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汉学论纲 王俊义
乾嘉汉学是清代居支配地位的学术思潮与学术流派，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无疑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但长期来对它的评价却歧见迭出，毁誉褒贬不一，近年来海内外学术界又对之进行了较多的讨论。讨论中涉及到乾嘉汉学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诸如乾嘉汉学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其产生兴盛的原因，派别的划分，学术成就与局限，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等等。截至目前，各家看法也不尽一致。笔者在这一讨论过程中，也曾陆续发表过一些论文，对上述问题也程度不同的有所涉及。这里，拟再就乾嘉汉学的有关问题，略陈管见，以求教于方家。
一、乾嘉汉学之命名及其内涵与外延
以儒家经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学术，自周秦以来，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历经汉魏、隋唐、宋元、明清等时期，经学在各个历史阶段，曾呈现不同的特色并形成不同的学术流派。大而言之，则有以训诂注疏为特
征的古文经学及以阐发微言大义为特征的今文经学；另外又有与今、古文经学的特点各有近似之处的汉学(考据学)和宋学(理学)。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今、古文经学与汉、宋学之争，曾你消我长，此伏彼起，不绝如缕。清代乾嘉汉学则是与宋学相对而言，以尊汉学为治学宗旨的学术流派。
乾嘉汉学是这一学术思潮与流派的总称，它从不同角度与侧面出发，又有各种名异实同的称谓。由于其考经证史朴实无华，以考据见长，就其学术风格与治学方法而言，常常称其为朴学或考据学；又由于此一学派发展到乾隆、嘉庆时期达到鼎盛阶段，曾呈现“家家许郑，人人贾马”的盛况，从其反映的时代特征而言，又称之为乾嘉汉学；因其在乾嘉时期形成为与宋学对垒有压倒优势的独立学派，就此也称其为乾嘉学派。同时，由于它足以反映清代学术思想的特色且在清代的各个学术思潮与流派中占支配地位，因而也有学者将其笼统称之谓清代汉学或清学。乾嘉时期恪守汉学门户之见的江藩，曾撰有《国朝汉学师承记》。记述清代汉学代表人物的师承源流、学术成就；与之同时，站在宋学立场的方东树又撰写了《汉学商兑》，对汉学家指名道姓大张挞伐。这也说明，无论是赞成者还是反对者，都把这一思潮与流派称之为“汉学”，可见乾嘉汉学是被公认的名称。
就清代大多数宗奉汉学的学者的治学内容看，他们的研究范围大都以经学为中心，而旁及小学、音韵、历史、地理、天文、历算、金石、典制、校勘、辑佚、辨伪等。在研究方法上，又都强调“无征不信”，研经治史，都重视考证，且不以孤证自足，必取之甚博，以这样的治学内容和治学方法为特征的学术流派，均通称之为乾嘉汉学或乾嘉学派，而且是清代居支配地位的学术思潮。但这并不是说，乾嘉汉学可以囊括和代替清代所有的学术思潮，也不排斥和否认清代各个阶段还有其他的学术思潮和流派，正像隋唐时佛学最为盛行，但仍有排斥和反对佛学的思潮与流派存在一样。
历史上凡是有重大影响的学术思潮与流派，无不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且都经历了产生形成、发展兴盛乃至走向衰落的演变过程。乾嘉汉学虽以乾嘉表明其时代特征，但并非其起迄时间仅界定在乾隆、嘉庆这两朝，即从乾隆元年（1736）到嘉庆二十五年(1820)这八十五年，实际上乾嘉汉学从其产生形成，经发展鼎盛，再到走向衰落，则与有清一代相始终。正如老一代历史学家、经学史家范文澜先生所言：“自明清之际起，考据学是一种很发达的学问，自顾炎武启其先行，戴震为其中坚，王国维集其大成，其间卓然名家者无虑数十人，统称为乾嘉考据学派。”可见，乾嘉汉学并不仅仅是指乾嘉时期的汉学家，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它实际上包括了从清初到清末，具有汉学特色的思想家和学者。
