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可尝试区分这两种客体。客体的哲学意义在于，其必须是人类主观活动所塑造的对象，是一被动的事物。就被孤立的个人而言，在个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中，物是被改造的对象，因而是客体。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其前提是将此关系局限于主观能动性的个人与客观的物质实体的关系。但就社会群体而言，社会群体用法律关系去塑造的对象显然不再是个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关系，即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因为个人与物之间的改造关系犯不着用法律关系来规划，那么这种客观存在的社会关系便是法律关系改造的客体，但是如果我们直接把客观社会关系直接称为客体也不恰当，因为在法律制度保障以前，社会关系并没有一固定的结构，只是表现为人们的一系列的行为，法律关系正是对人们客观行为方式的塑造。如证券活动通过法律调整才产生了证券法律关系，合同行为通过法律调整才产生了合同法律关系，其他各种法律关系均是基于类似情形产生。简言之，法律关系便是对人们客观社会实践行为的调整，脱离了客观性的社会实践活动这一前提，法律关系便是空中楼阁。如马克思指出：\我只是由于表现自己，只是由于踏入现实的领域，我才进入受立法者支配的范围，对于法律来说，除了我的行为以外，我是根本不存在的，我根本不是法律的对象。我的行为就是我同法律打交道的唯一领域。因为行为就是我为之要求生存权利、要求现实权利的唯一东西，而且因此我才受到现行法的支配。\马克思这一精辟论述实际上揭示了法律关系客体的实质。一个独立个体如果不通过行为与他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那么法律对其也无法调整，正如荒岛的鲁滨逊，尽管
他拥有物质财富，但并不能形成法律关系。人类社会中个体占有实体物这一事实并不能说明物是法律关系客体，而是个人的占有行为才是法律规制的对象，只是物在此情形下成为人们社会关系的一个中介，个人对物的占有仍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他人利益，因而占有关系仍是一种纯粹的社会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把法律关系的客体理解为行为，并不能得出法律关系客体是法律行为的结论。因为法律行为是在法律对客观的行为关系进行调整以后的产物，同时法律行为是国家的意志的体现，因此通过法律行为而形成的关系其自身便是一思想意志关系，法律行为自身自然也就不能成为客体。
传统理论的第二个误区是将标的与客体两个概念予以混淆。标的指的是法律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或法律行为所指向的对象。我国目前通行的观点实际上将客体与标的两者予以等同，因而在不同的法律关系中，客体和标的分别表现为物、行为和智力成果等。我们认为标的这一概念的语境只是相对于法律关系主体而言，是法律关系主体所欲达到的目标。法律关系本身是不存在标的的，因为其目的是调整人们之间行为关系，是维持一种社会秩序，并不针对特定人、特定场合，因而本身并不具有特定的目的。在此基础上，标的只能是特定当事人的行为目标。因此，客体是相对法律关系而使用，标的则是相对于法律行为而使用。在不同场合中，客体和标的具有不同意义。物、智力成果等实际上是主体行为的客体，行为才是法律关系的客体，对此有的学者称之\权利关系的双重客体结构。\
（二）无形财产的独立法律地位解释
自罗马法至近代法国民法典无形财产一直居于\无形物\的地位。《德国民法典》虽把物限于有形物，但是《德国民事诉讼法》第264条仍规定，该条所说的物，包括有形物、无形物甚至包括权利，因此德国诉讼法上的物仍是广义的物。《日本民法典》第86条也规定无记名债权为动产。《瑞士民法典》第655条规定：\土地包括不动产登记簿上已登记的独立且持续的权利。\因此，无形财产在大陆法系各国成为\物\已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值得注意的是，各国不但把有形物划分为动产和不动产，而且把无形财产也划分为动产和不动产。关于无形财产的交易，法律一般也比照动产的交易规则，并不另行规定。显然，无形财产既缺乏自己的独立法律地位，也缺乏自身的理论体系和法律规则。
将无形财产置于物的地位已受到学者的强烈批评。法国学者佛鲁尔(J.Flour)和罗倍尔（J.Aubert）指出：\物和权利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将之放在同一范畴里进行论述是毫无道理的。从逻辑上看，不应将物视为财产，因为具有经济价值的是物所包含的’财富’而非物自身，物仅仅是权利的标的。无任何人享有权利的物根本就不是财产。\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切财产都是无形的，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在表述物成为财产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表述\物的所有权\是一种财产。美国经济学家康芒斯（Commons）也认为：\从约翰·洛克到今天的正统派这些经济学家主张了两种矛盾的财富的定义：既说财产是物，又
说是物的所有权。\
英国学者萨尔蒙德（Salmond）在论述所有权与无形财产的关系时认为，如果所有权是一个人拥有权利的象征，那么在任何情况下所有人拥有的全是权利，所有权自身也只能是无形财产权。[21];因此，将无形财产作为所有权的客体时，所有权实际上已不具原来的意义，而是一种\拥有\或\享有\，拥有无形财产同拥有所有权一样自然。另一英国学者丹尼斯(Dennis)分析更为中肯，他认为：\如果无形财产也成为所有权的客体，那么势必把物的所有人形容为’所有权的所有人’。\无形财产作为一种独立的权利，与所有权具有相同的性质和地位。当人为地将其作为所有权客体，此时所有权不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对物的自由支配权。享有物的所有权和享有某种权利属于同一层次的表述，无形财产与所有权本都是权利人拥有的权利利益，而物与所有权不分的思维习惯是导致将无形财产与物并列而论的主要原因。 依照上述逻辑分析，我们可以对传统大陆法学中一些表述进行整理和解释。如罗马法里债权作为无形物成为所有权的标的时，其表述应是：\主体享有债权的所有权\，我们现在便可直接表述为\主体享有债权\，两种表述毫无二致。同样，\土地使用权的所有权\也可直接表述为\土地使用权\。值得注意的是，传统理论认为，土地买卖合同的标的是土地，而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标的则是土地使用权。这显然也是不妥当的。在土地买卖过程中转让的不仅是物，严格讲来应是转移土地的所有权，未附加权利的单纯物的移交是毫无意义的，如果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标的是土地使用权，那么依此类推，土地买卖
合同的标的应是土地所有权，而不应是土地了。同样，传统理论对于权利质权颇为迷惘，认为与动产质不同，动产质的标的是动产，权利质权的标的是权利。实际上动产质中，质押的对象应理解为动产的所有权，在债务人未能依法清偿债务时，债权人取得的是动产的所有权，而在相同情形下，权利质押中债权人取得的是出质的权利，两者具有类似的意义。因此，权利质押与动产质押并没有本质的不同，以致在理论上无法解释。上述分析充分说明物仅仅是权利产生和依赖的一种客观形式，权利并不仅仅依赖有形物而产生，而是一种法定利益，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如果以物和所有权的思维习惯去涵盖其他无形财产，则必然会产生理论上的困境。民事关系中所有的财产流转均表现为权利的让渡，只要法律界定了权利的归属，便只能从权利归属和流转的角度去分析和理解无形财产，不必再囿于物和所有权的框架。
无形财产的理论和立法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