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语言哲学思想探讨
摘要：王夫之在训诂中注重发掘儒家经典的微言大义，提出“六经之言有大义焉”。“夫道者。有事之辞”等观点。明确表明了道对辞的依存性的语言哲学观。但他决不墨守成规、固守前人之道。在“奉常以处变”的思想指导下，他将前人之常道与现实的历史结合起来，在哲学理论建设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从而使圣人之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取得了新的生命力。
关键词：王夫之；语言哲学；六经；道；辞
切身经历了王朝更迭的王夫之，通过深切的哲学反思。将民族危亡的本源归咎于宋明以来理学家的理论失误，以为是他们背经离道的学术造成了“人道不立”的局面，最终致使了明王朝的覆灭。他说：“上古以还，典礼不修而天下大乱，皆此等启之也。可无辨哉!”因此，他提倡“当以王之政典为式，诛暴禁乱。惠此小民，使之和辑。”其意在即经求治国、除暴和安民之道。以扶民族之危难。在这种思想背景下。他提出了“六经之育有大义焉”的语言哲学思想，以反对理学家的“凿空立说”。正是此种切时的思想使他与同时期的顾炎武、方以智等思想家一道。确立了“即经求道”的新哲学路向。
一、六经之言有大义焉
王夫之在训诂中注重发掘儒家经典之微言大义，他在《读通
鉴论》(卷六)中说：“六经之盲有大义焉，如天之位于上。地之位于下，不可倒而置也；有微言焉，如玉之韫于山，珠之函于渊。不可浅而获也。极之于小，而食息步趋之节，推求之而各得其安也。扩之于大，经邦制远之猷，引伸之而立其诚也。所贵乎经义者，显其所藏，达其所推，辨其所异于异端，会其所同于百王，证其所得于常人之心，而验其所能于可为之事，斯焉尚矣。”在这段对六经及其所包含的“大义”的总论中，王夫之明确地论述了如下三个方面的观点：
第一、“六经之肓有大义焉”。这种“大义”就是儒家圣贤之道。道之于六经之言，如玉石之藏于山，如宝珠之蕴于深渊。不可简单获取，必需通过对语言的深度诠释才足以发掘“六经”之大义。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言道”关系在此又以新的方式得以重现。
基于上述的思想熟悉，王夫之在训诂中看重的是古经文字所包含的“大义”，他说：“《尚书》文义多难解了。然或错综成文，而有字则必有义。”他在《春秋家说》(卷中)中说：“善治《春秋》者，先大义后徽言。求诸大义而不得，于是求之于微盲：求之大义而得矣，抑舍而求之于微盲，则大义蚀。而党人之邪说进。故大义已昭，信圣人焉足矣，党人之言勿庸也。”这即是说，研究《春秋》首先应探求其中的“大义”，然后再求之微言，如此则邪说不起：若是舍却大义而求其微盲，必致圣人之“大义”失而邪说群起。明末柬书不观、不睬时政的学风致使儒术衰微而空疏之学竞起，此即明证。
第二、六经之微盲大义，“不可浅而获也”。于六经之言明圣人之道，如于山中寻玉，于渊中取珠，何其难哉!王夫之提出读经要
“反复讽诵，文义固有可通者。”除反复诵经以会通“文义”的方式之外，王夫之还要求体道者应忘掉“成见”以显六经之道，他说：“万世不易之常经。通万变而随时得中，学者即未能至，而不恃其习成之见，知有未至之境，则可与适道，而所未至者，皆其可至者也。”不恃个人成见。乃知有未知之道。这段文字同时也说明了有“常经”但却无“常道”的道理，六经之道“与时偕变”，不可偏执。在王夫之看来，古经所涵之道是一个向后人敞开的无穷的动态进程。读者要符合现实去理解其中的“大义”，做到“随时得中”，以切实用。
王夫之从道与器的关系上提出“尽器则道在其中”的体“道”方式，他在《思问录内篇》中说：“故尽器难矣，尽器则道无不贯。尽道所以审器。知至于尽器，能至于践形，德盛矣哉!’”“尽器”以求“一贯”就是多识多学的归纳法，而“天下唯器”，故王夫之发出“尽器难矣”的感叹。他在评价程子读史时说：“程子自读史，一字不遗。见人读史。则斥为‘玩物丧志’。‘玩物丧志’者，以学识为学识，而俟一贯于改日者也。若程子之读史，则一以贯乎所学所识也。若不会向‘一以贯之’上求人处，则学识徒为玩物。前人之学，日新有得。必如以前半截学识，后半截一贯，用功在学识。而取效在一贯。”程子之所以指责学生读史为“玩物丧志”是因为学生念书“以学识为学识”。不求其中一贯之道。程子读史能将所学贯通起来。学识之所以能贯通，其中自有精神(道)在，识其精神即为念书之目的与效果，故日“用功在学识，而取效在一贯”。
第三、六经之微言大义有修德安身、经邦制远之用。于六经
王夫之语言哲学思想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