当然，乾嘉汉学或乾嘉学派在时间界定上，也可以有内涵与外延，狭义与广义的区分。就乾嘉汉学的特定内涵说，乃指乾嘉时期的考据学派与考据学家，这是对乾嘉汉学的狭义理
解。但如果肯定清代的考据学发展到乾嘉时期乃是其鼎盛阶段，因以乾嘉名之。那么清代的考据学，则理应还有其产生形成及衰落阶段；既然乾嘉汉学是清代考据学的总称，其在时间上的外延显然应该扩大，应包括有清一代具有考据特征、与乾嘉汉学有师承源流的学者和思想家。这则是对乾嘉汉学的广义理解。一般说谈到乾嘉汉学多是从其广义角度而言。
有些论者在研讨乾嘉汉学时，虽然涉及到乾嘉汉学的产生形成、派别划分、治学方法、成就影响等基本问题。但却只从乾嘉的字面出发，将其时间范围严格界定在乾隆嘉庆两朝(参见：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4卷第1期，《<乾嘉学术研究之回顾>座谈会纪要》)。对乾嘉汉学仅局限在乾嘉两朝，就很难讨论清楚上述那些基本问题。
二、乾嘉汉学产生形成及其兴盛的原因
乾嘉汉学为什么在清代产生形成并逐渐兴盛?这是迄今学术界讨论较多分歧较大的一个问题。清末以来，章太炎、梁启超等主要从清廷的文化专制政策——滥行文字狱加以说明；80年代以来，有些学者又从清代康乾盛世经济的繁荣、政治的稳定和统治者的提倡去解释；随后，又有学者着重从学术思想本身的发展，认为乾嘉汉学是清初反理学思潮的延续和发展。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将上述三种观点分别概括为：政治因素、经济因素——外在因素说以及内在因素说。但这几种看法，各执一端都只是着重从一个方面去分析，因而也都不足以令人信服。
我个人在80年代初曾发表《乾嘉学派的成因及其评价》(任清：《人民日报》1982年10月25日)及《康乾盛世与乾嘉学派) (《清史研究集》第四辑，1986年6月)。针对清末以来将乾嘉汉学的产生仅仅归之为文字狱，认为这种看法失之简单和偏颇，而把乾嘉汉学的产生和兴盛与康乾盛世联系起来考察，提出乾嘉汉学是康乾盛世产物的观点。这种看法是基于历史上各种学术思潮与流派的产生，既依据于思想本身发展演变的规律，同时又决定于各历史时期政治经济发展的状况，不能脱离时代条件就思想论思想。再者，统治阶级的政策，只能在一定条件下促进或遏制学术思想的发展与变化，却不能从根本上决定其产生和消灭，因而不能过分夸大文字狱对乾嘉汉学产生的作用和影响。
具体说来，清代康雍乾时期，出现了史称的康乾盛世，此时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政治上得到确立和巩固，形成了政治上近百年相对稳定的局面，为学术文化的发展创造了适宜的环境，“经大乱后，社会比较安宁，故人得有余裕自厉于学”。
政治上的稳定局面，虽然为学术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但学术究竟能否发展，还要看是否具备相应的物质基础。而康雍乾时期的社会经济，无论是农业、手工业与商业都有长足的发展，正如有些史籍所记载：“本朝轻徭簿赋，休养生息百余年，故海内殷富，素封之家，比户相望，实有盛于前代。”经济上的发展繁荣，为学术文化的兴盛，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条件。乾嘉汉学之所以能蓬蓬勃勃的发展和兴盛，正依赖于康乾盛世所奠定的丰厚的物质基础。
虽然有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发展，为学术文化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但学术文化能否发展，还要看统治者是否支持和提倡。恰好，康雍乾历朝统治者又都比较重视和提倡封建学术文化。“稽古右文，崇儒重道”大力倡导和编纂各种典籍，当时，从康熙到乾隆，几乎对所有儒家经典，都重新进行了疏解、汇编和刻印。同时，又以巨大的人力、财力编纂各种大型图书，诸如《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这些大型图书的编纂，既使原有学者的学术得以施展和发挥，又为更多的人提供了读书治学的资料、工具等便利条件，促进了汉学的发展。所以，有人说：“四库全书馆就是汉学家大本营。”由于清朝中央政府对学术的倡导，一些封疆大吏也都热心提倡学术，他们创办书院经舍，主持编纂书籍，支持赞助学者著书立说，上行下效。一时间搜书、编书、校书、刻书、藏书蔚然成风，形成了浓厚的学术风气。乾嘉汉学正是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形成发展走向鼎盛的。
