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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在应对气候变化合作中的分歧及其解决途径
作者：曹文山
来源：《鄱阳湖学刊》2011年第06期
[摘 要]中国和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两个温室气体排放国。中美两国应对气候变化合作的历史由来已久，但合作内容空泛而没有深度。在应对气候变化合作的问题上，中美两国存在着客观的分歧。首先，两国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致使双方合作目标不明确。其次，美国对华政策的偏见导致双方战略互信不足，实质性的技术合作进展缓慢。再次，两国对气候条约的理解存在着差异。最后，两国对各自的减排量难以达成共识。以上原因导致中美两国难以进行具有实质性内容的气候合作。中美两国只有摒弃偏见、增强战略互信、树立全面的合作观念和健全合作机制，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才能走向深入。 [关键词]气候变化；环境政治；国际关系
[中图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1）06-0067-05
[作者简介]曹文山（1988—），男，江西瑞昌人，云南民族大学哲学与政治学学院国际政治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环境与国际关系研究。（云南昆明 650500）
Title: On Differences and Solution in Cooperation of China and America to Solve the Question of Climate Changing Author: Cao Wenshan
Abstract: China and America are two big countries which release greenhouse gas mostly in this world. There is a long history for them to cooperate to solve this problem. However, they are objectively different. Firstly, China and America lie in different developing step so that their cooperation goal is not clear. Secondly, the United States has a prejudice against China and they cannot believe each other. That’s why two countries cannot succeed in cooperate in technology.
Thirdly, China and America understand the climate treaty differently. Finally, they cannot agree with their quantity of reducing and releasing each other. In order to make a thorough and effective
cooperation, China and America must abandon prejudice, strengthen mutual understanding, establish total cooperation ideas, and improve cooperation system.
Key words: climate change; environment politics; international re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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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极端气候事件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给人类带来极其严重的灾害。极端气候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全球气温上升，而大气中温室气体的大量增加是全球气温上升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首要问题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针对此问题，国际社会展开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合作。1972年联合国首次环境大会的召开，标志着气候问题不再仅仅是环境问题、技术问题或经济问题，而已经演变成了一个国际政治问题，其实质就是各个国家或地区在有限的排放空间里通过博弈使自身能够得到最大的排放权的过程。
中国和美国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两个温室气体排放国，在减排问题上均面临着巨大的国际压力。中美两国的国际地位决定着两国的气候变化合作具有重大影响，它能推动全球范围内应对气候变化的整体合作。然而，由于中美两国在该问题上存在着巨大的分歧，这使得两国的合作内容显得极其空泛。
一、存在的分歧
首先，中美两国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致使双方合作目标不明确。当前，中美就气候变化问题已经签订了许多相关的双边或多边协议，然而有关此方面的合作却是零零碎碎地分散在各个附属于两国整体的经济和贸易协定当中。中美之间缺乏专门的合作协议，换言之，中美之间的合作缺乏一个清晰的合作框架。近些年来，随着中国在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上的态度越来越清晰，中美之间的合作步伐也开始加快。当前，气候合作已经作为一个独立的议题上升至中美之间的合作与对话中。因此，如何确保这一合作朝着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的方向发展，这是两国政府不得不冷静思考的问题。也就是说，在中美两国气候与能源的合作中设立一个中期或长期的合作目标，是确保中美进行健康、稳定的气候合作的基本前提。另外，尽管中美气候合作已形成了通过政府间组织、官民一体化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等渠道展开的多边或双边合作，但与两国的经贸关系相比较而言，无论是在合作力度和规模上都有待进一步提高，并且潜力巨大。与此同时，“中美两国业已建立的清洁能源合作之间缺乏足够的信息沟通和相互协调，这必然会影响双方之间的合作成效。”①此外，在中美共同参与的多边合作中，像“亚太清洁发展和气候伙伴计划”、“国际甲烷合作计划”等多半是由美国发展起来的，在实际运行中并没有产生实质性的成果。因此，“中美气候合作采取的多边机制只是美国在政治上的做秀而已”②，其实质效果不明显。由此可见，中美气候合作需建立新的合作机制，同时开拓新的合作渠道，进行具有实质意义的合作，如此中美之间的合作才能健康、稳定地发展。
其次，美国对华政策的偏见导致双方战略互信不足，实质性的技术合作进展缓慢。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中美意识形态的差异，中美之间一直缺乏战略互信。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的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综合国力日益增强，中美之间缺乏战略互信的程度逐渐加深。
一方面，中美意识形态的差异，使得美国在对华政策上有偏见。在气候变化合作领域上，美国一直把中国排除在官方发展援助的名单之外。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官方发展援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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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气候合作的重要途径之一，“而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唯一没有向中国提供官方发展援助的发达国家，与日本和欧盟等形成了强烈的对比”。③这就使得中美气候合作先天畸形，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
另一方面，中国的快速发展影响了美国称霸全球的战略，美国视中国为竞争对手。 其一，中国不断提高的能源需求，让美国大为担忧，认为中国正在挑战美国的全球能源控制权，因此炮制所谓的“中国能源威胁论”，严重地破坏了中美合作的基础，使得中美互不信任的程度有所加深。
其二，美国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在中美和平利用核能技术合作上一直踌躇不前。据统计，“中国的核电目前仅占总电力1.12%左右，而发达国家的比例是中国的几十倍。法国达到了80%，日本、德国、芬兰基本达到了30%”。①在中国，核电发展的空间巨大。中美之间关于和平利用核能的谈判早在1985年就开始了，可是直到1997年江泽民主席访美时才达成了一致意见。随后，中美先后于2003年9月和2004年12月分别签订了《中美核技术转让政府担保的意见声明》和《关于在和平利用核能、核不扩散和反恐领域的合作的意向性声明》，但这两个文件也只是为中美两国和平利用核能提供了基本的框架，并没有涉及具体的技术合作。唯一具有实质性合作的事件是2003年美国西屋公司在中国第三代核技术招标会上中标，自此中美之间关于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开始有所好转。国际社会上，国家实力的竞争首先是经济实力的竞争。美国对华的政治偏见以及中国国际地位的日渐提高，使美国难以与中国在该领域展开全面而有实质性的合作。对于美国而言，与中国展开全面的合作无异于培养自己的竞争对手。
其三，中美对气候条约的理解存在着差异，对各自的减排义务有分歧。中美对有关气候条约的理解有很大出入，最主要的体现是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理解。“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1992年6月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各国政府签订的《联合国应对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确定的，其含义是：由于地球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相互依存性和导致全球环境退化的各种不同因素，各国对保护全球环境负有共同的但又有区别的责任。也就是说，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问题上，“国际社会应当根据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历史责任、当前人均排放等的差异，有区别地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②美国作为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同时又是温室气体排放大国，无论是从资金、技术还是责任上都应率先示范。发展中国家由于其历史排放少、人均排放低且资金和技术均不到位，因此应对气候变化的首要目标是确保实施可持续发展。由此可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对发展中国家的保护，体现了国际环境合作的公平与正义。但美国认为，《京都议定书》免除了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的义务，将会抵消发达国家减排温室气体的实际效果，对于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是不公平的，因此极力反对只有发达国家减排的模式，主张“全球减排”。2007年5月，小布什总统推出美国气候变化新战略，其特点是“后京都时代”的国际气候机制必须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纳入其中，实现“全球减排”。同年9月，在世界主要经济体能源与气候变化国际会议上，小布什重申了这一观点。奥巴马上台后，延续了这一立场。2009年5月，美国提交给联合国的首份气候变化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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