可靠性的信任之中，混杂着躁动、预期、失望的情感、焦虑，交织进自我认同的核心。吉登斯认为，社会制度性危机必定会引起个人生活领域的焦虑和不安。人类在制造风险的同时却使自己陷入了风险的两难困境：
联合与分裂。时空伸延使远距离发生的事或抽象系统的知识融人到个人生活方式的改变中，然而，面对选择的多样性，自我认同与他人认同总会有差距。导致个人安全感的丧失：
无力感与占有。个人面对现代社会提供的丰富的生活策略感到困惑与无力抉择，然而，对抽象系统信任又产生了让人占有新事物的机遇；
权威与不确定性。传统的颠覆使从前亲属制度和地方社区的权威统统丢失，日常生活的不可预期性和不可控制性，又让专家系统的权威岌岌可危。
四种：
吉登斯认为，在四种主要的情况下，人类面临着来自人为不确定性扩展的高风险。每一个都符合现代性的制度维度。第一种涉及现代社会发展对世界生态体系的冲击，第二种危机涉及大规模贫困的发展——被描述为“贫困大毁灭”，世界人口的20％以上生活在绝对贫困的条件下，不能正常地满足他们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危机的第三个来源是大规模破坏性武器的普遍存在，以及集体暴力可能性隐约可见的情况等；全球危机的第四个来源涉及对民主权利的大规模压制“以及哪怕是自己一小部分潜能都无法开发的人数的增加。”或者说，现代性的风险主要表现为经济的两极分化、生态的威胁、对民主权利的否定和大规模战争的威胁四类。
七种：风险的客观分布(七种说中的前四个)与风险体验(七种说中的后三个) “为更详细地观察现代性更具体的风险景象’’，吉登斯认为．“我们可以用下列方式来勾画它：一方面，从风险的客观分布状况的改变来看，表现为：1、高强度意义上风险的全球化，例如，核战争构成的对人类生存的威胁：2、突发事件不断增长意义上的风险的全球化，这些事件影响着每一个人(或至少，生活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多数人)，如全球化劳动分工的变化；3、来自人化环境或社会化自然的风险：人类的知识进入到物质环境：4、影响着千百万人生活机会的制度化风险环境的发展：例如，投资市场；另一方面，从风险的经验或对风险观念的理解的改变来看，又表现为5、风险意识本身作为风险：风险中的‘知识鸿沟’不可能被宗教或巫术知识转变为‘确定性’；6、分布趋于均匀的风险意识：我们共同面对的许多危险已为广大的公众所了解；7、对专业知识局限性的意识：就采用专家原则的后果来看，没有任何一种专家系统能够称为全能的专家。”西方学者一般是把这种风险的含义概括为三个层面：即技术学上的风险计算、对生态危机的社会意识和当今社会政治的风险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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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风险的两个维度：风险强度和风险环境
吉登斯认为，在现代社会，不仅“风险强度”空前加剧了，而且“风险环境”也空前扩张了。就风险强度而言，核战争的可能性、生态灾难、不可遏制的人口爆炸、全球经济交流的崩溃，当然也包括不断出现的民族与宗教冲突和国际恐怖主义，以及其他潜在的全球性灾难，都在每个人面前勾画出了一幅令人不安的危险前景，其中潜在的最直接和最可怕的危险就是核战争。这一切“是现代性脱离控制、难以驾驭的关键，而且，没有哪个具体的个人或团体能够对它们负责，或者能够要求‘正确地安排’它们。”
当然，吉登斯并不认为某些风险的全球性强度已经超越了所有社会和经济差别。他指出：即使在现代社会条件下，许多风险在特权阶层和无特权阶层之间分布仍是有区别的。风险环境的扩张表现在多种层面上，一则是指风险环境范围的全球化，由此产生的新的风险是“资源与服务将再也不受地域的控制，因此就不可能由地方上将其用来应付偶然的突发事件。”二则是风险环境类型的复杂化，由于人类知识进入到物质环境所引起的自然变化———出现了“人化环境”或者“社会化自然”———改变了人类与物质环境之间关系的性质，但由此产生的各种生态危险的严重程度已足以令人生畏；同时，市场的制度化风险环境也不再仅限于市场的“适当范围”之内，“不仅外部的风险在内部强迫自身，而且制度框架结构内的决策后果也不断在外部对这些风险施加影响”；更值得注意的是，风险环境的扩张甚至渗入人们的思想意识之中，其表现为：在现代社会，当风险被非专业人士普遍承认为风险时，那种在有危险的环境中通过宗教或巫术来获取信心的传统模式就失效了；但是，当人们已经对存在着许多风险这个事实有了普遍的了解时，却又往往容易诱发出一种麻木的感觉，使这种“老生常谈”成了一种姑妄听之的“呼喊和祈祷”；况且，许多风险若按严格的可能性来估价都是有争议的，再加上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专业知识的局限性，“没有任何一种专家系统能够成为全能的专家”，从而有可能削弱或破坏非专业人士对专家系统的信念。
从吉登斯对风险概念的阐释来看，应当说是比其他学者更具深度和广度的，而且，吉登斯并不仅局限于对风险的表象描述，而是将它置于现代社会的宏观考察之中，并以此来进行他对现代性的反思和重构。
（2）风险社会与反思现代性
吉登斯的现代社会“风险”思想实际上是他对现代性反思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吉登斯看来，风险概念的产生及其扩展本身就体现了现代性的演进过程。与其他一些西方社会思想家一样，吉登斯认为风险概念标识了现代社会与前现代社会的一个根本差异，为此，他强调应把风险与危险或危害加以区别，尽管风险和危险紧密相关，但并非等同，危险或危害是消极的，而“风险则标志着与过去的决裂和面对未知的未来的努力”。
从根本意义上而言，反思性是对所有人类活动特征的界定。吉登斯有时也称之为行动的反思性监测，以让人们注意到相关行动过程中始终存在的特征。随着现代性的出现，反思性具有了不同的特征。我们今天生活在其中的世界是一个可怕而危险的世界，这足以使我们去做更多的事情，而不是麻木不仁，更不是一定要去证明这样一种假设：现代性将会导向一种更幸福更安全的社会秩序。
