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江苏“三个口袋”协同增长
作者：李芸 战炤磊
来源：《群众·下半月版》2017年第09期
省第十三次党代会将居民收入、企业利润与财政收入形象地比喻为“三个口袋”，并且明确提出要“‘三个口袋’更加充实”的发展目标。强调“三个口袋”更加充实，不仅着眼于经济发展的速度，继续做大经济总量的规模，更着眼于经济发展的质量，要能给社会带来实实在在尽可能多的收入。居民收入优先增长是目标归属，企业利润稳定增长是动力引擎，财政收入适度增长是润滑剂和调节器。只有三者在良性互动的轨道上协同增长，才能逐步接近社会财富持续稳定增长的均衡格局。
江苏“三个口袋”的发展态势
总体呈现明显的增长态势。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江苏“三个口袋”也日趋充实，居民收入、企业利润、财政收入的绝对水平均稳步提高。2016年，江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070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121.2亿元，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10525.8亿元，这三项指标绝对值分别是2000年的5.56倍、18.12倍、28.45倍，2010年的1.83倍、1.99倍、1.76倍。
增速总体趋于放缓，且结构性分化明显。居民收入2002年～2013年一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2014年之后增速调低到个位数，2016年为8.6%；企业利润除了个别出现重大危机的年份，本世纪的前十年增速基本都在30%～50%左右，2014年以来增速降到个位数，2016年勉强恢复到10%；财政收入2003年～2011年基本保持20%以上的增速，2012年～2015年回落至10%以上，2016年同口径增速仅为5%，这主要是税制结构调整和大规模减税的结果。同时，从“三个口袋”增速与GDP增速的对比关系来看，居民收入增速长期低于GDP增速，直到2012年居民收入才勉强超过GDP增速；企业利润对经济增速波动的反应比较敏感，虽然多数年份增速快于GDP增速，但也有不少年份增速低于GDP增速；财政收入增速则长期高于GDP增速，直到2016年才首次低于GDP增速。
劳动者报酬所占份额总体呈波动下降的态势。从“三个口袋”占GDP的比重来看，劳动者报酬占比总体上呈波动下降的态势，从1990年的49%下降到2007年的37.2%，之后又恢复到40%以上，2015年为44.4%。虽然有学者认为我国劳动者报酬的统计数据存在低估问题，但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偏低也是不争的事实，美国、英国、日本、法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均在50%以上。与劳动者报酬比重波动下降相对应的是，生产税净额和营业盈余所占比重波动上升，前者从1991年的11.5%上升到2007年的16.6%，后者从1990年的24.2%上升到2007年的32.5%，但2008年之后两者的比重均呈明显的下降趋势，2015年分别为13.1%和29.8%。
江苏与浙江的比较分析
江苏居民收入偏低且结构不合理。2016年，江苏地区生产总值是浙江的1.64倍，但浙江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却是江苏的1.20倍。从收入来源结构来看，虽然两省工资性收入占比均超过50%，但是江苏工资性收入占比高于浙江0.56个百分点。同时，江苏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占比分别比浙江低2.37和2.18个百分点，浙江居民人均经营性收入和财產性收入分别是江苏的1.39倍和1.51倍，这也是江苏居民收入远低于浙江的重要原因。
江苏劳动回报率偏低而资本回报率偏高。从按收入法计算的地区生产总值构成来看，2015年江苏劳动者报酬占比为44.45%，比浙江低3.52个百分点，而营业盈余占比为29.79%，比浙江高4.96个百分点。这说明，江苏掌握劳动力供给的居民在财富分配中的相对地位偏低，而掌握資本供给的企业地位偏高。分析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数据也可以发现，江苏的资本回报率偏高，而劳动回报率偏低。2015年，两省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基本相当，浙江比江苏高472元，但是资产利润率却相差很大，分别为5.76%和9.05%。这意味着，在浙江，当企业每万元资本可以获得576元回报时，职工可以获得66668元回报，而在江苏，职工获得66196元回报时，企业每万元资本却可以获得905元回报。
江苏财政对居民收入的带动效率有待提升。江苏财政收入总量规模较大，有较强的实力增加居民的转移性收入。2016年，江苏财政一般预算收入是浙江的1.53倍，当年人均转移性收入5802元，所占比重高达18.09%，是居民收入的第二大来源，比浙江高4.09个百分点。但如此大规模的财政转移支付也无法填平在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上的巨大落差，这说明财政增长对于居民收入增长的带动作用仍有待提升。 充实“三个口袋”的对策
居民收入：以“创业富民”为主线，提升水平与优化结构并举，形成以工资性收入为主渠道，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为重要补充的多元增长格局。一是根据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确立的“聚焦富民”的战略思路，因地制宜地探索多种富民路径，包括产业富民、创业富民、服务富民、保障富民、文化富民、生态富民、健康富民等。二是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构建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的联动机制。三是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劳动生产率，完善劳动力市场和工资谈判机制，不断提高工资性收入。四是顺应“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潮流，完善鼓励创新、创业的政策体系，提高创新、创业的积极性与成功率，提高广大居民的经营性收入。五是扩大人力资本和知识产权作价入股的范围和比例，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拓宽产业投资渠道，提高广大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六是推进农村集体资产确权到户和股份合作制改革，探索农民土地产权的证券化，使农民的土地权能够在货币形态上得以实现，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七是维护物价和房价稳定，保障生活必需品的安全供给，完善医疗卫生和教育等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居民的实际可支配收入。
企业利润：以“创新转型”为主线，依靠创新提高利润空间和盈利能力。一是着力推动从“制造”向“创造”转型，加快从依靠粗放经营、数量扩张向依靠集约经营、结构优化、科技创新的转变，形成高附加值产业链。同时，积极支持企业发展网上虚拟经营，以文创产业、电子商务、服务外包等新经济为载体，推动商业模式创新。二是顺应经济服务化的趋势，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在加快市场规模扩张的同时，通过人才支持创业，如吸收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对优秀人才进行重点扶持创业、提供劳动力职业培训等，依靠人力资本优势、专业优势、品牌优势提升企业利润空间。三是扶持中小企业与培养大型龙头企业，利用外资及金融支持创业，如银行提供小额信贷、政府设立创业投资基金等，形成大中小企业有机配合的现代企业体系，从而提升企业利润。四是通过信息支持创业，建立各种信息交流的平台，缓解市场信息的不对称，努力让收入水平整体稳步增长的过程变成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缩小收入差距的过程。 财政收入：以“效率改善”为主线，增收与增效并举，合理确定收支水平与结构，提升财政的实际可支配收入。一是继续深化税收体制改革，完善税收政策环境，严格税收执法，提升征收效率，提高税收收入规模。二是合理确定税率水平和相关税收优惠政策，降低经济主体的税负水平，依靠扩大税基实现税收的良性稳定增长。三是合理确定财政支出水平，保持对市场的适度干预，探索多元化的公共服务供给渠道，倡导PPP等项目融资方式，保障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有效供给。四是做好国有资产经营收益预算征缴工作，逐步提高上缴比例，弥补减税带来的财政压力。五是完善各类财政补贴政策，综合运用拨款、补贴、基金等方式，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加强对财政资金运行绩效的考核，切实提升财政资金的政策导向作用，以效率改善间接提升财政的实际可支配收入。
（作者分别系江海学刊杂志社副主编、研究员，江海学刊杂志社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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