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内涵和走向

中国哲学内涵和走向

中国哲学与哲学

谈到中国哲学，首先涉及“中国哲学”和“哲学”之间的关系。当我们以“哲学”这一概念去规定“中国哲学”时，事实上已经把后者归入“哲学”这一大的家族。作为哲学的一种形态，中国哲学包含着哲学之为哲学的普遍品格。从其最本源的意义看，哲学(Philosophy)表现为对智慧的追求，中国哲学在内在的层面同样也体现了哲学的这一规定，当然，在近代以前，中国哲学没有用Philosophy这样的概念来指称我们现在称为“哲学”的对象;但是从实质的方面来说，中国哲学一开始便表现出与广义哲学一致的理论关切。众所周知，从先秦开始，中国哲学便以“性与天道”为总体上的指向。从实质内涵来看，“性与天道”的追问与智慧的追求具有相通性，两者都不限于特定的、经验性的视域，而是趋向于跨越经验的界限，从总体上去理解这个世界。可以看到，就本源的意义而言，中国哲学包含着哲学之为哲学的普遍性品格。

中国哲学所包含的普遍性品格，同时又通过独特的范畴、观念、概念表现出来。就“命”或“天命”这一中国哲学的重要概念而言，一方面，它呈现为具有神秘形态的必然趋向，另一方面，它又与人的偶然遭遇联系在一起：荀子便以“节遇之谓命”来界定“命”。同时“命”又与人的努力、人的作用相对而言，表现为外在于人的必然力量。从先秦开始，中国哲学即形成了“力”“命”之辩，后者所涉及的便是人的力量和外在天命之间的关系，在墨家、儒家那里都不难看到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力”“命”之辩在理论上所指向的，是人的自由和外在必然的关系，从哲学的视域看，其中包含“必然”“偶然”“自由”等哲学范畴。这些范畴无疑都包含普遍的哲学内涵，但这些普遍的哲学内涵如上所述又是通过

“力”“命”等概念表现出来的，后者体现了中国哲学的独特性。在解释中国哲学中“命”这一概念时，如果完全忽略它所包含的普遍性内涵，那么这一概念就会显得玄之又玄、不可捉摸。但另一方

面，以“命”这个独特的概念去表述普遍意义上的“必然”“偶然”等范畴，同时又体现出中国哲学的独特品格：在其他哲学系统中，很少可以看到同一概念兼含“必然”“偶然”等意义，如果完全还原为通常所说的“必然”或“偶然”等范畴，则这一概念所表达的中国哲学的独特意蕴也就失去了。这一事实从一个方面具体地表明，中国哲学既有中国哲学之为哲学的普遍性品格，也包含着其独特的形态。

与中国哲学的如上形态相关联，对待中国哲学的态度关乎认同和承认两个层面。“认同”意味着肯定中国哲学与普遍形态的哲学之间的关联性和相通性，即确认中国哲学是哲学这个大家族中的一员，而非将其完全隔绝于哲学领域之外。“承认”则是对中国哲学之为中国哲学的独特品格和形态的肯定。从认同和承认这两个角度去理解中国哲学，在一定意义上同时体现了对中国文化和思想的自信：如果不认同中国哲学是哲学，把中国哲学隔绝在哲学这个大家族之外，那么，这在逻辑上就意味着中国传统思想尚未达到哲学思维的层面，这显然是缺乏自信的表现。同样，完全否定中国哲学的独特品格，则意味着未能承认中国哲学自身的独特魅力，这也是自信阙如的表现。

既成性与生成性

与普遍性的品格和独特形态相联系的，是中国哲学所内含的既成性和生成性的统一。所谓“既成性”，主要涉及中国哲学在历史上已取得或已经完成的形态，今天经常讨论的先秦哲学、两汉哲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等等，都呈现为在历史上的既成形态。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哲学又具有生成性，即它不是一开始就已经存在的形态，而是在历史过程中经历了不断生成、发展、演化、丰富的过程。历史中的哲学思想在成为特定的历史形态之前，首先是一种创造性的哲学理论，是一定时代的哲学家通过创造性的思考建构起来的理论系统，这一点也与中国哲学所具有的普遍的哲学品格相呼应。先秦的儒家、道家、墨家等的代表性人物的思想系统现在固然被视为历史对象，但这些思想系统最初乃是作为理论形态而呈现，这样的理论生成在整个历史过程中没有中断过：在前面提到的两汉哲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中，中国哲学都

以新的理论形态出现，尽管这种建构通常通过解释以往哲学的方式展示出来，但这并不妨碍其中包含创造性的思想。哲学历史本身是哲学理论的一种延续，而哲学理论又以哲学历史的发展作为前提，这两者在历史上总是相融、交织在一起。对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而言，哲学理论和哲学历史总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不断生成的哲学理论在哲学历史长河中逐渐凝结为既成的形态，这在广义上表现为哲学的史和思之间的相互作用;与之相应，既成性和生成性之间的相关性，也可以看作是哲学的史和思两者之间的互动。

以中国哲学的以上品格为背景，对中国哲学的理解也需要有两种视野，即哲学家的视野和历史学家的视野。广而言之，在哲学研究中，历史视野和哲学视野都不可或缺。作为对象的中国哲学本身首先是理论，是历史过程中不断生成的创造性思想系统;与之相联系，如果研究者缺乏一定的理论视野，那么，对哲学系统内在理论意义的理解就会受到限制。同时，中国哲学又是呈现于历史过程中的既成形态，对其理解相应地也需要历史的视野。传统的中国思想史有“六经注我”和“我注六经”两种进路，从现实的研究过程看，在考察以往思想学术之时，这两种进路并非截然分离，而是相互联系的。两者的这种相关性，与前面提到的哲学家的方式和历史学家的方式之间的互动，在实质上彼此呼应。

如前所述，中国哲学本身具有生成性，这种生成过程在今天并没有中断，而是依然在延续。这一事实表明：不能仅仅将中国哲学史作为一种既成的形态来对待，而是应同时关注中国哲学在今天的生成和延续，具体表现为中国哲学的当代建构。中国哲学的这一建构过程，始终包含着史和思、既成性和生成性之间的互动和交融。 历史地看，不管哪个时代的哲学家，其建构自身哲学系统的过程总是交织着上述既成性和生成性、史和思之间的互动。就朱熹的哲学而言，其最有代表性的哲学著作是《四书章句集注》，这是他以毕生精力完成的著作。一方面，如书名本身所显示的那样，《四书章句集注》是对以往经典的注解，其中包括对历史中既成理论系统的理解以及对历史上各家注疏的吸纳、消化和回应。另一方面，在这一著作中，朱熹又对相关哲学问题做了独特的阐发，对儒家思想也做了新的推进。正是在史与思的以上互动过程中，形成了朱熹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