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通牒博弈(UltimatumGames，简称UG)是一个极度简化的博弈模型：一个提议者和一个回应者就交易中的m元收益价值进行讨价还价。提议者出价x元(0
博弈实验中的分配行为即在博弈实验中作为提议者的一方愿意将收益(如金钱、代币、文具等)分配给回应者的份额。 1.2心理理论的界定：
“心理理论”的概念最早是由Premark&Woodruff于1978年在《黑猩猩有心理理论吗?》一书中首次明确提出的。“所谓一个个体具有心理理论，我们指的是这一个体能将心理状态加于自己及他人。一个这样的推理系统完全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理论，首先因为这种状态是无法直接观察到的;其次，因为这个系统需要预测能力，特别是对其他有机体行为预测能力的支持”(Premark&Woodruff，1978，p.515)。此后，发展心理学家采纳并发展了这一观点，“心理理论”一词本身的涵义也随之更加丰富。目前，对心理理论比较:一致的理解是指，心理理论包括对他人信念、意图、愿望和情绪等心理状态的认知，通常采用错误信念任务(Wimmer&Perner，1983;Sullivanetal.1994;方富熹等，xx)作为儿童是否具有心理理论的指标。一般4~5岁儿童能够通过一级错误信念而3岁儿童不能，6~8岁是儿童二级错误信念发展的关键期(Wellman&Liu，xx;张文新，xx;王彦，苏彦捷，xx)目前，对于儿童获得心理理论的年龄已取得公认，认为儿童在4岁时就获得了心理理论能力。
但研究者们同时又认为，人们的心理理论并不是一个科学的理论，而是一个非正式的日常理论，是一个“框架性”的或基本的理论，所以常常把这种心理特点称为常识心理学或朴素心理理论(Henry&Susan，1992)。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趋势 2.1有关心理学的博弈实验研究
xx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丹尼尔?卡尼曼(DanielKahneman)和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的弗农?史密斯
(VernonSmith)将心理研究领域的综合洞察力应用在了经济学当中，特别是研究了在不确定状态下人们如何做出判断和决策。卡尼曼在不断修正“经济人”的基本假设的过程中，看到了经济理性这一前提的缺陷，也就发现了单纯的外在因素不能解释复杂的决策行为，由此正式将心理学的内在观点和研究方法引进了经济学。
目前国内对基于博弈进行的心理学方面的研究数量并不是很多，当前国内在博弈实验研究方面公开发表的文章主要集中在对国外相关研究的介绍上，主要集中于研究在博弈实验中影响儿童的分配行为的决策情景和在经济博弈中儿童的信任的发展及对在博弈游戏中儿童所表现的公平行为的影响因素的探讨。也有学者基于博弈论的矩阵博弈范式对大学生诚信、就业选择时诚信缺失、考试作弊行为等进行研究。另外也有学者将博弈论与道德风险、道德本质等结合在一起对其关系进行了研究(陆劲松xx)。国内有学者曾利用博弈问题探查了
儿童的同伴接纳类型与社交策略，该研究显示经济学博弈问题可以作为儿童社会化的较好测量工具(穆岩，苏彦捷，xx)。
有关学者研究探查了中国文化下小学三、六年级、初二、大学一年级四个年龄组学生在最后通牒(UG)和独裁者博弈(DG)中的经济决策行为发展。研究同时比较了个体决策和群体决策的差异。儿童在两个博弈中的提议金额都显示出公平和分享行为，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儿童在UG和随后进行的DG中的提议分配金额呈减少趋势。这个发现与以往国外研究结果明显不同。两个博弈的顺序对UG没有影响,但对DG有影响;儿童的个体决策和群体决策结果没有显示显著差异(朱莉琪，皇甫刚，M.Keller，牟毅，陈单枝等，xx)。