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浅析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的问题
作者：翟立斌
来源：《青年时代》2016年第19期
摘要：新刑诉的出台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纳入法典，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制度确立起来，但相关配套规则没有细化，在司法实践上的执行力也丞待落实，存在许多不足。本文将从立法与司法的多个角度出发浅析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现今存在的些许问题。 关键词：非法证据；毒树之果；法益保护；人权保障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通常指在刑法方面，若证据是以非法手段取得的，将不得作为使被告不利的依据被采用。其作为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保障司法公平公正的重要一环是世界法律体系完善的必然选择。英美法系的美国最初出台了非法证据排出的相关法条。早期美国尊崇毒树之果理论，维护绝对的程序公正将产生于非法手段获得任何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言辞证据和实物证据不经过法官裁量全部予以排除，从结果看该规则的适用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断案定罪的难度，间接导致了80年代的大范围犯罪浪潮。美国对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经历的曲折为世界司法做出了启示，非法证据排除需保持程序正义，人权保障和实体正义的平衡。
在法源上，我国早在1988年即加入联合国《反酷刑公约》开启了对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关注与尝试，宪法也在保证人权、人生自由不受侵犯等方面确立了法律渊源。但直到1999年最高院给出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61条关于非法证据的规定，明确列出刑讯逼供或其他非法方式得来的言辞证据“不得作为定案依据”与同期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也明确指定上诉非法言辞证据“不得采用以指控犯罪”为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的适用做出了明确法律依据。其后，相关司法部门连续颁布了若干详尽规定对非法证据排除做了进一步完善与补充但都没有作为一项制度被确立起来。2012年刑法修正案的颁布，将非法证据排除写进新刑法，这标志着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确立，此后非法证据排除得到司法界的广泛适用。 从立法上不难看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确立的时间尚短，该理论研究的根基也较浅，这也造成了司法实践中，难免出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不当的问题。例如引发司法界广泛讨论的余祥林案与赵作海案表明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制度虽然确立了，但没有形成一套自上而下的规范有效实施体系，部分司法执法人员甚至一切以实体证据为上，没有形成正确的非法证据排除意识。下面本文将就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的现状中存在的些许问题做一些浅论。 一、立法过于原则化
作为一个法律规则，尤其是刑法规则，需要有法益保护的目标，有制裁违法的后果和承受后果的对象，才能为司法者良好的适用。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后果太过宽泛与敷衍，大多数情况下只是将非法得来的证据否定，没有对非法手段的施与者做有关制裁，导致许多司法者不能正确意识到程序正义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重大意义。法律规范对非法的手段描述也不甚详
浅析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