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与文学的关系
许晓悦 J12202007
梁启超说：“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这是简单的对史学的一种定义，就是把史学定义为对人类过去所发生的活动的记录或研究，很大程度上说，就是文字记录的一门学术，不是指的一种客观的历史存在，而是对历史存在的描述或研究，是一种观念形态的东西。而“文字记录的一门学术”，可以说就是文学。历史是史学与文学的共同对象与主题，文学重在表现历史真实，史学则既要再现历史事实，也要表现历史真实，事实与真实、再现与表现是厘清史学与文学关系的核心概念。清朝著名的类书《四库全书》，分为经、史、子、集四大类，以不同的标准将国学分为不同的成分，而史学和文学就是其中的两部分。二者关系千丝万缕，自古以来，“文史不分家”已成一种不成规矩的定律。
现代学者研究史学与文学的关系，主要从二者的联系和区别入手的，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不管是何史料，都有文学成分。 鲁迅先生评价《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由此看出，《史记》不仅是一部史学资料，也是一部文学作品。作为正史的《史记》犹且被认为是一部文学作品，更不用说《国语》、《春秋》了。史料被认为是文学作品，则其内容必定具有文学色彩，这说明作者在作史之时为追求文学有意无意的会加入自己观点，加入一些虚无的东西更加突出重点，为突出正面人物而贬低反面人物，司马迁在《史记》中写刘邦时写到了离奇的出生及神话般的斩白蛇起义故事，其一些传说被记入史料只能看作是文学。张良遇黄石公授予兵法，也就更极致的表现张良的形象特点。在传述一个人物时作者也会写进去一些个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史记》尚且如此，则春秋只能按经去读了，孔子在其中加入的个人观点也未免太多了。国语也未尝不是一部优秀的散文集呢。
2.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就必然是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历史运动的生动的形象的再现，就必然包含着宝贵的历史认识成分，能够为人们理解该时期的社会生活历史风貌提供有益的历史启示。
文学是认识生活的一种特殊形式,即通过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来反映作家对某一时期社会生活的认识和判断。所谓典型环境，就是一定时代的历史的具体环境——由在该时代的生产方式制约下的社会关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等相互交织而成。所谓典型人物，是说作家塑造的人物形象应有高度的概括性，他能代表同一历史时代（即典型环境中）的同一类型的许多人。这样，文学作品所提供给人们的，就是由各种人物的生存方式、生活状况、心理状态和思想感情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交织而成的某一历史时代的特殊的生活画面，是给人们描述了一部关于某一特定时代的形象的历史，从而达到它帮助人们认识生活之崇高目的。
3.好的文学作品里面都包含有“历史”，这是史学工作者要加以注意的。 我们可以从历史时期的文学作品中获得一种强烈的历史感，加深对历史时期、历史现象的理解。我们有时读了大量的历史著作，知道了许多历史事实，但
仍不能摆脱时代的隔膜感。历史著作的特点，往往使我们看不到古代人的生活细节，看不到古人的吃饭、睡觉、言谈、举止，要培养起真实的历史感十分困难。但缺乏历史感，就无法达到对历史现象的准确把握。而“文学到底是要为认识生活这个事业服务的，它是时代的生活和情绪的历史”，正好可以弥补史书的缺憾。在古代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古人的生活方式、社会联系、待人接物、音容笑貌、步履衣着，使我们对古代历史的认识一下子生动起来，从而大大缩短与历史的距离，感受到历史时期的时代脉搏和气息。毛泽东说，“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也就是说，人们可以很简单的从文学作品中学到历史知识，文学所发挥的认识历史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
4.古代文学中优秀的艺术典型，比之历史记载中那些孤立的历史事实，更具有历史的真实性，更能说明历史、证明历史。
一件历史事实，它是真实的，然而是个别，是具体，在能否反映一般，反映历史的本质方面，是需要认真分析的。而文学作品中的典型，是无数同类事实集中起来的精粹，它代表着一般，它比起同类现象中的任何一个具体更能说明此类现象的历史真实。譬如要认识辛亥革命后中国农民的历史面貌，考察辛亥革命对中国广大农村影响之微弱，从鲁迅笔下的祥林嫂、闰土，阿Q、七斤等人身上，我们会得到比之任何历史记载甚至详尽无比的历史统计资料都更深刻的多得形象，更加具体鲜明，更能反映社会生活的演变，他们所代表的辛亥革命后农民思想的真实程度，是一般的历史记载所难以达到的。
5.文学作品中包含有大量可以补证史实的历史资料。