郑璞、俞国良、郑友富(xx)等研究了利用信任游戏考察242位小学3～6年级儿童在经济活动中信任的发展状况，其研究结果表明:(1)在游戏中，儿童信任的年级差异显著，三年级儿童信任水平显著高于四年级，而四五六年级儿童信任水平逐渐增高;(2)在代表群体做出决策的情境下，儿童表现出比个体情境下更高的信任水平;(3)经济活动中儿童的信任存在性别差异，男生的信任水平要高于女生。博弈范式的引入则为研究儿童的公平行为提供了新的方法和角度。该文主要介绍了独裁者博弈和最后通牒博弈中儿童公平行为的发展趋势，并对已有的矛盾性结论进行了原因分析，探讨了公平行为的内团体偏差效应、公平的本质是意图公平还是结果公平、以及心理理论与公平行为的关系等问题。最后，该文指出今后对儿童公平行为的研究应充分考虑社会情境与社会认知能力的影响。
2.1.1儿童的博弈实验中的年龄效应
目前关于儿童决策行为的研究还很少，探查儿童决策行为发展变化的更有限。国内外关于儿童在博弈实验中分配行为表现的年龄效应所得出的结论不尽相同，还需要更多这方面的实证研究来证明是否年纪越大的儿童表现出更多的利他行为，更愿意把收益分给他人。Krause和Harbaugh(1999)以及Camerer(xx)认为研究儿童的决策行为将有助于回答人的自利和利他行为的先天性和后天性的争论，即人们的决策过程和偏好是遗传的还是习得的。
Murnighan和Saxon以幼儿园、三年级和六年级儿童为被试让他们分配糖果和一定数量的钱。他们设置了两个信息条件，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被试不知道别的儿童如何分，在完全信息条件下则知道。在分钱实验中，三年级比六年级的儿童出价少，在分糖实验中没有年龄效应。Harbaugh、Krause和Liday对二年级、四到五年级和九年级的学生进行了类似研究他们发现儿童在独裁者博弈中和成年人结果相仿。在最后通牒博弈中，二年级的被试出价最低，较大年龄的儿童出价较高。Camerer认为以上研究表明年龄越小的儿童，他们的行为比成年人更符合博弈理论的预测结果。也就是说，并不是后天经验使人更自利。人们的公平心态可能是从纯粹的自利行为(幼儿)，到严格要求平等(学龄早期)，再到具有宽容心的成年期。Camerer得出的以上结论是建立在较少的研究数据上，这个结论有多大的普遍意义还需要进一步求证。Takezawa等比较了6年级(11岁)和8年级(13岁)两个年龄组在最后通牒和独裁者博弈中的出价，结果没有发现年龄差
异。而Hoffmann和Tee的一项UG研究发现，当博弈对象是同龄人时，青少年的出价和成人没有显著差异。JoyceF.Benenson，JoannaPascoe，NicolaRadmore等人研究了在独裁者博弈中儿童的利他行为，他们的研究测查了处于发展与社会经济地位不同的儿童在独裁者博弈中利他行为的表现。在其研究中也发现尽管大多数儿童在很小的年纪就已经表现出利他行为，但是较高经济地位的年纪较大的儿童表现出较多的利他行为。
我国国内的研究发现从8岁到13岁的儿童，其UG出价呈下降趋势，逐渐接近18岁大学生组成人被试的分配方案。UG之后的DG实验中也显示类似的出价会随年龄的增长而降低的趋势。这个发现与国外同类研究不一致，后者发现儿童的出价随年龄而提高。该研究结果或许提示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对儿童发展的影响不同(朱莉琪，皇甫刚，M.Keller，牟毅，陈单枝等，xx)。
另外国外还有一些学者研究了在博弈实验中影响儿童做出利他行为或者公平分配倾向行为的其他因素。ToshioYamagishi，YutakaHorita，HarutoTakagishi，MizuhoShinada，ShigehitoTanida，andKarenS.Cook在其研究中指出在一系列的经济博弈实证研究中有的博弈实验响应者会拒绝不公平的提议，即使他的拒绝行为增加而非减少了不平等的可能性。(相对于最后通牒游戏60%-70%的比例来说，大概有30%-40%的比例)在这种情况下他做出的拒绝不公平提议的行为使他自己的所得降至零，并且他的不接受行为并没有影响到提议这种不公平分配的人。更为甚者，即使响应者不能把他对不公平提议的
2020年应用心理学专业毕业论文开题报告
