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沙龙的人文形态

文学沙龙的人文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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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CM华夏理财》2016年第06期

本书的论述中规中矩，以梳理沙龙在中国的引入与发展脉络为起点，先后进入“曾朴的沙龙”、“邵洵美的花厅”、“林徽因的太太客厅”和“朱光潜的读诗会”等现代文学史上最有代表性和话题性的新型空间，观察“沙龙”、“都市”、“文人”与“文学”之间的关系。以纯厚的思考力和写作力呈现出20年间“沙龙”由新变老的演变脉络，而得以带出中国文学黄金的20年间文学与文人真实的生命状态。

文学沙龙发源于十七世纪的法国上层社会，贵妇把家里的客厅变为社交场所，为小说家、戏剧家、画家、评论家提供畅所欲言的场合。在那图书不普及，各种宣传工具也不发达的年代，具有很大的影响，是一个展现自己、扩大影响的极好舞台。其中一些文人学士往往在沙龙里朗诵自己的新作。他们志趣相投，聚会一堂，一边呷着饮料，欣赏典雅的音乐，一边就共同感兴趣的各种问题抱膝长谈，无拘无束地在沙龙里传播信息，制造舆论，从高谈阔论中吸取富于智慧的语言，洞察人们的良知。

在中国，最有名的沙龙莫过于林徽因的客厅，汇集了京城最优秀的学者，既有如金岳霖、钱端升、张熙若、陈岱孙等哲学家、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也有如沈从文这样的作家、编辑家，更多的是像萧乾、卞之琳这样慕名而来的大学生。而女主人林徽因不只是一个穿针引线的美丽女子，更是富有学识、谈吐幽默的知识分子，她敢于阐述自己的见解，具有比他人更高的洞察力、领悟力、包容力，因此成为沙龙的核心和灵魂。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不仅仅是一个物理意义上的建筑空间，也是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认同和交往空间，更是一个表征着文化权力和象征资本的文化空间。

在抗战末期，傅雷家同样有这样一个交往的场所，最著名的参与者是钱钟书、杨绛夫妇，在《记傅雷》里杨绛回忆道：“我们和其他朋友聚在傅雷家朴素幽雅的客厅里各抒己见，也好比开开窗子，通通空气，破一破日常生活里的沉闷苦恼。”

相比讲座形式的文学沙龙，读书会打破了作者、嘉宾、主持人、读者的模式，而是在一个主持人的引领下，大家一起展开对一本书的讨论，这本书并不限定于近期出版的新书。作者与读者的关系是平等的，是可以各抒己见、相互交流的，为了维护这种交流的有效性，每个参与者都提前做好准备。由于空间的私人化，参与者不可能过多，通常是十来个人，这使得参与者更容易碰撞出火花，畅所欲言的氛围下一个问题才能得到深入讨论。

本书开篇梳理了沙龙进入中国的最初形态，分辨它与传统文人雅集、清谈的关联与差异，并梳理它的历史脉络。择取“曾朴的沙龙”、“邵洵美的花厅”、“林徽因的太太客厅”、“朱光潜的读诗会”等“沙龙”的起源和发展为切入点，借助空间的考察来研究现代中国某几类知识分子的

精神文化史，从知识分子的视野来观察“沙龙”如何在中国兴起、发展和衰落，以及它对都会文学、影射小说、中国现代散文乃至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所起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