总之，如果没有康乾盛世，也就没有根深叶茂的乾嘉汉学。如果只从文字狱的推行来说
明乾嘉汉学的产生，许多问题便不能得出合理的解释，因为推行文化专制政策以文字兴罪，乃是历朝封建统治者惯用的伎俩，何以惟独清朝才有鼎盛的乾嘉汉学。因而，只用文字狱来说明乾嘉汉学的产生与兴盛难以成立。
但有些论者批评将乾嘉汉学的成因与康乾盛世联系起来考察是“停留于形成乾嘉学派外在原因的探讨，忽略了对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内在逻辑的认识”。这是很有道理的见解。不过，如只强调从学术本身发展内在逻辑去分析乾嘉汉学的产生，将所谓的外在因素视为可有可无、无足轻重的位置，则又忽略了乾嘉汉学产生的客观基础和时代特征。难免有就思想论思想，甚至有本末倒置之嫌。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还对“康乾盛世说”提出诘难：中国古代史上也曾出现过与康乾盛世并称的盛世，诸如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宋代的“太平兴国”以及明代的“文宣之治”等，而那时并未出现考据学独盛的局面。为何惟有康乾盛世才出现乾嘉汉学?以此逻辑推论康乾盛世似与乾嘉汉学并无必然联系。应该说这种推论只说对了一半，即考据学并非和所有的盛世都有必然联系。因为盛世虽为学术文化的兴盛提供了物质基础，但学术的兴盛以何种形态表现，则又要依据其所在时代的具体状况而定，或经学、或佛学、或理学、或考据学。而各个时代的学术思想究竟以什么样的内容和形式加以表现，则要以不同时代原有的学术思想资料为出发点，也与当时的学术思想发展趋势相联系。由于康乾盛世之外中国历史上的其他盛世，并不存在由宋学(理学)向汉学(考据学)转化的内在因素，当然也就不可能出现乾嘉汉学那样的考据学。但却不能由此进而推论康乾盛世也就不可能出现乾嘉汉学。这是因为当时除康乾盛世提供的客观环境外，还存在着由宋学向汉学转变的思想资料及这样的学术思想发展趋势。因为自宋以来形成的理学，至明中叶以后才完全走向空谈心性与世无补的局面，理学已走向没落，需要有新的学术思潮所取代。因而明末就出现了倡导经世致用，强调重经读史的学术思潮。这一思潮提出“经学即理学”主张由宋返汉，或汉、宋兼采，具有明显的反理学倾向，他们以这样的学术主张，通过文字、音韵、训诂去考辨和整理儒家经典，成为乾嘉汉学的先驱。为乾嘉汉学的产生和形成提供了思想资料和学术先导。就此而论，明末清初出现的反理学思潮，无疑是乾嘉汉学产生和形成的内在思想因素。我们过去在强调乾嘉汉学与康乾盛世的联系时，未能充分注意上述思想上的内在原因，诚然是论述不够严密之处。但如仅有这种思想上的内在因素，而无康乾盛世提供的客观环境和物质基础，乾嘉汉学仍不可能走向兴盛。
还应看到，虽然不能把清廷推行文字狱说成是乾嘉汉学产生的惟一原因，但也不能否认其在乾嘉汉学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与影响。文字狱虽非清代所专有，但像清代那样频繁、酷烈的文字狱却是空前的，清代这种残酷的文化专制政策，无疑也促使了当时的学者易于走向远离现实全身避祸的考据学之一途。
不同学术观点的讨论，有助于学术事业的发展，它促进不同观点的学者改变单一的、固定的思维模式。可以广纳对方有益的观点，逐渐使自己的认识更加全面。历史上各种学术思潮与流派的产生和勃兴，往往是多种错综复杂的历史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在探讨乾嘉汉学产生形成及其兴盛的原因时，只有客观的、全面的将内、外在因素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的分析考察，才会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只强调内在或外在的某一方面，虽然都有各自的根据，却也都有顾此失彼的不足，从多元性的思维方式去考虑问题，看来是解决乾嘉汉学成因问题的趋势。
三，关于乾嘉汉学内部派别的划分