这一点已为历代史学家所重视。近代学者陈寅恪利用诗文证史，用功最勤，成就也最多。他的《秦妇吟校笺》、《元白诗笺证稿》、《桃花源记旁证》、《读莺莺传》等都是有影响的著作。陈寅恪的研究成果，提供了以诗文证史的历史研究的成功经验。果实如此，以文学作品中的材料来证史补史，是治史的一条路径。比如可以举个例子，研究西周到春秋的历史离不开《诗经》三百篇，研究楚史不能离开《楚辞》，研究三国史不能离开《三国志》，就是研究史料典籍汗牛充栋的较近的古代史，，譬如明代的历史，也不能不注重当时的文学作品。无论是研究明代的资本主义萌芽，还是研究明代人们的思想观念、风俗礼仪的历史变化，不论是研究明代城乡的经济状况，还是研究明代市民阶层的政治面貌，都可以在当时的小说集“三言”、“二拍”中找到大量的旁证。
6.史学是史学，文学是文学。史学必须以史实为依据，文学可以虚构想象。 史学与文学的这些区别属于常识，没人表示疑义。然而，自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兴起之后，史学与文学的异同却引发诸多讨论。一些主张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的学者认为，历史叙事也是虚构。这就让史学与文学的界线变得模糊了。真实是文学的灵魂，真实也是史学的生命。然而，它们所追求的真实性是存在差异的。读文学作品和读史书最不同的感受在于，阅读文学作品时大多是一种行云流水的畅快淋漓之感，眼睛从书中字里行间扫过，极富画面感的文字成像在脑海中，尤其是小说之类的文学作品，埋头酣畅读过之后不禁大呼过瘾。而读史书时，则需要潜心静气，经过大脑不断思考加工，钩沉史实，然后在合上书本时，顿觉历史沉重之感，心头隐隐发烫。这之间的差别与文学和史学的在真实性方面的差异有关。文学与史学的真实性之所以不同，是因为文学作品很大程度上是以当时作者内心的道德是非标准为依据。而这个标准会受到当时的客观条件和社会状况的影响。比如老师在课上所讲到的：对于曹操这个历史人物，当时的百姓们或是受到
了正统论的影响,或是由于《三国演义》丑化曹操而对他产生普遍恶感，因此“文艺作品”蕴涵了让诸葛亮起死回生以及使司马氏遭“恶报”的心理预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道德是非标准也不一样，每个人对此的解读也不同，因而文学的呈现形式也不一样。然而，史学是以“求真实”为最终也是唯一的目的，因此，叙述是否真实就成为了关键。著史之人需要秉笔直书，避免外界以及自己内心对于真实的介入，即便是想要加入自己的看法，也必须是建立在真实叙述历史的基础上。这时候，自我观念的带入致使对史实的篡改就成为了败坏历史的一个要害。钱大昕所指出的：“既济唐臣，恶周之厕唐而为中宗讳，尚为有说；后儒遂以为《春秋》之例如此，是诬经也。”便是对著史之人脱离了真实的尖锐批判。
7.从写作看，史学与文学遵循的逻辑明显不同。 与史学不同，文学写作是从“一般”到“特殊”。即写作者先有一个普遍模式、一般观念，如某种善恶观念，爱情观念、人与自然观念等等，然后再随机地赋予一定文学形式，如诗歌、小说、戏剧等。它遵循的是从“一般”到“特殊”的逻辑。对文学写作而言，难点并不在于形成某种观念，因为一般人都可能随机产生某种观念，而在于为这种观念找到一种独特的形式，这就是文学的创造性问题。
从文本看，二者的对象有所不同。
即史学描述个别事件，文学描述一般事件。史学面向“己经发生的事”，“已经发生的事”不能不是真实的“个别事件”，尽管事件的意义可以是多重的、甚至是变化的，但事件本身却不能虚构，所得出的蕴涵也受制于事件的制约。 文学，因为它属于艺术，具有各类艺术所共有的本质:象征。例如，《史记》描述的是个别事件，其中的每一篇文本都有很强的艺术性，因此鲁迅赞之曰“无韵之《离骚》”。但从异质性看，《离骚》是文学，《史记》的“无韵”之说，道出了《史记》的弱文学性。金圣叹在比较了《史记》与《水浒》后说:《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这一表述，正是从创作的角度对历史和文学所作的区分。
因此，史学与文学的差别是客观存在的，借用钱钟书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史学与文学“不尽同而可相通”。差别的存在体现出它们各有不同的学科规范。英国当代历史哲学家沃尔什也坚持历史学的独特性和自身的规范，他在《历史哲学导论》中写道:“我们应该把历史学想象为一种特殊的游戏，如果我们要想好好的玩它，我们就必须按规则来玩。……真正的与假的相反历史学家是会承认某些客观规则的(尊重证据就是一个例子)，那是他进行论证所必须遵守的，而且他就可以由于坚持这些规则而被人所识别。
自己的观点：
笔者通过阅读学者们关于史学与文学的关系的比较，得知，二者还是相互融会贯通，有机结合的。在很多方面，文学反映史学的逻辑性，史学包含文学的艺术性。在文学作品中可以学到很多严谨史料中得不到的宝贵细节，而前文也已述，大多史料也是文学作品的化身。
小说《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以三国历史为背景,加入自己的刻画,绘制的一些虚无故事创作了亘古经典,现代学者认为《三国演义》中只有三成的真实成分,更多为虚构,文学作品的影响力是远大于史学资料的,因为文学作品更贴近人们的生活,没有史料的枯燥。当然，即使史料中夹杂了文学还是没有文学作品丰富的色彩，读起来很是单调。《三国志》和《三国演义》同写三国故事，《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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