我们现代吗?按照惯常的思维方式它似乎是一个很显然的、无可争辩的事实。但现代究竟是什么呢?吉登斯认为，世界的现代性，即什么具有现代特征，这恰恰是当代社会的社会安排，这个世界超越了自己的过去，不为传统、习俗、习惯和信念所禁锢。现代性是一种具有历史意义的差异状况，它以某种方式打破了从前的一切。
①“两个终结” 实际上，在任何传统文化中都没有风险这种概念，中世纪的人们虽然也处于各种危险之中，但是他们并不是从风险角度，而主要是从命运或上帝赐与的福与祸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如前所述，风险概念正是在15世纪欧洲人开辟新航路和开始资本主义的早期扩张活动的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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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下才出现的。在此后的历史中，吉登斯认为：“在工业社会存在的头两百年里，占主导地位的风险可以称为‘外部风险’。”
但伴随着“外部风险”逐渐向“人造风险”的转移，以及“人造风险”的普遍扩散，我们就越来越多地生活在了一个“风险社会”里。风险社会的出现是与至今仍然影响着我们生活的两大根本转变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所谓“自然界的终结”和“传统的终结”。
至于具体的发生时间，吉登斯这样说到：这不是一种其发生日期可以精确地标明的事情，但是我们仍然能够粗略地找到自然的终结所发生的时间；自然的终结是最近的事情，它是在最近40或50年左右才发生的。在这里所标明的时间实际上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新的科学技术革命而使当代人类社会发生的全面而深刻的巨大变革。
自然的终结并不是意味着一个自然环境消失了的世界，它意味着在物质世界的各个方面，现在不受人类干预影响的即便有，也已寥寥无几。在以往很长一个时期，人们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部的自然环境，所担心的都是自然界可能会对我们产生的种种不良影响，如自然灾害及相关的疾病、贫困等等。
但在当代社会里，人类都是生活在自己所创造的环境之中，这种环境再也不仅仅是对人类活动能力的制约，而且更多地充斥着人类活动的后果，许多过去属于自然界的事物，现在也可能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这不但包括像海底世界和外层空间，还包括人体的内部环境等过去认为的极限区域。当人们的担心主要不再是自然界可能带来的不幸，而是更多地担心我们已经给自然界所造成的后果时，这一转变“为人们踏入风险社会带来了一个重要的起点”。与自然的终结相关联的是传统的终结，这实际上是反映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剧变。
传统的终结，按吉登斯的解释就是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听天由命了。这实际上是反映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剧变。在以往的社会中，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往往都被传统确立为命运，他们循规蹈矩地生活，听天由命地接受着命运的安排。例如：过去人们的婚姻就是由已经确定的传统所构筑的，它很大程度上会考虑到对性别、性特征等的传统期望。
然而，在当代社会，个人化的倾向日益明显地凸现出来。，“个人化”的倾向日益明显地凸现出来。同样是婚姻，现在已成了一个带有新的风险形式的、开放性强得多的系统，从来没有过像现在这样的离婚率和再婚率都很高的社会。这是一种“非传统化”的表现。“一个生存在自然和传统消亡后的社会，实际上与先前的工业社会形式是截然不同的。”
因为当代社会的生活环境正日益成为我们自己行动的产物，相应地，我们的行动也反过来越来越注重应付我们自己所造成的风险，这就使得这个社会具有鲜明的反思性。它要求我们必须越来越多地根据各种各样的信息而不是既定的行为模式做出大量的面向未来的决定。这就是逐渐脱离了自然和传统而处于风险社会的人们的生活情形。
这就是逐渐脱离了自然和传统而处于风险社会的人们的生活情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吉登斯把先前的工业社会的现代化称为“简单现代化”———这是一种旧式的、直线发展的现代化，而把风险社会的现代化称为“反思性现代化”或者叫“激进的现代化”，它“意味着我们被迫以一种更为反思的方式生活，去面对一个更加开放、更不确定的未来。”
②“断裂”的本质及反思现代性
吉登斯一直十分强调“断裂”或非连续性是现代性的基本特征，并以此来解释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本质区别，认为现代的社会制度在一些基本方面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他指出：把握住“断裂”的本质是“分析什么是真正现代性的一个必要开端”，也是“论断其结果的必要开端”，但是，吉登斯对工业社会的“简单现代化”与风险社会的“反思性现代化”或“激进的现代化”的区别，则是为了说明在现代性演进过程中两个阶段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
诚然，吉登斯承认：在某种意义上，风险社会、反思性现代化或激进的现代化与人们所说的“后现代”其实涉及的是同一个问题，但他宁愿采用前者而不是后者，究其原因，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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