在中外学术发展史上，凡属流传时间较长、影响较大的学派，在其发展过程中往往又会分化出不同的流派。他们同属于一个大的思潮和流派，既有共同的学术宗旨和特色，又有不同的个性特点，成为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学派，这在中外学术史上都是屡见不鲜的。学派的命名，或以学派创始人、或以学派的特征、或以所处时代、或以所在地域等。中国学术史上往往以地域命名学派，如宋代的濂、洛、关、闽之学以及永嘉学派、
永康学派、金华学派，明代的姚江学派、泰州学派、浙东学派、浙西学派等。对学术流派作如是划分和命名，代代相传，约定俗成，既为学界所公认，也为研究学术史提供了方便，几乎已经成为中国学术史的一个传统。黄宗羲所作的学术史巨著——《明儒学案》就大多以地域来划分和命名学派。
清代的乾嘉汉学，自顾炎武为之奠基，胡渭、阎若璩、姚际恒等作为先驱，到乾隆时期的惠栋公开打出汉学旗帜，遂成为独立的乾嘉学派。近人在研究乾嘉学派时，在肯定其共同特征的基础上，又根据其内部不同代表人物的不同特点，将其分为吴派和皖派。吴派以惠栋为开山，皖派以戴震为代表。因惠栋是江苏吴县人，戴震是安徽休宁人，各以其地望名其学派，这种明确的命名和划分始于章太炎，他在《訄书·清儒》中说：“其成学著系统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吴，一自皖南。吴始惠栋，其学好博而尊闻。皖南始戴震，综形名，任裁断，此其所以异也。”章氏在文中还列举了江声、余肖客、王鸣盛、钱大昕、汪中、刘台拱、李惇、贾田祖、江藩等为吴派学者，说他们“皆陈义尔雅，渊于古训是则者也”；同时，又列举金榜、程瑶田、凌廷堪、任大椿、卢文招、孔广森、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为皖派，并指出：“凡戴学数家，分析条理，皆(珍去王)密严（左王右栗），上溯古义而断以己之律令，与苏州诸学殊矣。”其后，梁启超作《清代学术概论》，也完全采纳了章太炎的说法，也认为乾嘉汉学“正统派之中坚，在皖与吴，开吴者惠，开皖者戴”。自章、梁之说出至今近一个世纪，凡治清代学术思想史者，在论及乾嘉汉学的派别划分时，大都沿用此说，间或有所补充与发挥。但最近几年，有关学者却先后撰文，对吴、皖分派说提出质疑与商兑，这是学研究中的可喜现象。对吴、皖分派说提出质疑者的主要论点是：
1．乾嘉学术是一个历史过程，而吴皖分派的主张则无形中掩盖了其演进的轨迹； 2．乾嘉考据学是同一个学派，他们的治学宗旨基本上相同，但同一学派中的学者也有差异和各自的风格。不要对他们的相同点视而不见，偏要搞些差异予以划分。即以乾嘉学派称之足矣，再分吴派、皖派，乃大可不必；
3．以吴、皖地域划分两派，以及所谓吴派佞汉嗜古，皖派“实事求是”的概括也不尽符合事实。并具体指出被视为皖派学者中的段玉裁、任大椿、孔广森、王念孙并非皖人。同时被视为吴派的学者并非都佞汉信古，而被视为皖派的学者也同样有佞汉者。可见吴、皖分派说与事实并不符合。
如前所述章、梁的吴、皖分派说提出已近一个世纪，他们的论断本身也并非十分严密。如果对于乾嘉汉学的学术派别有更科学的划分法，或者根本不用分派更能说明乾嘉汉学问题，也完全可以将吴、皖分派说予以否定。但是，将近一个世纪以来，吴、皖分派说之所以能为大多数研究者所接受，我想其原因就在于它基本上反映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同时，就目前对吴、皖分派说提出商兑者的论点看，似还不足以否定或取代吴、皖分派之说。
首先，提出乾嘉汉学中有吴、皖分派之说，并不否认乾嘉汉学是一个历史过程，也不会掩盖其演进的历史轨迹。因为对吴、皖分派的肯定者和否定者，都不否认乾嘉汉学有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而吴、皖之分派只是乾嘉汉学发展到鼎盛阶段的乾嘉之际才出现的。在吴、皖分派之前，早有顾炎武为乾嘉汉学奠定基础，又有胡渭、阎若璩等为之先驱。待惠栋公开打出汉学旗帜，乾嘉汉学成为独立的学派后，逐渐在汉学这一大的旗帜下，出现了吴派和皖派。吴派在前，皖派在后，戴震曾向惠栋受业请教，而后在治学上又形成有别于惠栋的特色。同时，惠栋与戴震各以其所在的地域为中心，各自传授和影响了一批学者，形成各具特色的流派。戴、段、二王之后，一方面由于社会现实的变化，另方面由于乾嘉汉学本身愈益烦琐和脱离实际遂走向衰落，遂为新的经世致用思潮和今文经学所取代。吴派、皖派的划分，同乾嘉学术的历史进程完全吻合，并未掩盖其演进的历史轨迹。
再者，以地域命名和划分学派，本是中国古代学术史的传统，以吴派与皖派作为惠栋和戴震为代表的学派的名称，也只是一个代称与概称。当时和其后的学者是否属于吴派与皖派，
也并非仅仅以是否吴人、皖人为根据。更主要的是还要看是否与惠、戴有师承关系、相互间的治学宗旨与特色是否相同。因此，并非吴籍、皖籍的学者就一定属于吴派和皖派；同时也并非非吴、皖籍的学者，就不可能是吴派或皖派。虽然段玉裁是江苏金坛人王念孙、王引之是江苏高邮人，但由于他们是戴震的弟子，在治学宗旨、方法和特色上，也和戴震一致，继承并发展了戴震的学术成就，因此，他们都属于戴震为代表的皖派，而属于吴派的学者也大都如是。因此，既不能把是否吴籍、皖籍人，作为划分吴、皖派的惟一根据，也不能根据段玉裁、任大椿、孔广森、王念孙不是皖人，便得出吴、皖分派说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何况章太炎提出吴、皖分派说也没有立此标准。否则，他也不会将段玉裁和王念孙等列入皖派。
还有以吴、皖分派以及对吴、皖两派特点的概括，也并非章太炎独创和首创。乾嘉当时的学者就已有类似的划分和评价。如当时人就说：“吴中以经术教授进世家者，咸称惠氏。惠氏之学大都考据古注疏之说而疏通证明之，与古籍之载相切，传至定宇先生(即惠栋)，则尤多著纂，卓卓成一家言，为海内谈经者所宗”，“于是吴江沈君彤，长洲余君仲霖、朱君楷、江君声等先后羽翼之，流风所煽，海内人士无不重通经，无不知信古，而其端自先生发之”。戴震也曾经指出：“先生(惠栋)，令子秉高与二三门弟子，若江君琴声(江声)、余君仲林(余肖客)皆笃信所授，不失师法。而吴之贤俊后学，彬彬有汉世郑重其师承之意。”对于戴震及其皖派也同样有许多类似论述，兹不赘述繁引。至于对两派所反映出的特点，当时也有类似章太炎的评论。如以吴派自居的王鸣盛本人就曾经说：“方今学者，断推两先生，惠君之治经求其古，戴君求其是，究之舍古亦无以为是。”王鸣盛虽然是站在吴派立场评论二家之得失，但确也道出二者的不同特点。《四库提要》在评论惠栋的学术特点时也说：“其长在博，其短亦在嗜博；其长在古，其短亦在泥古。”就大量史实看，分别隶属于吴派和皖派的学者，也大多具有类似的特点。可见，吴、皖分派说并非没有根据。至于对吴、皖分派说提出商兑的论者，列举事例说明被认为是吴派学者的王鸣盛、钱大昕等并不泥古、信古，而且他们“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也不亚于皖派学者。但是，若要列举吴派学者信古、嗜古的事例简直不胜枚举，即以王鸣盛为例，他就明确说过：“治经断不敢驳经，但当墨守汉人家法，定从一师，而不敢他徙。”他做《尚书后案》一书，就专宗汉代郑玄。而且直言不讳。“《尚书后案》何为作也?所以发挥郑康成一家之学也。”这难道还不是信古佞汉的典型吗!因而不能列举某一学者的个别言论，证明与章太炎所概括的吴、皖两派的特点不合，就断言吴皖分派说与历史事实不符。须知古代学者在不同场合的言论焉能完全如出一辙，而应看其总的趋势。
同时，在乾嘉学派中再分出吴派和皖派，并非是说二者有根本对立，而是在肯定二者都是乾嘉学派，都宗奉汉学，都从文字、音韵、训诂人手治经，有着基本的共同点，且相互影响，互为师友，并形成各具特色的学术流派，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既然如此，根据史实，研究分析两派的异同，总结各自的成就与不足、特色和经验，这正是研究学术思想史的义不容辞的任务，也是推进学术研究的重要途径。怎么能说是“偏偏要来摘其差异”去强分派别呢?
当然，绝不是说章太炎关于吴、皖分派之说是不可逾越的定论，我们也不必死守吴、皖分派的成规，事实上如果更深入地研究乾嘉汉学，还可从中分出其他派别，如扬州学派、杭州学派等。但要改变和推翻前人的论断，必须有充分的根据和道理。
四、乾嘉汉学的学术成就与历史局限
研究乾嘉汉学，归根结底应对之做出符合历史实际的评价。究竟应如何评价乾嘉汉学，长期来始终是毁誉褒贬不一。正如一位台湾学者所指出的：“乾嘉学术在清代已有人加以非议，民国以来研究的学者对它的评价常因时、因人而异，例如大陆在50年代中期对乾嘉学派的评论，侧重在弊端的分析，但在60年代初，又特别突出它的成就，但不久又加以否定，近来又有逐渐被肯定的趋势，从中似乎可以看出中国大陆政治社会的一些变化。” (李威熊：《乾嘉之学在学术史上之地位》，载《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4卷第1期)这一概述未必完全
干嘉汉学论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